在《麻雀》中，军统铁血锄奸，而被戴笠命名为飓风队的这一支队伍，在上海刮起令汉奸们寝食难安的一股飓风。

锄奸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它同时是一个技术活。那么作为一名锄奸者，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侦察兵，他要确切掌握对手的行踪，并确保自己不被发现。然后他是一个绝顶的策划师，他要找到最巧妙的猎杀方案，确保万无一失。接着他可能是个金马奖的影帝，在看似一如平常的面孔下暗藏杀机，只等那最佳时刻的一击毙命。当然，他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勇士，有直面枪口的胆识，有以一敌众的身手。最后，他还需要一些上帝的垂爱，反击的子弹恰好贴着他的头皮飞过，撤退的路线又都要设计得刚刚好。而这每一关都必须环环相扣，稍有不慎，自身难保，满盘皆输。

小编以为这些人是内心无比决绝的人。他未必有一击即中，全身而退的把握。但他做好了国家已到危亡时刻，我辈只能奋不顾身的准备。

如果说，剧中勇士还会有编剧大人的笔墨渲染，那么那些70年前暗战在锄奸战场上的甲乙丙丁，那些默默无言的铮铮铁骨，是不是值得我们在今天作一次触动心灵的回首。

各位看官，闲话少说。本期小编要给大家说的是《麻雀》背后军统锄奸的真实故事，为大家解密那些早已远去的惊心动魄，再现那些纷飞过往的生死时刻。只听那黑暗中传来一声枪响，啪， 序幕拉开……

刺杀唐绍仪
在民国初一二十年间，唐绍仪可说是声名显赫，在政坛上极为风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举重若轻，唇枪舌剑，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干。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唐绍仪开始从政治上淡出。蒋介石上台后，他也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对政治似乎是不闻不问。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中山先生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绍仪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担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唐绍仪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连个小小的县长都做不稳，后来矛盾激化，被排挤出广东这块地盘。他原本志不在此，从中山县长任上退下来后，干脆来沪做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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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当局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的日军大小特务，纷纷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很快，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开了。

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土肥原来上海，想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出山做总统。那天，土肥原由唐的“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在上海落水，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仅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两人早在抗战前就有交往。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自然不敢懈怠，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监视严密。军统头子戴笠见到手下送来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动静。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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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严，家中保镖仆人众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暗杀之地。戴笠先后设计过几个方案，但均因种种原因作罢。后来他们探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对历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欢，一直不惜高价搜求。这正是天赐良机。

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谢是唐绍仪一个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绍仪处走动，这次也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安南门卫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坐定后，唐绍仪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趋前，脸上堆出笑容：“老爷，法租界难民中不少人带有值钱的古董，愿廉价出让。”又指着这几位“古董商人”说：“他们知道老爷喜欢，特选几样送来。恭请老爷过目。”说完，递过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唐绍仪手拿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一一仔细观看，连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开个价吧。”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算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扬长而去。

这只是军统行动人员的一次演习，以确保今后下手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几次下来，他们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亲自接待来访的古董商，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正是下手之机。

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风细雨，沉沉阴霾。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谢身穿蓝色西装，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尚有锋利的小钢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内。

一行四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不多时，唐绍仪下楼与来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口称：“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摆出一副鉴赏行家的口气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戚将军与倭寇锋镝对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这时，唐绍仪为缓和一下气氛，对站在一边的佣人说：“给客人点烟。”但房间内找不到火柴，佣人即出外去取，赵理君见时机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当唐绍仪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颓然倒下，当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让众人赶快出门上车，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口中振振有词，连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这般光景，也无疑心。他们紧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是6312号。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 （今乌鲁木齐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蓝色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凶手显然有备而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另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谢志磐家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但早已是人去楼空了。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又输血2000cc，仍不见效。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


刺杀王克敏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于亡国灭种的严峻境地。当此国难之时，无数仁人志士为保家卫国纷纷拿起武器，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投机政客王克敏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 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公开投日。王克敏此举一时间引起国人公愤，国民党军统局遂于1938年2月在蒋介石严令下展开了对王克敏的刺杀。

接到蒋介石命令后，戴笠便马上召集手下谋士开会，商讨对策。在与众人商议后，戴笠给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拍发了一封特急绝密电报，命其“速赴北平，即刻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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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戴笠密电后，陈恭澍一刻也没敢耽误，他当晚就带着天津行动组的人来到北平，找到军统北平站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齐庆斌等特务，商量暗杀王克敏的行动计划。几个人决定分头去打探王克敏的行踪。

第二天，陈恭澍便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钱庄老板，在北平城里四处活动。遗憾的是，陈恭澍几乎踏遍了整个北平城，均无功而返。

就在陈恭澍几乎绝望之际，他的一位老朋友张作兴向其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张作兴姐夫家隔壁住着一位姓武的退伍军官，其家中只有年轻的太太，无子女，有时还约张喝两盅。两人在一块，三杯酒下肚，话题就多起来，武某无意中说起有一位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的人，现在给大汉奸王克敏当警卫队长。后来，陈恭澍又进一步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位警卫队长虽然名义上是王克敏的警卫队长，但却是有名无实，仅为吃粮当差，看家护院而已，王克敏另有贴身侍卫二人，跟进跟出，警卫队长在其眼中就是一条“看门狗”而已，为此，这位警卫队长还曾在武的面前表示过不满。

得此信息后陈恭澍连叹上天有眼，他随即央求张作兴介绍其与武某相识。于是，在张作兴的牵线搭桥下，陈恭澍化名“越先生”，亲自备了一份厚礼，赴武某家拜访。武某见陈恭澍来访甚为感动，后经陈恭澍晓以大义，便开始对陈恭澍推心置腹。于是，陈恭澍便建议武某到那位队长的家里走一趟，并且约定下个星期五中午，他再来武家听回音。

在盼望和期待中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陈恭澍得到的答复却是那位警卫队长不敢下手。

就在陈恭澍等人一筹莫展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武某从警卫队长那里打听到了一条重要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喜多诚一见面。

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陈恭澍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还从军统天津站调来了几名杀手。

正式行动之前，陈恭澍又召集行动人员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陈恭澍布置说：“这次行动，我们共出动8 人，7支短枪，两部脚踏车。王克敏每次到煤渣胡同有两辆汽车，6名持有武器的随车警卫以及数量不等的日本武装宪兵。此外，煤渣胡同一带还有伪便衣巡逻队。我们8人中，6人担任警戒，2人行刺。当王克敏的车队到来之际，听我的指令动手。王克敏坐在第二辆车里后排的右边，车的前排还有一名警卫人员。”

说到这里，陈恭澍点上一支香烟，用力吸了两口平静一下情绪，然后开始下达命令：“整个行动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王文为组长，带上两名行动队员事先进入胡同，等王克敏的车进入胡同后，迎车而上，将他杀死在车上，然后骑上脚踏车撤退。其余人员为第二小组，组长王文璧，你们埋伏在胡同外，枪响后，马上用火力压制住王克敏的警卫人员，相互掩护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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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38年3月28日这一天，天气阴沉，阵阵北风卷起的黄沙更是将整个北平城卷在其中，军统刺杀王克敏的“东风”亦如期而来。下午，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各小组人员迅速准备就绪。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缓缓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

先前的计划是：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上一个卖豆腐的小吃摊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准备“戴上帽子”时，则表示可以举枪射击。此刻，陈恭澍发现目标后便起立，示意行动人员准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他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看到信号已发出，骑自行车迎面而来的两名军统特工便拔枪向王的专车猛烈射击。杀手兰子春共有四弹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击穿车窗，击中发动机，司机当场毙命。在这四弹中，一弹击中坐在后排的“王克敏”头部，另一颗子弹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王克敏”的右脚。陈恭澍遂下达了撤退命令。这次行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正当陈恭澍得意洋洋地准备向戴笠请功时，他却得到消息说：王克敏仅受轻伤，死的是一名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原来，按着惯例，王克敏一般都是坐在汽车后排的，但那天王克敏邀请伪临时政府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一起乘车前往喜多诚一处，为讨好山本荣治，表示对他的尊重，王克敏坐在了前排，而让山本荣治坐在了王克敏常坐的位置上。就这样，山本荣治中弹后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后身亡，不明不白地当了王克敏的替死鬼，而军统杀手射出的子弹中，只有一颗跳弹击中了王克敏的腿部，王仅受轻伤。

更为遗憾的是，由于刺杀现场日伪军警密布，几名军统特工虽然全身而退，但在枪战中兰子春腿部负伤，他乘脚踏车撤退的时候被日军军犬跟踪，终致与王文等四人遭到日军追击，经过激烈搏斗后被捕。王文和兰子春在狱中最后遭杀害。

事件的主人公王克敏虽然遇刺未死，自此开始对军统心存畏惧。日本投降后，王克敏更是坐卧不安。 1945年10月初，遵照国民政府的肃奸指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给戴笠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其立即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接到李宗仁密电后，戴笠带着一帮随从驾机抵达北平，经与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等人秘密商议，决定以“鸿门宴”形式逮捕在华北的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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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经过周密策划，戴笠借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原伪华北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公馆设宴，“招待”北平城里的原伪府特任级以上官员。

拖着病体还未到汪时璟的公馆，王克敏老远就看见马汉三在门口迎接，将络绎不绝的赴宴之人一一向戴笠引见。待又近几步，王克敏看着他的昔日同事和下属曹汝霖、王荫泰、齐燮元等人，一个个正在向戴笠摘帽鞠躬，点头哈腰，不禁心中一酸。神思恍惚中，王克敏跟随众人进入了公馆。不一会，戴笠开始清点人数，看着邀请的 50余人已大部分到齐，便宣布宴会开始。好不容易熬到宴会结束，汉奸们松了口气，正准备辞别戴笠回家，却见戴笠大手一挥，开始宣读名单，并说道：“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人犯，我们准备把你们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任何解释都是无用的，本人照章办事，不能做任何主张。 ”

戴笠说完，将目光转向了王克敏：“你现在有病，今天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心惊胆战的王克敏看到戴笠跟自己讲话，下意识地喃喃自语道：“这场……这场祸事，是我……我惹出来的。我……还是一起去吧。”听了王克敏的回答，戴笠倒颇感意外，只好顺势说道：“你愿意去很好。”

作恶多端的王克敏最终没有等来国民政府的宽恕，于12月25日，也即1945年圣诞节那天，在过度惊吓中病死于北京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另有一说，称王克敏在狱中畏罪自杀。姑且不管对他的死有什么不同的说法，汉奸王克敏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


刺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借口赴成都中央军校主持典礼，乘坐事先准备好的飞机飞往昆明，接触云南省主席龙云，希望龙云与他共同发动政变，龙云未立即表态，汪随即出走越南（当时称作安南）首都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发表“艳电”，宣称愿与日“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公开投日。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处置汪精卫。2月到3月初，从各地调动的特工分批抵达河内，组成工作组，以陈恭澍为工作组组长，主要行动人员包括王鲁翘、余乐醒、方炳西、陈邦国在内共9人，此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从旁协助、联络、运送武器。当时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法方为提防越南人民反抗运动，对持有武器者一律处以重刑，因此所有武器全部由拥有法国亲友的协助人员冒险夹带进入河内。同时，工作组也联络了4名当地华侨，通过各自的关系协助打探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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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两个月，工作组的任务主要是探清汪精卫住址，并监视其行踪，查证其是否有离开河内的意愿等。3月19日凌晨，工作组收到正式行动电报。

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位于高朗街27号，建筑坚固，围墙高大，墙上还安有保护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执勤，门内还有护卫人员和警戒。汪精卫本人终日闭门不出，工作组很难下手。此前工作组在准备阶段，也曾构想过几种制裁汪精卫的方式，如长于药物知识的余乐醒曾提出采取“软性行动”，即使用毒药达成目的，并为此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嗅的剧毒液体，但如何使汪精卫食入这种毒药则颇费思虑。工作组打探到汪家从一家面包房定了面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设想利用这一点，在送去的面包中下毒。然而，面包被注射入毒药后，瓤里很快出现了淡黄的斑点，这一设想只好全部作废。余乐醒又提出将一瓶可挥发的毒药放进汪家浴室中，借助洗澡时的蒸汽使汪精卫休克致死，但这一设想也终于不了了之。这些计策的废弃，归根结底是因为工作组没有在汪家的可靠内应，无法从内部策应，帮助计划的实施。最终，工作组决定采取硬性行动，袭击汪精卫的住宅。

然而，还未等行动开始，3月20日上午，当地华侨告知工作组：汪精卫乘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寓所，正在前往距河内90公里的丹道镇。工作组当机立断，即刻出发追赶汪精卫的汽车。待他乘坐的轿车终于出现在视线中时，工作组却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立刻拔枪行动，有人却主张先判明车中情况。考虑到如果伤及护卫汪的越南警察，可能会使事件演变为难以收拾的外交纠纷，陈恭澍决定加速超车，查看车中人员，然而，工作组的汽车刚一超过汪精卫的轿车，正欲回车拦截时，汪精卫一行却飞快地掉头返回。工作组立即回追，却在回程途中先被红河大桥前的红灯阻拦，后又遭遇交通堵塞，始终无法将他们追及到有效射程之内，最终只能铩羽而归。下午，工作组又接到华侨通告，汪精卫夫妇正在寓所门外草坪上争吵，于是立即出发，然而，不过5分钟之后，当工作组抵达汪宅时，大门外已经空无一人。

连续错过两次机会，工作组成员都十分沮丧，担心汪精卫已有所警觉，终于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当天夜里对汪精卫的寓所进行突击性强攻。21日凌晨，工作组开车来到高朗街附近，准备行动。正当工作人员从车上下来时，两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现，示意工作组立刻离开。工作组进退两难之时，在附近监视汪家的华侨魏春风及时赶到，用钱将两名警察暂时打发走了。工作组虽然感到已经露了行迹，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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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工作组分为三路，陈恭澍留在车上等待，另有两人在汪宅院外游走接应，王鲁翘等5人则翻过高墙进入院内。陈邦国用斧头砍开通向后院的房门，开枪吓退了闻声出现的保卫人员，其余4人飞步跃上楼去，按照事先侦察的寓所内情冲向汪精卫卧室。卧室房门紧锁，几人只得将门劈出一个洞，王鲁翘俯身向里查看，只见一白衬衣男子正慌忙钻向卧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经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还暴露在外。根据看得见的部分体形，加上先入为主的意识，王鲁翘立刻断定这就是汪精卫，于是连开三枪，将男子击毙。因为无法打开房门，再加上一路砍门、鸣枪已经惊动了警卫，几人随即撤退，分散逃离汪宅。然而，由于警车迅速赶到，在外接应的陈恭澍没能等到全部工作组成员，不得不匆匆驶离现场。

凌晨4点，回到住处的陈恭澍接到华侨的电话，得知被击毙的男子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曾仲鸣。工作组虽欲鼓起余勇再行刺杀，但糟糕的是，三名成员已在撤退途中被捕了。时机已失，事情已不可为，这次刺杀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后来总结认为此次刺杀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情报不准确。工作组探察到的高朗街27号与隔壁的25号是打通的，汪精卫夫妇将27号用于接待客人，实际上夜晚却住在隔壁的25号里，然而，工作组获得的情报、进行的侦察工作都没有探知这一点，结果使当晚临时借住在27号房间里的曾仲鸣误受其殃。

这次刺杀虽然未伤及目标，但依旧给汪精卫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内逗留。同时，云南的龙云也受此震慑，对汪精卫的态度由犹疑转为拒绝，汪精卫在国统区的云南成立新政府的希望就此断绝。此后，汪精卫只能前往上海，成为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傀儡。


刺杀张啸林
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

1938年与1940年1月两次针对张啸林的暗杀都被他躲过，此后张啸林整天待在家中，还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并在大门口安排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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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啸林不出家门，行动组只好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借故与张啸林争吵，将其格杀。林怀部击杀张啸林准备逃离张宅时，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


刺杀傅筱庵
傅筱庵，宁波人，1938年10月16日继苏锡文成为上海市长，在任期间帮助日本军队维持上海统治，破坏抗日，捕杀抗日军民。军统遂决定将其除掉。傅筱庵为人十分机警，加之在其刚就任时就遭逢过一次暗杀，故防范相当周密，很难得手。其寓所就在上海虹口，属于日军势力范围，强攻也不太可能。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傅筱庵的一个贴身佣人朱升联系上了军统，愿意刺杀此奸。1940年10月10日晚间，傅筱庵很晚才回到寓所， 11日凌晨，朱升用早已准备好的斧头将其格杀在床，随后在军统的策应下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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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号”爆炸案
1938年11月，军统得知上海日伪高级官员将于月末乘坐“天马号”快车由沪赴宁出席《日汪协定》签字仪式，乃由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全体出击，于11月28日晚间，在李王庙附近埋设地雷炸药于铁轨旁，29日上午，由沪至宁的快速火车“天马号”驶到此处，遂碰触地雷引发爆炸，列车颠覆，共炸死日军大佐2人，内阁专员2人，情报员多人，共计175 人。


刺杀陆伯鸿
20世纪初，陆伯鸿成为上海的华商领袖，1927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市政当局)的5名华人董事之一，是上海两个租界中最早的华人董事。1937年8月 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陆伯鸿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同意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吕班路住宅前乘车时，遭到两名伪装成卖桔子的男子袭击身亡，终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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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俞叶封
俞叶封，浙江杭州人，其在上海的地位仅次于三大亨。抗战爆发，他跟随张啸林投靠日本，为日军搜购军需物资。军统于是决定将其刺杀。1938年6月24日，军统策划了对他的第一次暗杀，但没能成功。俞叶封很爱听戏，针对他的这一爱好，军统在1940年再次策划了对他的暗杀计划。当年1月15日晚上8点过，在公共租界牛庄路，更新舞台花楼，军统特工开枪将俞叶封击伤。俞被送至仁济医院后不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