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怀着激动的心情没羞没臊地赞美它。这大概是我在夺命金和桃姐那一年之后看到的最令人惊喜的港产片，再努把力可以够一够我心中的旷世奇作《神探》。

首先，这是一部类型片，以犯罪和心理学为题材的惊悚片，惊悚片里的样板间——半吊子影迷们别拿“我一开始就猜到了医生就是精神病”或“医生精分”来说事（催眠大师也没少被人这么说），这些东西我都不用看电影光看海报就猜到了好么？既然是类型当然难免有套路，但一部优秀的悬疑或惊悚片总会让你感觉自己猜到了what，但是仍然好奇how，甚至后来发现what也不完全如你所料，这种被抻着的观影体验才是魅力所在。比如一开始你会以为是岳母出于报复一定会挑拨范国生再度发病大杀四方，然后你会觉得周明杰在治疗范国生的过程中自己中招，再往后你知道了哦原来范国生是周明杰精分出来的一个人格——等等，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分的？范国生存在吗？什么时候存在着那个真实的杀妻犯，又是从哪个时间点开始作为医生的分身？每一个桥段都似曾相识，又不容易一眼看穿，但又不会让人理解不了——我们惯常的判断总是被影片的发展不断扭折，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另一个熟悉的地方，但仍觉得这趟旅程是新鲜的。

然而，如果仅仅把它看做一个精分片，我觉得也未免可惜。“医生即病人”或“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是太常见的主题。从片尾字幕来看，这片子自陈的中心思想也无非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精神疾病所以我们要关爱他们云云。但我更愿意从周明杰封闭治疗范国生那段中间引申出另一层意思，即一个精神病人的反凝视。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也正是因为它在类型片范围里交出合格答卷之外，还可以在隐喻层面发展出一些超出类型的东西。

说精神病就不能不提到福柯，《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都已经详尽分析过疯狂或是其他越轨的行为是如何被理解、被分类、被纳入到不同的知识话语中去的。当我们对这些知识的岩层进行考古时，必须暂时悬置起“科学的”、“伦理的”、“法律的”判断，而是绕到这些知识外面去，以一种貌似更中立、但也更具意识形态批判锋芒的方式对待它们：把疯子当做先知、魔鬼、罪犯还是需要关爱需要治疗的病人，这些方式谁也不比谁更科学或更人性，它们只是不同而已，而我们只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精神病人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具有理性，不具有明晰的自由意志，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人。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是一贯性，而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以，你可以说精神病人占了法律的便宜，也可以说精神病人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们被治疗，被测试，被要求复查，被督促吃药。疯人古已有之，但如此这般的一个“精神病人”的主体却着实是被现代医学、法律、伦理中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制造出来的。周明杰的医生角色就是这样一个知识的权威，一个话语的制造者——当然仅在故事层面他是出于自己的执念才一再要治疗一个本不需要治疗的病人，而在隐喻的意义上，这样一个孜孜不倦、喋喋不休、过分热情、没完没了地“来，我就是要给你治疗呀”的医生正是现代精神病学制造精神病过程的拟人展现。其实无论医学还是法律，都很难给范国生一个绝对准确的判断和处置：放他，是因为他真的好了，还是因为他仅仅不那么危险？世上有一个真正治愈的——就是在疯人的世界走过一遭又跟它彻底一刀两断的——精神病人吗？还是病人已经是你们制造出来的？这不是疯了的周明杰无法正确判断病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具体个案受歧视、不被信任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精神病人曾经有或将来可能有病才不被信任、才被要求反复治疗，情况恰恰应该颠倒过来，精神病人被判定有病、被治疗以及所谓的康复及以后，这一切都是拜“精神病”这个概念所赐的结果。所以周明杰一定要去治疗范国生，哪怕“康复”也仍然是精神病学中需要考察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疯狂的世界彻底切割、回归正常。范国生也在跑步机上说出了那番经典的话：我已经康复了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假装的疯子、隐藏的康复者你才满意？这是一个悖论：精神病学到底要不要治好病人？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当然是，但实际上也不存在绝对的康复，而从哲学层面上更是恰恰相反——是这套话语制造精神病，是我们的文明需要精神病作为他者和阴影，是我们制造他们、再排斥它们以确证自身。

但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一个逆天的极品精神病，范国生说破了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他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个机制的奥秘，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已经可以说，这样一个被知识话语塑造的精神病主体开始了他的反凝视。他开始拒绝吃药。这个拒绝可不是一般精神病的拒绝——又是一个不可证伪的死循环：医生告诉你，你脑子坏了是无法判断自己有没有病的，而你若觉得自己没病，这种“抗拒”恰恰是有病的表现。可是范国生不吃药，并不基于“我好了我没病我不需要吃药”这种理由，而是彻底拒绝精神病话语的规训方式：没有治疗，没有药物，没有测试，我压根就不在乎我是个什么人或者你们把我当什么人，精神病人还是正常人，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好了，我就是这样了，我拒绝分类，我拒绝继续遵从你们塑造我的那一套手段——要吃药你自己吃！是的，吃药，就是你规训我的方式，我就是因为吃药才无法病愈，才无法彻底脱离“精神病人”这个范畴，现在我不玩了，我看出来了，可你呢？你还没看透“吃药”的意义吗？你还天真地以为这是个科学的治疗方式并且你想把我治好吧？在这一刻，病人主体似乎有机会冲破塑造他的知识话语，福柯附体般反过来掀翻尚未自觉的知识权威。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有病没病，他也未必能彻底抹除疯癫和正常的界限、未必需要彻底砸碎现代精神病学的知识话语，但是他，一个被建构的精神病，只需指出，这不是自然，不是科学，这不过是套话语，就足够实现反凝视了。

在封闭治疗的前一半时间，我可以猜到周明杰发疯，但还并不能猜到范国生是他的幻觉；而且，我甚至认为他不是幻觉还更好，医生和病人，两人实实在在、酣畅淋漓地大撕一场不是更妙？不是更能凸显反凝视的主题？接下来的发展让我有点小小失望：病人成了幻觉，医生是在自己治疗自己。但再继续，我又可以延续我的分析了：雨夜大巴是分界点，那时候彻底康复了的范国生选择自首，也是在那时候另一个范国生便是周明杰的幻觉。范国生的悲剧性在于，他很清楚自己好了，但也很清楚自己完了，他永远不可能回归正常人、理性人的世界，一朝为精神病，终身最多是个康复了的精神病。而真正实现了反凝视的（准确地说实现了一半）是作为幻觉的范国生，也就是周明杰医生自己。让我们回到那个原初创伤的场景。其实很难说他的精神分裂症是实实在在的生理的遗传，还是他自我压抑的结果：他有过那样的创伤，学医后又得知遗传的理论，因此压抑创伤、害怕得病，这一行为本身就成了致病的来源——又是一个循环的悖论。他的同行事后都认为，他若早点敞开自己也不至于如此下场；他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是分身范国生交给他那份母亲的材料的啊。周明杰完全了解这悖谬的病因，他又在分裂当中经历了医生和病人、治疗和抗拒，其实是他洞悉了精神病话语的秘密，所以最后他可以放下这套武器，抹除这条界线：

范国生：你相信我真的好了吗？
周明杰：我相信。

这一刻，周明杰的相信不是基于医学的判断，不是疾病/康复的划分，也不是简单的同病相怜，而是他能够真正站到精神病学之外，对一个活生生个体进行理解和判断。

但在别人眼中，这两个都是精神病啊。

到底，医生和病人，疯癫与理性的和解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