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恋题材真是百看不厌，比如这部《姐姐恋爱吧》。剧情很直接，第一集刚开始，28岁的实力独立设计师麦桐（邝晓彤 饰），借着酒劲儿，把22岁的新人平面模特陈一川（赖喜龙 饰），拽到自己家里，把人家给睡了。当陈一川以为自己是麦桐男友的时候，却被这个“翻脸无情”的女人否定了。成年人不需别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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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么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种资金两种利率、一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一些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一般就有权钱交易。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一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一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总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一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一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一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这种演变结果必然出现一批私人巨富。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当代“红项商人”本来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应当是一种过渡形态。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害怕失去所依赖的权力，也怕失去“寻租”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害怕改革向纵深发展。然而，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现在依靠权力集中了大笔财富的“红顶商人”队伍就要发生变化。他们失去权力的依托以后，其中没有经营能力的将要失去财富。有经营能力又能应变的，将由“红顶商人”转化为真正的商人。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也将会大量吸收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社会化企业。

（文/杨时旸）

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如今，这早已成为了一个众人皆知的词汇，更吊诡的是，这个词汇经过慢慢演化已经被涂抹上了浓厚的娱乐化的液汁，那些残忍又苍白的凶杀在被众多影视作品叙述之后，连环杀手渐渐在凶犯的本质身份之外衍生出了另一层奇妙的光晕，汉尼拔以及其他同僚们被描述为外表优雅，内心疯癫的行为艺术家。人们更乐于符号化地去认知这个特殊的群体，而很少有人去认真琢磨，“连环杀手”这个词汇的渊源，它像是一个天经地义存在的概念，用以准确无误地概括那一类特征鲜明的凶犯，但是，这个词汇的形成其实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心灵猎人》展现的就是这个过程。

作为一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FBI探员，霍尔登决定深入那些连续杀人犯的内心，“我们要防范他们，就必须要了解他们。”他这样说服上司，也这样说服自己。他和调查局里的搭档比尔-坦齐一起，利用他们去各地为地方警察授课的出差间隙，去往各个重型监狱，用录音设备和笔记完成了一组又一组采访。这种犯罪研究在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只是，时间回溯到当初，这行为几近惊世骇俗。那些连续谋杀多人的重刑犯通常被毫无争议地认定为疯子和变态，他们被封闭在这样粗暴简易的定语背后，被鄙夷，被排挤，被抛弃，被扔进监狱的深处，而这群人在机枪镇守的铁笼之内，却被狱友们奉若神明的膜拜，令人不解的是，监狱外还有更多的崇拜者向他们投寄书信，那些接连杀害多名女性的凶手，竟然也有着众多女人为他们寄送自己的裸照，表达爱慕，袒露欲望。人们不解，疑惑，发尽牢骚，但从未有人想着去探究这其中的原由——那些杀手为什么以特殊的模式，固定的节奏，费解的仪式进行无休止的杀戮，到底是怎样的环境塑造出了这些残暴又独特的凶犯，又或者这些杀手是否是生来注定。探员霍尔登对这一切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兴趣，近乎迷狂。

描述连环杀手的故事汗牛充栋，大都愈发戏剧化，他们乐于描述惨烈或者邪魅，但大卫-芬奇参与导演的这部《心灵猎人》选择了一种笃定得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沉闷的叙述方式，他坚定的反高潮，反猎奇，不重述任何残暴案件的耸人细节，从这种角度去看，与其说《心灵猎人》讲述的是有关连环杀手的故事，不如说，它更多的是在探究“普通人”和“变态者”之间微妙的，暧昧的，难以言说的缝隙和差别。

很多人觉得《心灵猎人》在气质上近似那部著名的美剧《真探》——同样是两个男主角的设定，彼此互补又相互牵制，在外人难以想象的残忍隐秘的罪案中重新回望自我——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相像，《心灵猎人》其实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与深渊对视，进而被深渊吞噬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男主角更多的是与罪恶相切，并未被真正淹没，他时刻知道自己应该处于的位置，也时刻明白自己与那些罪犯的关系，即便他经常去做一些另同事和上司匪夷所思的自选动作——为有恋物癖的杀手买了女鞋，为了击破对方的心理防线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这些其实只不过是策略，只不过在那个时代，于旁人看来，这些举动危险且扭曲。

更何况，这个故事也并非是一部真正的双男主角的戏码，温迪-卡尔——一位优雅又干练的大学女教授加入了他们，这是三人团队的成型就是对于连环杀手研究系统化的过程，资金的注入，高层领导的首肯将这一切变得更加制度化和合法化，他们无需再偷偷摸摸地利用讲课的缝隙去监狱里做秘密访问，而是可以正大光明的进行研究。

当然，这个独特的工作不可能不对这些参与者产生心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毁灭性的，尤其对于霍尔登而言，生活中的细节会为他的狱中采访带去灵感，而那些连环杀手的言语也会让他以另外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其中有个细节颇可玩味，霍尔登和女友缠绵，女友穿上了丝袜和高跟鞋，希望以一种与平时截然不同的状态挑拨情欲，霍尔登的手从女友的身体滑落到她的鞋子，突然停住——这个瞬间成为了一个绝妙的虫洞，让他突然从“正常”穿越进“反常”。他开始疑惑，觉得一切都模糊了界限，白天，自己在监狱里和一个连环杀手探讨着他独特的情欲指标，那些唤起他欲望的内容和物品，在他的归纳和想象中，那是属于失常者的，但他意外的发现，其实自己——一个正义的化身，一个正常的男人，一个不可能沦为连环杀手的探员，也会因为鞋子和丝袜而泛起相同的欲念。一切都轻微地抖动起来，变得莫测，不可言说，我们到底该如何界定常态和变态？有些指标是失效的，有些指标是臆想的，这让一切都更加复杂。他的工作初衷其实是立志于筛选出某种近乎犯罪基因和犯罪扳机的东西，但如今看来，那些失常者，变态者好像与正常人，普通人只隔着一层暧昧的纱，那个驱动犯罪的扳机难以揣摩。那个晚上，霍尔登从一场未能如愿的欢爱中失魂，掉落进了自己才知晓的漩涡。

通常而言，那些成为连环杀手的人们都有着破碎的人生，而这三个研究者，却也各有各的破绽和焦虑，霍尔登一头撞进了自己的执念；搭档比尔-坦齐的孩子患有孤独症；而看似桀骜的教授温迪-卡尔纠结于遮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们都努力掩藏着自己的秘密，把所有焦虑留在那间设在地下室的办公室外面。他们得各自寻找解救自己的方法，比尔-坦齐手中接连不断的香烟，温迪-卡尔在楼下洗衣房中默默喂养的小猫，都让他们得以短暂的喘息，而真正的主角霍尔登呢？似乎他只能向着漩涡的更深处游去，于他而言，暗处的诱惑大于所有世俗的乐趣。这过程当中，他也有过无法遏制的越界冲动，因为那位小学校长怪异的举止，他开始介入，最终，让对方以疑似恋童癖的污名被开除，而这一切毫无证据，只是来源于他多次采访连环杀手后总结出的某些经验和来自学校的闲言。这算是拯救，还是罪错？谁又有权利在一个人真的犯罪之前，就为他们定下刑罚？但如果你发现某个人的行为符合你对犯罪模型的一切研判，却只能眼睁睁等待着悲剧发生之后才能采取行动，谁又能承受这样的心理重压？ 这三个人处在一个暧昧的地带，接驳着光亮和黑暗，他们只能自己调试心理的阀门，不给黑暗吞噬，也不被光亮欺骗。

那是一个在飞机上可以尽情抽烟的年代，一个很多事情都尚未被命名的年代，一个人们还相信人心非黑即白的年代，霍尔登和他的两个搭档一起谨慎地为那一群凶残的杀手拼接心理模型，他试探着把那群人命名为sequence killer ——连续杀手，后来，一点点修正为如今广为人知的术语“连环杀手”，这个术语被偶然说出的瞬间，其实是历史性的瞬间。他们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在低垂的屋顶和苍白的白炽灯管下面，在缭绕的烟草和不停的争吵之中，开创了一个时代。

（本文首发《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