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这五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至今还记得在学校机房偷摸追路西法的日子。根本就没有上帝，或者说，人人都是上帝，所谓的天使才有的自我实现，其实无处不在。（无意冒犯）这五季放在一起就好像所有人的成长记录。生活中我们是如何看到自己的，也许大部分时候是从身边的人。我们从身边的人对待事情的态度和行为看到自己在对待类似事件时的反应和情绪，就好像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同时看到自己，这一瞬间似乎也是共情的瞬间。我们一边凝视着被投射在镜子上的自己，一边向镜子中的自己学习和借鉴。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玩世不恭，以自我为中心且掌管着欲望的Lucifer，引导人们看到自己心中最深处的欲望，却从不愿直面自己的内心；也会因为失去自己的能力、脆弱的一面被看到、认为父亲过于操控他的生活或是过于疏远他、没有爱人的能力而感到心烦或是慌张。但是来到人间后，在 Chole 身边慢慢学会保护身边的人、承担责任，学会分享，哪怕是分享自己的脆弱，也会因为爱上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好，尽管他并不愿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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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帕·诺一向以惊世骇俗的题材和影像挑衅着观众的容忍底线，今年这部新作没入围戛纳竞赛，而是去了相对低调的“导演双周”单元，依然引起了强烈的关注。相比起前几部大胆咋舌的作品，这部新作相对不太惹人反感，还意外地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部禁毒宣传片来看也未尝不可。影片开头就放完所有演职人员名单的做法算是有点不走寻常路，接下来采访形形色色的舞蹈表演者的场景带有强烈的纪实意味，很难辩识到底是真的采访还是虚构的台词，让观众误以为这是一部介绍舞蹈乐团的纪录片。无独有偶地，这部跟卢卡·瓜达尼诺的《阴风阵阵》一样，均采用舞者作为叙事的核心人物，而且都有发生在排舞室里的场景段落。这部作品有一个精彩绝伦、值回票价的序幕：在色彩斑斓的地下舞蹈室里，固定长镜头拍摄众多舞者轮番上阵，大显身手的比“舞”，配合着强劲节奏的音乐，制造出血脉喷张的气氛，再次让观众误以为是一场舞蹈比赛的现场实录。但当音乐停了下来，我们才发现这只是一次彩排，然后摄影机开始跟随着角色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舞蹈室里自由穿梭。如果不是影片开头提示这是一个发生在2006年的故事，很难从人物与环境感受到时代背景，这一点跟《阴风阵阵》里刻意渲染时代氛围感的表现手法不太类似。我反而觉得这部作品像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那部一镜到底的《俄罗斯方舟》，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镜头跟随着角色在博物馆/舞蹈室里逡巡，只不过这部《高潮》并没有用一镜到底的90分钟长镜头挑战观众的忍受力。尽管如此，这次的长镜头算得上是加斯帕·诺作品里最多最复杂的，最后那个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运动镜头算是一次效果不俗的大胆尝试，我觉得难度跟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里面那个3D长镜头不相伯仲。360度不停旋转、彻底上下颠倒的镜头设计让观众感受到剧中角色喝下混入迷幻药饮品后神志不清、精神错乱，乃至癫狂失控的情景，其后舞者们匪夷所思的自残、血腥、暴力、乱性行为的刻画算是导演一贯嗜好的重口味与恶趣味标志，不过这回导演似乎充当了一次禁毒宣传代言人，令观众彻底体验到迷幻药对身心的巨大危害，甚至对有子女的家长来讲更是当头一棒！也许是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缘故，我觉得影片的叙事部分略显单薄。灯光色彩、舞蹈和音乐的部分可以给满分，充分彰显了导演的作者标签特色，然而舞者之间的交谈片段和对白充斥着极其无聊的男性荷尔蒙色彩，互相嫉妒与勾心斗角的女人。人物角色的刻画也比较浅薄，酷儿角色的设计只是惊鸿一瞥，却遗憾地没有太多延伸。最关键是“舞蹈”这个要素没能给叙事情节上发挥出太多推进作用，或者产生任何联想空间，仅仅只是展示舞者的精湛舞技，实在有点浪费。这一点来看《阴风阵阵》反而做得比较好，撒旦献祭与舞蹈紧密相连，在影像上不断制造出惊悚悬疑感。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加斯帕·诺这部新作显得比以往要成熟些，逐渐摆脱掉以往过于沉溺的自恋意味，开始将作品的触角伸向现实世界，主动勾探出或有或无的社会意义，实属罕见。

这是关于成长的故事，虽然在国外，可也在我们身边，因为在成长里，希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青春在经历中消失，可过了青春期记忆却模糊啦！ 不过剪辑和导演的叙事风格，以及选的插曲等等对于 不专业的我们也就是听听。但可以烘托整个剧情，处理那当时的孩子的心理活动和大人们的差异，不理解等等，孩子需要陪伴，可现实里总会多少缺少些什么，我们都没办法避免

到头来谁也无法改变谁，变得只是时间罢了

提要：格里菲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近来愈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从报纸杂志广泛搜索历史资料，追溯到1920年代上半期的历史语境，认为对于“萌芽时代”的中国电影，格里菲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他的影片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中国人真正接受了电影，并视之为教育工具。格里菲斯不仅被当作电影艺术的楷模，也是为新兴的电影话语所打造的偶像，与好莱坞文化一起，被融汇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改良方案中。本文揭示了《赖婚》、《重见光明》等影片的成功，在启动电影广告、报纸影评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效应。在流通与诠解中，格里菲斯像一个炫目的影像舞台，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潮流，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的中介作用，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

　　关键词：格里菲斯 中国电影影响研究 形象中介

　　一、格里菲斯的历史与记忆

　　在192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影坛，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可说是光焰万丈。报纸常用“万人空巷，风靡一时”来形容其影片上映的盛况，甚至说“皆以竞映葛雷非斯之影片为荣耀”，明明是广告的夸张，却造就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曾几何时，像在好莱坞一样，他的名字在中国也沉入遗忘之河，成为历史往迹。正如安德森对于新旧大陆的地名研究所示，集体记忆与民族“想象共同体”相纠缠，或如福柯所说印刷物中历史记录的“见与不见”，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操纵。在20世纪中国，有关格里菲斯的集体记忆历经沧桑，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颠簸。在60年代的正统电影史中，他的名字是同美国影响一起被铲除的。陈立(1910—1988)于1971 年出版了《电影》(Dianying Electric Shadow)一书，被英语世界视作有关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但他对于格氏在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提到那部善意表现华人的影片《残花泪》(Broken Blossoms)时，不无困惑地说他不清楚该片是否在中国放映过。(1)

　　1993年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教授发表《情节剧再现与中国“五四”电影传统》一文，论述好莱坞与“五四”的密切关系，已是打破禁忌之作，石破天惊地提出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电影比“五四”文学要“现代”得多。(2) 该文提及格里菲斯在当时中国的盛况，当然对于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情节剧”(melodrama)，格氏也是主要打造者。在1996年郦苏元、胡菊彬的《中国无声电影》一书中，这一盛况得到了更为肯定的反映。(3) 特别近数年来，随着早期电影记忆不断出土，对于格氏愈加重视，资料挖掘也越趋细致，但不无遗憾的是，一般所依据的材料不外乎郑君里1936年《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的一段话。(4)其中对于格里菲斯在华上映的影片开列了一份可观而不全的清单，主要问题是说《赖婚》(Way Down East)在1924年春到中国，则弄错了时间。事实上是在1922年5月先在上海献映，后至天津和北京。虽然只差两年，但格里菲斯在中国走红，恰恰是在这两年。根据《申报》的电影广告，自1922至1924年间在上海各影院共上映了10部格氏影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婚》，前后映过5次;《重见光明》(TheBirth of a Nation)、《欧战风流史》(The Girl Who Stayed atHome)、《乱世孤雏》(Orphans of the Storm)、《孝女沉舟》(The Love Flower)各演过两次;《党同伐异》(Intolerance)是旧片重映;《最大之问题》(The Greatest Question)和《恐怖的一夜》(An Exciting Night)各演了三四天;而《残花泪》只映了3 天就被因故腰斩了。(5)

　　如郑君里所说，中国“爱情片”受格里菲斯的影响，这并无疑问，但我觉得格氏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1923年6 月《申报》首次刊出格里菲斯的照片，介绍他“为现今美国电影界最著名之导演家，亦发迹利用电影之鼻祖。当葛雷非斯研究活动电影时，公众以影戏为一种殿末之际余兴，以是屡排在杂玩歌剧之后”。(6) 这一看法至今不变。电影史家对于格氏的作品见仁见智，但对于他使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其实电影观念在中国也有这一“转变”过程，格里菲斯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20 年代初中国电影工业兴起及在实践中形成“导演制”，这跟观念上一致认识到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密不可分;而在新兴的电影批评中，格氏的作品成为衡量电影艺术的标尺。再回过去看1910年代，当西式电影院取代了茶园与“五分钱影院”，电影进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一次大战之后好莱坞迅速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电影市场也目睹了西方早期电影的发展，从滑稽短片、侦探连续片到长故事片，也终于带来了格里菲斯崭新的电影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电影，等于瞎子摸象，其经历可谓艰苦卓绝。

　　对于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关系，本文不局限于“影响”或“接受”的层面，而在一个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语境里讨论其意义。所谓“语境”意味着回到历史，但归根到底免不了一种记忆的“重构”，对于早期电影史来说，不得不偏重史料的发掘和细读，但另一方面影像离不开文字，也离不开书写传统，或许正是无声电影的主要特征。于是因文生象，缘影求文，本文从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来看格里菲斯及其影片，或许能为早期电影史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二、回顾1910 年代：周瘦鹃的《影戏话》

　　《申报?自由谈》自1919 年6 月起连载周瘦鹃(1894— 1968)的《影戏话》，至次年1 月刊出14 篇，大约是中国人最早谈论西方电影的文献，其独特的“文人”视角，不仅见证而且积极回应了世界电影那个从“余兴”到“艺术”的转变过程。约1914 年起周瘦鹃便经常光顾维多利亚(Victorian Theater)、奥林匹克(Olympic Theater)、爱普庐(Apollo Theater)等外商开办的影戏院，不仅嗜影成迷，还不断将自己喜好的影片写成“影戏小说”，在《礼拜六》、《游戏世界》等杂志上发表。《影戏话》历述他所看过的影片，按照侦探、滑稽、言情等类型逐一道来。作为以“哀情”小说成名的“礼拜六”作家，周氏最欣赏具有文学性的影片，对于那些以机关布景取胜或专搞笑噱的影片不以为然，且对于影戏院成为青年男女“情欲之夜市”也抱有顾虑，但他持开放态度，充分评估了那类影片的娱乐性。

　　经过数年的观察，他看到了世界上电影发展的趋势，于是加以鼓吹。《影戏话》一开头说：

　　影戏西名曰Cinematograph，欧美诸邦，盛行于十九世纪，至今日而益发达。凡通都大邑，无不广设影戏院，千余所至数十所不等。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7)

　　既提倡电影的教育功能，就自然产生发展本土电影的要求，相比之下，周氏感慨地说：“开通如上海，亦未尝见一中国人之影戏片与中国人之影戏院，……欲求民智之开豁，不亦难乎，吾观于欧美影戏之发达,不禁感慨系之。”(8)

　　将近1919年底，周瘦鹃在维多利亚影院看了格里菲斯的《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和《党同伐异》(他译作《难堪》)，欣喜不已，连续三篇《影戏话》都谈格里菲斯，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说《世界之心》：“情节布景，并叹观止。因深佩美国人魄力之伟，思想之高，即此一片已足窥见其国中文化美术之发达矣。”(9)又特别介绍了《党同伐异》的内容及其谴责政治与文化暴力的主题，热情称颂格氏的创作动机，即出乎对于人类的历史与命运的普世关怀。这么强调“思想之高”，对于他自己半年前提出的以电影“开通民智”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申述。此时格里菲斯使他惊喜，满足了他对电影的期待。周氏又特意指出：“其所制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不若侦探长片之以情节炫人，有非如却伯林、罗克之专以博人笑噱也。”虽然他非常赞赏卓别林和罗克，也专门介绍过他们，但在格里菲斯面前不惜把他们比下去，却表达了他对电影的新认识：电影不仅是娱乐，在表现思想方面具有潜力。

　　周氏进一步介绍说：“格氏杰作凡三：一曰《难堪》，一曰《世界之心》，一曰《国之产生》。其在各国影戏界中，已占最高位置。”又加以形容：“美国格立司氏，为影戏界制片健将，他人均不之及，如神狮登高长啸，百兽皆为折伏。”(10) 如此高度赞赏格里菲斯，固然转达了来自世界影坛的信息，也是基于他个人这些年的观影经验。他对格氏的“宗旨”的解说，所谓“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尽管笼统，却抓住了格氏影片生动刻画人物心理的特质，当然也蕴含着对于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认识，事实上是跟格氏的一系列电影技术的创新分不开的。

　　1910年代中期西式电影院不断增长，原先放映电影的茶园也随之消失。淘汰过程中有官方的干预，如1909年12月《申报》有一幅“禁止影戏”的图画，老城区内某茶肆开演影戏，因“男女混杂”，“大伤风化”等原因，遭到当局禁止。(11)另外《申报》在1912 年4 月刊有王钝根《影戏园》的短文，把影戏院描写成秽气刺鼻，万声嘈杂，混乱不堪。等他看完影戏跑出来，“回忆所遭，不啻游地狱归也。”(12)实际上文中讲的“污泥沟之西”的那个“破屋数椽”的“影戏园”，实即是称作“幻仙”的“五分钱影院”。从王氏所表达的厌恶之情来看，这类早期影戏院作为“余兴”的观念走到了尽头。

　　一次大战前后，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倾销地，西式影院居主流，这对于本土电影制作造成的冲击，其程度超出一般想象。电影史家十分重视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认为获得成功，并对于此后张、郑分手猜测纷纭，成了一个谜。确实作为故事片，在类型上在当时盛行喜剧短片、侦探系列片的影坛已属领先，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有其位置。但揆之实际，正如《难夫难妻》的广告强调它是“改良新剧”之一，严格地说差不多是舞台纪录片，首映于新新舞台，作为余兴节目来放映。我们不知道亚细亚是否同维多利亚等影戏院接洽过，如果有的话，结果应当是否定的。从那时英文报纸所登的电影广告来看，1914年间所放映的影片，除了其他类型之外，如《三剑客》、《安东尼与克莱欧佩特拉》、《旁贝城的末日》等长故事片已经出现。尤其像表现拿破仑英雄传奇的How Heroes Are Made, 是一部法国大片。广告这么写道：“该片全长五卷八百尺，煌煌巨制，展现拿破仑赫赫战功，由欧洲最佳技师在阳光灿烂之意大利摄制而成。”(13)周瘦鹃看了之后，激动不已，即把它转译成“影戏小说”，题为《何等英雄》，发表于《游戏杂志》。

　　如果说难以打进主流的西式影戏院的话，显然是技术上不过关。(14)周瘦鹃的《影戏话》老实不客气地道及这一点：“五年前，海上有亚细亚影戏公司者，鸠集新剧人员，映演《黑籍冤魂》，及短篇趣剧多种，剧中妇女，仍以旦角乔装为之，装模作样，丑态百出，情节布景，亦无足观，不一年而消灭，持较百代、林发诸大公司之影片，正如小巫之见大巫耳。”(15) 《黑籍冤魂》由张石川导演，出品于1916年，拍摄方法与《难夫难妻》差不多。周氏这样的评论有点势利眼，却反映了他的先进视野，在当时难为可贵。

　　在此后的五六年里，直至1921年《阎瑞生》、《红粉骷髅》及《海誓》三部长片的问世，中国电影处于沉默状态，那些先驱者包括郑正秋(1888—1935)、但杜宇(1897—1972)、管海峰等，逐渐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复杂的体系，只能无师自通，通过观看外国电影来“偷”学门道，而世界电影的突飞猛进，更使人眼花缭乱，其探索之途也显得更为艰难。此时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传统的“影戏”观本身、新剧与电影之间都经历着交锋、互动与融合。

　　《影戏话》中还有一些材料可照亮这一时段的某些盲点，本文难以细述。在他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已经蕴含着电影从余兴到艺术的认识。尽管出自一种文人的视角，代表了那些先驱者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影坛的不算太晚的回馈，《影戏话》的可贵之处在于那种世界视野，成为本土电影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在20年代初本土电影出现时，周氏热心为之推介，在他主持的《申报》副刊及在《半月》杂志上开辟“影戏场”专栏，在推动早期电影批评方面，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商业与政治：格里菲斯与广告战

　　1922 年5 月20 日《赖婚》的广告出现在《申报》第一版上，从此开始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好运。电影广告已有了七八年历史，从来和戏剧广告挤在一起。《阎瑞生》首映时，做的广告算得上风光，但绝不能跟这回相比。(16)片商似乎看准了格里菲斯的中国市场，在广告上不惜工本，富于挑战的是出自中国人经营的上海大戏院。广告冠之以：“空前绝后世界第一佳片”，更详加介绍该影片原为文学名著，其歌剧在美国屡演不衰，接着说：

　　至一九二十年世界著名制造电影剧大王葛莱福氏特编为影戏，用广流传。其摄演时间费十足月之功夫，用费达美金八十万有奇，片长一万二千尺，分作十一大本，工程之大，实为影戏界之创闻。片成第一次演于纽约第四十四马路大戏院，名流闺淑，争往参观。普通座位每位售至美金十元，而观者均叹观止，且连演十四月之久，无夕不满其座。后英法各大城市各戏院相继映演，每演有万人空巷之慨。世界影片之受人欢迎者，当以此为最。……

　　这段广告六百余字，从悲剧情节、拍摄优美一直到“弱女子”(尚未提丽琳?甘熙[丽莲?吉许]之名)超绝之表演，美轮美奂，无以复加。所谓“空前绝后”在英语里相当于sensational，或thrill之类的词语，常出现在外商影戏院的广告里。上海大戏院的业主为粤商曾焕堂，此人非等闲之辈。1917年5月上海大戏院开张时，在英文报纸上登的广告规格和花样也前所未有，后来维多利亚、爱普庐等影院也纷纷仿效。

　　外商不甘示弱，到次年卡尔登影戏院落成，号称设备是世界一流。到六月公映了《重见光明》，这是一部老片子，但公认其对于电影艺术贡献甚巨。卡尔登也大打广告战，在中西各报都做了预告。在《申报》虽然没有登头版，但也占整个影戏版三分之一强，破费应当不小。它看上去大气得多，不像《赖婚》的广告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读来费劲。右上角有一幅图，是三K党战马高昂，标题是“惊天动地之美国历史影片”。说明文字也有数百字，字体大小不等。特别用粗体标出：“演员：一万八千人;战马：三千匹;布景：五千幕。”

　　相对于《赖婚》的爱情片类型，《重见光明》的广告以“历史”作号召，声势浩大，更用好莱坞做大旗，显出外商的强势地位。粗体字还说卡尔登与美国数家电影公司签了合同，凡那些公司“所出之名贵影片，皆由本院独家开映”。还列了一串大牌导演明星的名字：格里菲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 1889—1977)、陶葛拉斯?范朋(道格拉斯?范朋克，1883—1939)及其妻子曼丽?毕克福(玛丽?璧克馥, 1892—1979)，在曼丽的名字之后打了一个括号，特地写上“美国电影界最富最美丽之女伶”。这个名单里当然少不了由于《赖婚》而一夜成名的丽琳?甘熙。

　　《赖婚》和《重见光明》都引起轰动，票房十分成功。这场广告战对于本土和好莱坞之间的竞争模式来说颇具寓言性。从当时实际来说，自三部中国长片出世之后，影情高涨。电影广告破天荒上了头版，意味着电影在中国登堂入室，身份一下子尊贵起来。事实上中国电影在此后这两三年里也卯足了劲，乘势进取，一日千里。新的电影公司，新的影片，新的影院，如雨后春笋，形成与好莱坞之间的竞争与消费模式。在半殖民上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条件下，本土电影一方面遵守游戏规则，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利用本土资源，竭力开拓空间，至1924年底《孤儿救祖记》问世，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初盛景观”。(17)

　　本土电影迅速进入竞争体制，像好莱坞一样，明星等电影公司都有出租业务，而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纷纷进入外商影院。1925年初《电影杂志》的一位作者欣喜地说：“年纪老大而无大进步之商务书馆影片部之《松柏缘》，及长城公司之处女作《弃妇》，居然能得各大戏院之赏识，先后开映于卡尔登及维多利亚，外国戏院开映中国影片，以兹为盛。是亦自制之影片之进步有以致之，亟可喜也。”(18)但有的不以此为然，犀利地说：“国人托庇于租界，仰鼻息于外人管理之下，内心已有所愧，若犹引以为荣，求外人一言之助，真不知自处于何等地位也。”(19) 其实两位作者都出自爱国立场，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对于本土片来说，进入大戏院不仅体面，还因为票价高，分润也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正因为连映于各影院，包括爱普庐、恩派亚、卡德等外商影院，获得巨大的资金增值。对于郑正秋等人来说，这是打破好莱坞垄断、收回“利权”的问题。在1925年元旦，乘《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之际，明星公司在《申报》的贺岁广告中堂皇宣言：

　　年来美国电影几将光被全球，回顾我国，未免暗淡无华。同人不敏，爰创明星，经之营之，瞬将两载，“编”、“演”、“摄”、“洗”、“印”、“接”、“写”、“剪”，已能全不假手于外人。而《孤儿救祖记》一片，竟承“江苏省教育会”特予表扬，又承各报，奖誉有加，开演以来，评无虚日，虽本公司之荣，亦中国电影界之好现象也。惟同人未敢一得自封，发扬我国艺术，挽回我国利权，此责此志，愿与同业共勉之。

　　胡菊彬在《影像国族》(Projecting a Nation)一书中把1920 年代称作中国电影的“商业民族主义”时期，(20)颇能概括当时的特征。的确像明星自称电影制作的“独立”性，对于民族电影来说固然至关重要，但所谓“全不假手于外人”，也不无反讽的意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本土电影不免文化杂交的特质。如Andrew Higson在一篇讨论“民族电影”概念的文章中指出，在欧洲各国好莱坞已渗透到大众想象与民族文化中，因此在声称“民族电影“时，应注意到其定义的具体内涵。(21)尤其在20年代初中国电影起步时出现追求“欧化”的倾向，甚至像《电影杂志》的主编李怀麟认为，电复印件来就来自欧美，因此“当然要让为欧美，我国不过是步武后尘，处模仿者的地位罢了。”(22)最明显的莫过于一连几部片子，包括《孤儿救祖记》在内，都“模仿”《赖婚》中台维追爱娜的情节。

　　某种意义上中国电影“民族主义”源起于这时期的“商业”广告，诉诸文字的魔力。如上面用引号特意标出的“编”、“演”、“摄”等八个字，极有表现力。每个字代表一个独立的制作部门，意味着本土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的成熟。当本土电影兴起时，好莱坞文化也翩然而至，迅速成为都市的日常消费。在报纸和杂志上，对于好莱坞所发生的一切都津津乐道，包括介绍如何花样百出地做电影广告。然而中国人青出于蓝，在电影广告中大打爱国牌，不消说中国人开的影院，如1923 年3 月14日的《申报》电影版上，几乎用半版篇幅大字标出：“华商沪江影戏院”，映演《新南京》等国片。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外商影院，如1923 年1 月31日属雷玛斯的新爱伦影戏院，在开映商务印书馆的《孝妇羹》时，广告特意标出：“破天荒”、“中国自制影片”。在上映中国影片时，也以国片作为招徕。

　　外商这么做，当然是商业手段。在上海影院中，新海伦档次较低，像这样的广告诉诸本土观众的爱国之情，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基本的电影批评和消费模式，在当时已经形成，那就是一般电影观众一边热衷于西片，一边对国片充满期待，尽管说比不上西片，但总会说在中国电影的“萌芽时代”，能拍到这样已经不错。正如《申报》上有人写道：“观客心理，皆受‘中国自制片’之吸引，颇表欢迎，不愿下苛烈之批评，以阻制片者之兴味，使幼稚之中国影片，复堕于沦落之地也。”(23) 也有人说像商务拍摄的“初期的作品”，“如果没有‘自制品’三个字，恐怕一定是无人光顾”。(24 )

　　在这样竞争与消费的吊诡模式中，中国电影的最大焦虑、最成功之处，在于能保持观众对国片的期待，而首要条件是提高电影的地位，使之成为都市文化的中心，使观众不断扩大，也只有这样本土电影才有生机，连那些《难夫难妻》、《红粉骷髅》等影片都可以从库里请出来，在各影院轮流放映，实现资本的回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正需要一个有关电影自身的寓言，于是格里菲斯应运而至，而中国电影瓜熟蒂落，反过来借了格氏的东风。

　　四、格里菲斯与电影公共话语

　　1922—1924年，电影为印刷资本主义启动了新的活塞，一时间报纸专栏和杂志，包括专业性质的如《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等纷纷见世，还有大量的消闲刊物如《游戏杂志》、《礼拜六》等，它们早就在鼓吹电影。这些报纸杂志为不同的读者开辟了不同的公共空间，但在很大程度上互通声气，形成了电影话语，而格里菲斯是共同打造的奇观，犹如一个话语坐标的中枢，其纵横脉络错综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又交织着种族与性别、影像与文学等议题。

　　《申报》的电影版面尽管相当有限，但在这两三年里，由于电影突然变成时尚，却出色担任了启蒙的任务，迫不及待地要给中国人补课。除了配合影院做宣传之外，主要是介绍好莱坞的电影文化，连载《美国电影新讯》、《影戏事业之述评》、《影戏发明史》等，甚至对于《影戏与犯法》、《影戏界天才与技能》之类的论文也加以介绍。更大量的是有关好莱坞导演、演员的生平履历，配上他她们的照片，从艺术特色到奇闻轶事，从个人品格到服饰、化装、旅游的癖好。这无疑在构筑好莱坞的神话，使之成为都市梦想的一部分。

　　格里菲斯的影片在上海映演的数量之多，其声誉之隆，好莱坞中无人可比。但他的名字并非绝对卖座，如他的后期作品《恐怖的一夜》只上映了3天，也没有评论，简直毫无反响。的确，格氏在中国所引起的迷狂，多半与《赖婚》连在一起。这期间在《申报》的电影栏中，关于格里菲斯的介绍，配有照片的，前后有两次，当然另有他的电影理论等。而有关女主角丽琳?甘熙(Lillian Gish, 1893-1993)的照片前后出现5次，连男主角李嘉?白率尔姆斯(Richard Barthelmess, 1895-1963)也有4次之多。

　　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固然是他本人在好莱坞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从消费角度看——也是过剩，即在格氏身上生产精神上的剩余价值。在中国场景里，他甚至被称作“圣”者，头上平添一轮光环，虽然与他一同胜出的是甘熙和白率尔姆斯。在这三位一体中，他的光芒不免为身旁的甘熙所掩盖。

　　称格里菲斯为“圣”者的是程步高(1906 —1966)。他的《葛礼斐斯成功史》连载于1924年的《电影杂志》上，开场白说：

　　葛礼斐斯有世界第一电影导演家的尊称，而在导演界中，又为老前辈，堪与之敌者，只有今日的名导演殷葛兰姆氏(Rex Ingram)。而在电影史上，又是一位重要人物。盖因格氏出世，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竟进而为美国的第五种大实业，又进而为世人的普遍嗜好，更进而为高深的艺术，想发明者爱迭生氏，亦所不料。自《赖婚》一片到上海后，格氏之名遂大嘈于沪滨，而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25)

　　文中提到格氏的竞争对手殷葛兰姆，饶有兴味。在好莱坞导演中，殷氏也是一把好手，专拍历史加恋爱的巨资大片，他的《卢宫秘史》、《儿女英雄》等片先后在上海放映，好评如潮。然而在格氏面前终逊一筹，以至《电影杂志》为他做了一次专评，抱歉地说因为“偏爱”格里菲斯而冷落了他。但中国的影评家也自有理由，有的认为凡能在殷氏影片中找到的，在格氏那里应有尽有，但格氏的风格更为明快紧凑，更使人回肠荡气。这或许跟格氏擅长表现善恶分明的主题有关，在思想性方面更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葛礼斐斯成功史》细述了传主的思想和艺术，但超出了电影之外，读上去像一部“成长小说”。文中叙述格氏如何起于微末，追求理想百折不挠，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天才洋溢，也奖掖后进，循循善诱。这跟当时宣扬好莱坞文化的目的一样，不仅要树立电影的崇高地位，更在于传播普世的价值，有益于社会改良和青年的成长。

　　正如程步高所说，“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这一时期在理论方面，电影是一种高尚而复杂的艺术，已经成为共识。对于什么是电影，几乎人人都有一套见解，即使没有提及格里菲斯，凡谈到先进的摄影技术或表现技巧时，也有他的影子在。的确，在与好莱坞之间强弱悬殊的竞争条件下，中国人表现了一种艺术的热诚。如1925 年《影戏世界》的《发刊词》所表达的，影戏是“世界语言”，并宣称一种含有人类“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格里菲斯的持续影响，从田汉(1898—1968)在1926年的演讲可见一斑。他说：“近来影戏的大进步，就是格里菲斯的发明，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他更举例讲解了“特写”、“淡入淡出”等五种手法。(26)这个例子或许印证了美国学者汉森(Miriam Hansen)所说的“白话现代主义”，意谓好莱坞的经典叙事通用于全球，给上海无声电影带来了解放的动力。值得赞赏的是她强调在“白话现代主义”接受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感知”或“集体感官机制”的层面，(27)这或许是我们早期电影研究中需要加强的环节。但我觉得如果深入探究具体的“感知”方式，可发现这种“白话现代主义”常常是变形的，甚或是个幻象。

　　用“白话”来翻译vernacular一词就是一种问题多多的变形，对“白话”不妨作一种误读的话，我们会有趣地发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文言”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传统经典扮演了生动的角色。像田汉那样的“五四”作家，在解释格氏的“两面的描写”即类似“蒙太奇”手法时，把《红楼梦》里一边是黛玉焚稿，另一边是宝玉成婚的描写用来作例子。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申报》上《赖婚》的广告：“看此剧如看中国小说红楼梦，越看越有味。”这出现在影片上映的最后两天，片商似乎找到一种更能吸引观众的修辞，很可能来自观众的反馈。在这里“如看”是一种暗示，并非把《赖婚》比作《红楼梦》。事实上在对格里菲斯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首先经过感知层面的一番融化，并通过翻译的表述，而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刻印处处在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格里菲斯不至于面目全非，却会附带一些别的东西，其实无非是“中国制造”的印记。20年代的影坛几乎是“鸳蝴派”的天下，单看影片译名就可见文言的势力，也透露出该派的文化趣味与意向。如The Love Flower(爱之花)被译成《孝女沉舟》，爱的信物被转换成一曲家庭伦理的颂歌。另如TheGirl Who Stayed at Home，直译为《居家的姑娘》，然而被译为《欧战风流史》。历史加恋爱是一种吸引观众的配方，因为前面已映过《赖婚》和《重见光明》，现在通过片名把格氏类型化，借以包装观众的记忆。这部片子在北京映演时，则译成《闺里月》，更有京派特色，出自唐诗“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隐隐以战乱的背景作衬托，其中未始没有现实的关照。

　　《申报》上最早的影评也跟格里菲斯大有关系，卡尔登影戏院在放映《重见光明》时，玩了个花样，即征求观众的影评，结果第一名评论在报上刊出。写影评一般通过回忆，当诉诸文字时，如果出现误读的话，就引起感知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这种普通观众的评论属于一种公共论坛，也成为报纸与影院之间不同空间的纽带。于是会令人联想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到“国族想象”一词，究其根源与安德森的论述“想象共同体”一书有关。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深植于地域、语言与历史记忆之中，而现代报纸和小说的流行，更促进了对于国体的想象建构。(28)我觉得好奇的是，“想象共同体”是否能和电影分开?即如20年代初的上海，电影成为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帜，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以“挽回利权”为号召，发展本土电影的集体诉求与新的国族想象连结在一起。在影院与报纸的不同的公共空间怎样互通有无?在上海的半殖民的特殊环境里，电影所引起的国族想象又怎样卷入五放杂处的复杂性?格里菲斯的影片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这篇得奖评论说：“最后结局，朋恩与爱理斯，菲力与茂兰，皆成眷属，作者颂之曰：Peace and union, one andinseparable, now and forever.”意谓‘南北本一家，合众共和寿绵绵。’观之吾国南北二局，骚扰终年，和议无成，不知何年何日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耳。”(29)在这里“重见光明”被巧妙挪用，发生在新大陆的历史被搬到中国的场景，虽然渴望中的“光明”是将来时态。这种由观看电影而产生的“想象共同体”，在感知的层面上展开，极其生动。另外是那句英语句子引自影片结束时的字幕解说，原文开始是Freedom，是“自由”之意，但作者把它写成Peace，由是在翻译中“自由”就没有了。应当说作者的记忆有误，在文字表述时被那种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所主宰，才造成误读。

　　一般认为《重见光明》由于歌颂三K 党，有种族歧视的缺陷，由此格氏备遭批评。然而中国观众爱国心切，对这一点更是误读，并没有理会影片中对黑人的歧视表现，看到南北战争所引起的联想是当时的民国军阀割据以及中国要受外国列强“共管”的威胁，因此看到白人组织三K党振臂一呼，大为振奋。如另一篇影评说：“黑人之凌虐白人，无以复加，但白人蓄意报复，暗养精锐，遂组织三K党，党员达数千人，于是力斥黑兵，风声所至，民气大震，乃恢复国有之自由，观乎吾国，外侮频仍，共管之说，日有所闻，而吾国国民尚如酣梦未醒，故此片可作当头棒喝。”(3 0 )

　　卡尔登在《重见光明》之前，就已经放映过格里菲斯的《残花泪》一片，也涉及种族问题。《残花泪》讲一个中国青年与美国少女之间的恋爱故事，其中的英国人却野蛮不堪。少女被其父虐待致死，中国少年遂开枪打死其父。在当时美国电影中，中国人通常被描绘成裹小脚、抽鸦片，龌龊邋遢，丑陋不堪，一向引起中国观众的愤怒。格氏在1919年摄制此片时，已经吸取了教训，塑造了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中国人。报纸上《残花泪》的广告说片中的“中国人，性极仁慈”，借此作为卖点。《申报》也刊出一篇短评，最后议论道：“尝见外洋舶来之影片，凡描演我国人民处，泰半排在盗薮恶党之列，而此《残花泪》一片，独能演出高尚纯洁之恋爱，诚不胜荣幸之事耳。”(31) 那时的影评还不署名，但这种本土观众的意见，不仅对于格里菲斯在中国的形象大有帮助，而片中扮演中国少年的男演员白率尔姆斯也深得中国观众的欢心。

　　《残花泪》预定连映一星期，然而到第4天广告宣布停演，只是说：“昨据该院办事员云，现因特别原因，故不再续演。”所谓“特别原因”，据后来透露，是因为片中描绘的英国人穷凶极恶，上海的工部局禁演。后来运到香港，也为香港当局禁止放映。(32) 这大约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官方检查而删除的例子。其实片中中国少年与美国少女之间“高尚纯洁之恋爱”，照学者Gina Marchetti的研究,(33)在深层心理上正表现了“黄人”与白人之间的性关系方面的禁忌，格里菲斯当然也不敢逾越。但对2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看到的虽是表面也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

　　数月之后，《申报》刊出芮恺之一文，使我们知道《残花泪》在第一天开映时，他看到中国少年开枪打死那个恶父时，处于强烈的民族情绪，感到痛快，觉得“大可为吾国扬眉”。又说到在当天夜场放映时，这一幕被剪去，情节因此不连贯，使观众莫名其妙。到第4 天就停止放映了。“据闻系外人干涉，因其中所描写恶父为英人，盖玷辱国体，凡为国民者，皆欲加以攻击，此亦与吾国人有同样之心也。但愿以后映演关于华人之影片，能表同样之厌恶心，不复加以讪笑，则幸甚矣。”(3 4 ) 这段话很有意思，放映中止大约是由于英国观众看了觉得“玷辱国体”，他说爱国心人皆有之，只是希望以己度人，尊重别的民族，不要在电影里丑化华人。

　　总之，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起，格里菲斯厥功甚伟。在确立电影艺术的现代性方面，他使中国影坛产生了定力，带来了竞争的动力。同样使中国人倾倒的是他的人格魅力，由是被打造为一个文化偶像。他本身像一个炫目的语言指符的影像舞台，随着各种背景——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变换，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既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热情，又激发起民族主义的意识。至于格氏对于中国电影的具体影响，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35)虽然我觉得不仅是在“爱情片”方面，像《重见光明》等影片深具历史维度，或许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具有某种长远的影响。

　　Griffith 的中文译名极不一致。本文行文使用“格里菲斯”，凡引文中出现的译名均依照原貌。本文是作者在2 0 0 6 年6 月份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联合举办的“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发言论文，会后适当做了一些补充校改。

　　注释：

　　(1)Jay Leyda(陈立), Dianying Electr ic Shadow (Cambridge and Mas s The MIT

　　Press , 1971), 32.

　　(2)Paul G. Pickowicz, “Melodramatic Repr es 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 th Tradition

　　of Chines e Cinema”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s, 1993).

　　(3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48 页。

　　(4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98 页。

　　(5 )具体放映记录《最大之问题》，1922 年2 月19 — 23 日，上海大戏院;《赖婚》，1922 年5 月22 — 29 日，上海;《赖婚》，1922 年10 月6 — 23 日，上海;《残花泪》，1923 年2 月9 — 21 日，卡尔顿影戏院;《重见光明》，1923 年6 月25 — 31 日，卡尔顿;《欧战风流史》，1923 年8 月15 — 19 日，申江大戏院;《乱世孤雏》，1923 年10 月1 — 7 日，卡尔顿影戏院;《党同伐异》(即《专制毒》)，1923 年10 月18 — 2 1日，上海;《党同伐异》，1923 年11 月2 — 8 日，申江;《赖婚》，1923 年11 月9 — 18日，申江;《孝女沉舟》，1923 年12 月26 — 29 日，卡尔登;《赖婚》，1924 年2 月10— 17 日，申江;《赖婚》，1924 年2 月18 — 24 日，沪江影戏院;《乱世孤雏》(1921)，1924 年4 月1 — 7 日，上海;《恐怖的一夜》,1924 年4 月28 — 30 日，卡尔登;《重见光明》，1924 年5 月5 — 11 日，上海;《欧战风流史》，1924 年6 月25 — 27 日，沪江;《孝女沉舟》，1924 年7 月31 — 8 月3 日，上海。

　　(6 )《申报》1923 年6 月2 日，第17 版。

　　(7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8 )《影戏话》(2 )，《申报》1919 年6 月27 日，第14 版。

　　(9 )《影戏话》(11 )，《申报》1919 年11 月18 日，第14 版。

　　(10 )《影戏话》(14 )，《申报》1920 年2 月12 日，第13 版。

　　(1 1 )《申报图画?本埠新闻》(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12 )钝根《影戏园》，《申报》1912 年4 月29 日。

　　(13)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September 8, 1919), p. 4.

　　(14 )参见杜云之《中国电影史》第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11 页。

　　(15 )《影戏话》(1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16)约在1922 年底《申报》上的电影广告逐渐与戏剧、医药广告分离开来，参见李道新等《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当代电影》2005年第2 期，第6 9 页。(17)这里用陆弘石的说法，参见《中国电影史1905 — 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 页。

　　(18 )青民《上海影话》，《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1925 年2 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二)，第3 8 5 页。

　　(19)同(18)，第583 页。

　　(20)Jubin Hu, Projecting a Nation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before 19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26.

　　(21)Andrew Higs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inema” ,Screen 30. 4 (Autumn

　　1989), 39.

　　(22 )李怀麟《编辑室灯下》，《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第1 页，见《中国早

　　期电影画刊》(二)，第4 6 7 页

　　(23 )中义《中国自制影片谈》，《申报?本埠增刊》1924 年7 月25 日。

　　(24 )楼一叶《中国影戏谈》，《最小》，第53 号(1923 年6 月13 日)。

　　(25 )《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 9 号(1924 年5 月— 1925 年1 月)。

　　(26 )李涛《听田汉君演讲后》，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498 —499 页。

　　(27)[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当代电影》2004 年第1 期，第44 — 51 页。另参见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1 期，第29 — 34 页。

　　(28)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 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New York Verso, 1991.

　　(29 )杨次咸《观〈重见光明〉感言》，《申报》1923 年7 月5 日，第18 版。

　　(30 )志中《观映〈重见光明〉后之忆述》，《申报》1923 年7 月3 日，第17 版。

　　(31 )《观卡尔登之〈残花泪〉记》，《申报》1923 年2 月21 日，第21 版。

　　(32 )三三《与乃神谈葛礼菲士之七片》谈到《残花泪》：“此片于去冬映于卡尔登，不数日即被工部局禁演，嗣至香港，亦为港政府干涉，未得开演。”《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号(1924 年5 月)，第4 页。见《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一)，第3 2 0 页。

　　(33) Gina Marchetti,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ur 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 ity of California Pres s,1993), p.10.

　　(34 )恺之《电影杂谈》(二)，《申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18 版。

　　(35 )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9 — 390 页。书中对于格里菲斯情节剧与中国早期爱情片的悲情叙事作了专章讨论。

　　——原载《当代电影》2006 年第5 期。

小学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大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又看了一遍书。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又找出来看了一遍。这部十多年的电视剧放到现在来看，竟然一点也不过时（额，我不是指服装）。

以前我很喜欢妹妹佳音，觉得她特别有意思，一口京片子，对人对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自由洒脱。现在重新看这部电视，却对姐姐佳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她只不过是一个27岁的平凡普通的女人。容貌一般，才情一般，身材一般，和这个世界上最普普通通的你和我一样。大部分普通的男女的恋情都或多或少地有“将就”这两个字在里面，因为我只能找你这样的，你也只能找得到我这样的，所以只能我们在一起。别人太好了，看不上我。

而就连这个普普通通的万征，37岁的高龄男人，一样看不上佳期。而佳期也陷入了这种不服感带来的“深爱”怪圈。你越不爱我，越看不上我，我就越爱你，越无法自拔。一副滚刀肉的架势，特经得起伤害。后来万征在前女友身上栽了个跟头，回头向佳期求婚的时候。佳期才恍然大悟，把自己一直卑微上赶着的感情给扭正回来了：原来只是征服欲作祟。当初那个不要脸不要自尊的自己是在干嘛呢？

廖宇又年轻又帅，他对佳期说：你这样的资质，平时基本很难得到我这样帅的人的追求吧？佳期当时嗤之以鼻，是因为他说的是事实。在她的生命里，男朋友对她爱理不理，唯一对她表示好感的还是一个油腻的有老婆的台湾老板。虽然她一样看不起这个油腻的台湾人，却不肯明确拒绝他，一半为了工作，一半为了自己。不管对方多么糟糕，被人喜欢的感觉总是开心的，可以在深夜寂寞的时候安慰自己不是一文不值的，也有属于自己的魅力，虽然并不太明显。

姥姥对佳期说：你都27了，如果你和廖宇在一起，他读完书出来，你都31了！我都不敢往下想。

姥爷说：佳期你得留一手，别动感情，非要动的话就动一点点，这样比较容易不受伤害。

佳期笑。对呀，她都27了。女人的黄金年龄就要过去了，按理就应该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好好生活。就算遇上真正的爱情又怎么样？就算动了感情又怎么样？难道你忘记了你已经27？

佳音说：我年轻我可以等。

佳期想了想说：我也可以等。

" 都是插曲.你跟他在一起那是,你们的插曲,我跟他在一起,那是我们的插曲,人呢,不到死那天,就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主旋律 。”

佳期都知道，虽然大家都告诉我们说动什么别动感情。

但是tmd管它呢！

27岁的女人又如何？难道我要等到60岁再去寻找我要的爱情？

佳期说：我并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我也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

无独有偶地，跟查泽雷一样，巴里·詹金斯也是一位具有作者意识的导演，而且他的个人风格比前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追求商业娱乐的好莱坞也算是稀有动物。《月光男孩》可谓奠定了他独特风格之作，当年更获得“黑人王家卫”的外号，至于这种称谓是褒是贬则是见仁见智，毕竟王家卫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月光男孩》之所以获得成功，有几方面因素，段落式叙事令每个故事的展现空间不大，却有利于他标签式的气氛营造与美学建构；另一方面，无疑是他对黑人种族话题的强烈关注，这一点相信才是当年在奥斯卡上以黑马姿态击败《爱乐之城》的真正原因。

这部新片同样包揽了以上两个要素，然而这次他处理得不尽人意。简单地说就是完全沉浸在个人风格里，陷入过度抒情的泥潭里无法抽身兼顾叙事。本身这个剧本的表现空间就很有限，缺乏《月光男孩》里面那些夺人眼球的黑人同志身份认同等破格话题。透过剧本表达爱情足以对抗针对黑人的不公现象并非行不通，然而导演一直在肤浅的故事表层原地打转，却无意深入探究社会原因，点明美国其他种族对待黑人的歧视根源，实在相当可惜。很多个场景都可以单独挑出来作为美术及摄影教程，色彩与服装设计，台词与剪辑技术酝酿着极其暧昧的情绪，缓慢的节奏更直逼欧洲大师级艺术片质感。然而，这些场景组合起来后却无法制造叙事上的惊喜，逐渐沦为孤芳自赏的风格炫耀。詹金斯手上可把玩的似乎只剩下这些瞩目的作者标签，却无法像《月光男孩》那样，炮制出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黑人自省作品。

世界有的角落，仿佛被上帝遗忘了。

比如John一家的农场。

这里不是一派祥和的英国农庄，而更像颓垣败瓦的第三世界，坐落在常年寒风呼啸的高地。荒凉，死寂。

John在奶奶的责备声和父亲的使唤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晚上下酒馆买醉。回家吐一地后第二天接着被奶奶责骂，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

奶奶年迈，在家洗衣做饭；父亲中过风，双腿残疾。John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他像一头牛一样麻木而寂寞地在土地上卖力，除了喝酒和约炮，其余时间都陷在这没有指望的日子中动惮不得。

随着产羊羔的季节临近，父亲无视儿子的反对声，聘请了一名帮工。Gheorghe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找上这偏远的农场可想他在多少地方碰过灰。

两人初次见面John轻蔑地喊对方“吉普赛人”，让Gheorghe一下提高了戒备心；还说“这破地方，你肯定想回罗马尼亚了吧”。这种存心不想对方好过，是小孩子面对“入侵者”的典型心态，可见John心智有多不成熟。Gheorghe深知人离乡贱，没跟John过多计较。

两人收拾行李上山跟羊群待去了。Gheorghe给羊接生的时候，John只会交叉双臂一边观看，一边讲些酸溜溜的话。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不交流。

当John第N次喊“吉普赛人”的时候，没想到一直忍让的Gheorghe冲上前去把John扑倒在地给了他点厉害看。John吓坏了，不是因为被警告，而是刚刚两人快触碰到鼻子的亲密距离，让John的心脏狂跳不已。

John学乖后，行为收敛了，眼神变得鬼祟。他会偷瞄给小羊喂奶的Gheorghe；他的手受了伤不让Gheorghe看……他在躲避Gheorghe，然而视线总是不争气地被吸引过去。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微妙的变化，但是有人看出来了。

Gheorghe夜间外出小便之际，John像鬼上身撞邪一样跟着出来，眼神直勾勾地盯着Gheorghe。下一秒，Gheorghe笑了，他是不相信巧合呢，还是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总之John一碰他，两头野兽就厮打了起来。这一仗不打不行，否则何来身体接触？男人和男人之间是通过粗暴的身体碰撞而不是甜言蜜语来表达“我要”。

发生了性关系后不代表感情马上升华。第二天晨曦中，Gheorghe等John开口说点什么，那头蠢货只顾狼吞虎咽地吃早餐；Gheorghe看他哆嗦递上自己的手套，John也不领情；两人只要有眼神接触，John马上躲避。这一切，一如他的性格，Gheorghe选择默默接受。Gheorghe在等，等那个人grow up。

羊群中一只小羊冻死了。Gheorghe二话不说，掏出小刀，开始肢解小羊。John不安地看着整个剥羊皮的过程，纳闷他到底要干什么。Gheorghe把剥出来的羊皮整理好，抱出另一只幸存的小羊，接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Gheorghe给小羊套上了那层羊皮，像一个妈妈给孩子穿棉袄。

John看着“穿棉袄”的小羊，笑得跟个孩子似的。我认为这里是本片最重要的转折。如果说之前John只是被Gheorghe的外表吸引，那这次John是彻底爱上了Gheorghe。他的笑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像孩子对妈妈一样，他对Gheorghe产生了依恋。John眼中的小羊就是自己，Gheorghe给了他保护，温暖和爱。他的笑也像孩子对妈妈的回应：他感到被爱和幸福。可以说John注定要无可救药地爱上Gheorghe。

那如何确定大家的关系呢？John除了知道释放原始冲动那几下功夫，其他一窍不通。Gheorghe眼看干着急也不是办法，只能亲身启蒙这个笨小孩。在小茅房的这一夜，Gheorghe躺在John身旁，眼神坚定地看着对方，亲吻John那只受伤的手；John眼神不再躲闪，勇敢地接受了Gheorghe的柔情。慢慢地，两人的嘴像两块磁铁吸到了一块。

John有没有接吻的经验，不知道，但是从他既害怕又渴望的表情看得出，这是他第一次深情地吻一个人。

从山上回到农场，年轻人把生产和娱乐热情延续，长辈们虎视眈眈。这天两人回家得知John的父亲二度中风入院。短暂的欢乐戛然而止。John无助地看着躺在病床昏迷的父亲，奶奶要他担起责任，不能再胡混下去。John从那天后变得消沉，退化到Gheorghe出现前的状态。他又开始无缘无故地发脾气，Gheorghe选择在他身边默默分担。

John带上Gheorghe去酒馆借酒消愁。John试探Gheorghe的去留意向，肯定他还会留下来帮忙，John松了一口气。但这马上牵扯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两人的前途未来。Gheorghe有点摊牌的意味，John害怕实现不了承诺，加上家庭压力，靠那几杯酒根本不顶用。John躲进了厕所，做回从前的自己，与里面另一个陌生男子放纵来暂时逃离现实……

Gheorghe发现后怒不可遏，转身离去。此时的John还烂醉如泥。

Gheorghe走后，John彻底打回原形。出院回来的父亲连口齿都不清了，还依旧使唤John，不给好脸色看。John真的觉得这样的生活忍无可忍了，但是一轮发泄后，还是继续走回老路。老路虽可恨，但已习惯了；新天地广阔而未知，才是真正的恐惧。

最后是奶奶的一句话点醒了John：“难道你想像你爸爸那样吗？”

童年时母亲跑路后，父亲选择一人扛起家庭和农场的重担，最终压垮了自己，熬出一身病痛陪伴终老。奶奶的话是为了阻止孙子重蹈儿子的悲剧。

这天天气和暖，John陪父亲外出散步，抓住机会向父亲敞开心扉。这可能是烂泥扶不上壁的John第一次向父亲争取，也是向命运抗争：“我必须找他回来。回来后，我希望这里变得不一样。”对父亲，话只能说到这里，实则憋在心底的话是：“我要把我爱的人找回来，我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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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象征是阴暗-父权-坟墓。父亲受到精神和健康的双重打击是农场走向衰败的病根。父权的威严继续以农场的存在压在John身上，吸干了他的勃勃朝气。生命在这里只有凋零。

Gheorghe象征光-母亲-爱。篝火光，灯火，烛光，Gheorghe的出现都伴随着暖光背景，暗示他的出现就是为John驱散灰暗。

Gheorghe忠实可靠，担当照顾者，也就是母亲的角色。John每次用嫉妒又渴望的眼神偷看Gheorghe照顾小羊，无形中在为自己填补心中缺失的母爱。还有John的孩子气，也需要Gheorghe如母亲般的包容。

插个话，我也想过像Gheorghe拥有成熟魅力的男人怎么会喜欢一个好像还没戒奶的大男孩。吸引法则这件事很难说得清楚，也许Gheorghe喜欢的就是John身上那些无法名状的可爱之处。John喊“吉普赛人”不过是隐秘的昵称，如果真心嫌弃你，懒都懒得瞄你一眼，还会花心思搞小动作吸引对方注意力？还有一个细节，John见Gheorghe第一眼时就暗暗骂了句脏话，这不是讨厌，而正好说明他心里有鬼，潜台词就是：“靠，来了个帅哥，完了完了……”这样看，Gheorghe眼中的John还真是挺可爱的。

关于爱。Gheorghe在荒山上对John说过一句话：“这里很美，但很孤单，不是吗？”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包含了多少含义：他来到John的家乡，熟悉了这个艰苦的环境；接触了John，明白到他的心酸和孤独。John听出来了， Gheorghe是那个可以走进自己内心的人。

在父亲住院那段最低落的时间，家中的餐桌会摆着插花和啤酒等John回来，接着Gheorghe端着做好的晚餐走出来。这时John会惊喜地发现，生活原来不只有寡淡的水煮土豆，还可以有精致的意大利面。是Gheorghe用爱浇灌，使美好生活的憧憬得以在John贫瘠的头脑里生根发芽。

父亲和奶奶也是爱John的，不过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爱在心口难开”的传统长辈。当大家都被生活压得只剩一口气，用来说爱实在太奢侈了。

结局的最后，亚当和亚当重返伊甸园。从John决心去找Gheorghe那刻起，他已告别那个只会用不停吃东西来回避对话，遇事只会退缩的男孩，逐渐成长为能够说出内心渴望，敢于面对失败的男人。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源自爱。

有爱的地方，才能活出人样。

有爱的地方，就是上帝之国。

四个女仔三个bar，Holly一个系soli。故事到最后，四个女仔都揾到咗自己嘅Mr. right！港剧的大团圆结局永远都在。

不过在剧情发展到后面，Giselle确实让人很迷。可能是编剧想突出她的单纯和害羞？其实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就是自己心挂挂的那一个网友了，M31同Black Angel。但Giselle就是不愿意承认，如果说是玩情趣还能理解，但是后面童年朋友的出现，她总是要在Quinton面前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也差点让Holly变成自己的情敌。其实这些情节完全没必要，是想学台湾偶像剧的强行狗血吗？不过还好在最后的结尾他们终于由UFO的领路而走在了一起。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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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晴太白痴，白痴到想弃剧，两颗星一颗给王后，一颗给夕雪，机车美美酷到爆。节目组就不能换个口红？演员都是一个色。男二女二角色真是差爆了，不征求别人怎么想的，一心想着拆散晓晴和东山，富二代宏光这气量… 脑残莉莉只知道怎么附和宏光，闺蜜晓晴的想法不考虑？仗着是对晓晴好，做法多么招人厌恶。还有宏光是你抢了人家爸爸还 不让人家东山相认。

连环杀人案件改编失败案例。

看得出来，导演不想流俗，回避了所有反转、惊吓、刺激等商业套路，想营造出真实无力的恐惧感，可惜没有抓住恐惧的源头和正邪冲突的根本，导致一切都很扁平，演员对着毫无洞见的剧本干使劲，演得非常好，但就是像在看表演大师班。

这个案子的原型其实非常丰满，一、变态护士杀人犯十几年杀了上百人，二、医院体制为自保成为帮凶，三、正义护士反击前两层。最有力的抓手是医院体制这条线，这也是案子本身最令人无奈和胆寒的地方，为了避免缠上医疗官司宁可包庇杀人犯。

女主身患心疾需要工作续医保，杀人犯出现后对她无微不至分担工作获取了她的信任，当女主得知了真相，她必定要做出选择，不顾病情（性命）也好、不惜丢了工作也罢（医保，还是性命），都没有，她的做法像一个正常的好人，不像电影角色，步步为营地做着好人好事，和杀人犯只靠着3个月的“交情”对线，和院方毫无相互掣肘，不免显得过于单调平淡。

杀人犯的动机虽然原型就从未交代过，但也只能往医院上靠，因为没有人阻止，所以他利用了这些人的恶作更大的恶，哪怕证据确凿也能肆无忌惮多年，而在人命和饭碗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还冠冕堂皇的那些人，比他还要可怕，这无疑是促使他杀了400多人（估）最大黑手。

总之，网飞这把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