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恐怖片《凝弑 》嗯…两幅诡异的画下却隐藏着更可怕的秘密！变态画家在创做上遇到瓶颈了？只能靠虐杀情妇激发灵感了？哎…怎么说了，此片故事上还是差了点意思…变态父亲画家的特殊嗜好？！真的挺…恶心的啊！（狗血剧情啊…有没有！）所以，也难怪人家要报仇了，我觉得，这...  (展开)

    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1995年，以俄罗斯犯罪头子卡拉索夫为首的黑帮用武力接管了法国里维埃拉的卖淫业务，安娜（洛安·沙巴诺尔 饰）就是其手下妓女之一。来自贫困的村子安娜12岁时被母亲以500美元卖给了卡拉索夫。
      2010年，安娜联合同为卡拉索夫手下妓女的吉娜（加布里埃娜·怀特 饰）、乔、玛利亚（塔蒂安娜·帕杰科维奇 饰）展开了反抗行动。她们雇佣了弗兰克·马丁（艾德·斯克林 饰）为其开车，并绑架弗兰克父亲（雷·史蒂文森 饰）逼弗兰克唯命是从。她们干掉了卡拉索夫的会计师图根，从图根的银行保险箱里得到了账本。她们用麻醉剂迷倒了卡拉索夫的合作伙伴里奥，用下了买药的香饼迷倒了卡拉索夫的合作伙伴尤利，凭借他们的指纹和账本上的密码夺取了他们的钱财然后转到卡拉索夫账上引发黑帮内杠。最终安娜的三个女同伴阵亡，安娜枪杀了卡拉索夫并独夺得了3.2亿美元的巨款。
      一个月后，安娜通过转账分给3个女伴的家人各7500万美元，分给弗兰克和其父亲各1000万美元。
      飙车的场面和不错，利用甩尾撞开消防栓水龙头和从机场通过飞机与航站楼的连接通道冲进候机大厅的镜头印象深刻。为了拜托警察的追击换成后直接炸毁原车也是酷毙了，只是这样做能收回当司机的成本吗？
      肉搏戏就普通了，男主肉搏的时候明显开挂，虽然充分利用道具的格斗有港式成龙武打的影子，但动作不够流畅有点假。
      合格的爆米花电影，情节紧凑无尿点，男主和其父亲的颜值OK，四个女子的大长腿夺人眼球，但故事硬伤太多。
      作为男主的座驾的奥迪，男主父亲依云矿泉水销售代表的身份，广告宣传很明显。
      前三部的主角杰森·斯坦森拒绝出演该片，因为他的片酬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1.被绑架的少女 仍是Dennis，Patricia和Hedwig主导意识，认为不经苦难的少女毫无价值，献祭给Beast借此契机使之现形，然而Beast只在《思裂》现身两次，一次因全名恢复本性，一次因Casey的伤痕累累恢复平静。 David从《思裂》媒体曝光得知Kevin为人格分裂者，其中包括野兽人格Be...  (展开)

《八月》已经上映了。和同档期的庞然大物《金刚》相比，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光环并没使得这部小成本文艺片获得排片上的优待。《金刚》已经拍过若干版本，在雄厚资本的支持下，今后《金刚》仍将是一座不断被挖掘的金矿。而《八月》只是一名文艺青年的私密记忆，但看完这部电影，相信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中看到过去的自己。

《八月》最早不叫《八月》，曾经的片名叫《昙花》。片中小雷和邻居们围着院子里一盆昙花争先恐后合影的片段，也真实地扎根在导演张大磊的童年记忆里。张大磊在90年代初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家属院里长大，据他回忆，那个年代的大院邻居们熟络得仿佛一大家人，放学随便敲开一家人的门就可以吃饭。在国有单位改革的浪潮下，父亲开始跟随剧组远行，做教师的母亲也常常不在家。于是童年的张大磊也和小雷一样，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家中的窗前孤独地发呆，听着街坊邻里的各种声响细细地传来。

想想如今高速运转而人情冷漠的社会，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像张大磊一样的人如此怀念着八九十年代。电影的英文片名叫《The Summer Is Gone》，意为“夏天过去了”，就像《甲方乙方》里著名的那句感叹：“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昙花灿烂一时，无奈转瞬即逝。

张大磊最终还是决定把《昙花》这个名字改掉，就叫《八月》。和《速度与激情》《极限特工》之类绞尽脑汁将商业元素最大化地塞进篇幅有限的片名里不同，“八月”是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名词，连“昙花”的象征意也被剥除了。它只是平实又琐碎地记录了一个小男孩的暑假，简简单单，几乎看不出什么导演技法，也没什么情节和情绪上的起伏，连张大磊自己也觉得很难为这个故事写出一个梗概。甚至，《八月》对于那个年代亦没有施加任何感评判，既无控诉，也没颂扬，它像昙花的开放一样，过去便是过去了。

【一次对集体时代记忆的打捞】

《八月》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人口流动性增加。导演选取的时间段是男主角小雷“小升初”的暑假，而毕业后的假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悠闲，叙事也随之变得流水账一般。每天小雷的生活都百无聊赖，或者在阳台上偷看住在对面的好看的姐姐，或者在街坊邻居家的大孩子圈外徘徊，或者跟着父亲学游泳、捉蛐蛐儿。他的腰间总别着父亲给他亲手做的双截棍，似乎这样这个瘦小羞怯的男孩就能从心理上更接近偶像李小龙一点。

90年代是中国摇滚盛行、流行金曲涌现的时代。在激荡的大环境下，摇滚乐手用最简单直白的旋律和歌词宣泄胸中苦闷，他们对国家变革不甚了了，也不愿意参与严肃的话题讨论。学生时代的张大磊也曾经是摇滚乐的狂热追随者，对未来迷茫的他决定去俄罗斯留学，一呆就是六年。他开始写一些没人敢投资的剧本，直到他决定自己出资，请了身边的朋友做演员，才拍出这部一鸣惊人的《八月》。他的电影和摇滚乐一样，简单，直接，心无杂念，沉浸在自己心里的小天地里。那是一种面对时代浪潮的无力感，无论是谁都将被裹挟其中，如今回忆起来，就像做了一场潮湿的梦。

《八月》里的场景大多是真实存在的，许多在电影拍完不久后就拆了，比如那个放《亡命天涯》的老影院。《八月》剧组很小，总共也就二十来人。他们像一小撮崇尚复古生活方式的恋旧族群，聚到一起完成一件致敬时光的事，片中许多道具都是剧组人家里留存的老物件。张大磊平日没事时就喜欢去各个老小区转悠，那里似乎还保留着90年代的气息。《八月》里的每个画面、每个声响都源于导演对生活本身的细腻感知，比如邻居做饭的声音，收音机里的评书声，电视里的动画片声，隔壁孩子的练琴声……这些也都是张大磊记忆深处的声音，那个时代的声音丰富而有层次，不像现在都混作一团。影评人亵渎电影在评价《八月》时说，“用耳朵听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响。”这些声响连带着德彪西、拉威尔的古典乐，和《你在他乡还好吗》等“年代金曲”，从听觉上为影片架设起一个多维立体时空，那是“一个时代的肌理”。

《八月》从小雷的视角出发，但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或许父亲所代表的一代人才是电影的真正主角。在影片结尾，张大磊像阿巴斯一样突然从电影本身间离出来，录像带里的父亲正跟随剧组向远方走去，黑白了100分钟的画面也一下子变成彩色，好像心情也瞬间有了光彩。片尾字幕写“献给我们的父辈”，《八月》中的父亲身上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不单单是一个小男孩的片面的目光打量，这才是电影最能打动我们的地方。

【一场对经典电影语言的回溯】

《八月》从男孩小雷的视角出发，去窥视成人世界的复杂困惑，这让我们想起了杨德昌的《一一》。和很多新导演面面俱到的企图心不同，张大磊敢于取舍，他决定给自己的电影最大程度地做减法，很多支线情节如三哥犯了什么事，三哥的父亲遭遇了什么，制片厂改制的具体流程等等，片中都只有只言片语的呈现，符合一个孩子的视点。影片整体情节都十分洗练，情感也极为克制。据张大磊透露，他原本已经拍好了包括父亲打架在内、三哥的自白等诸多“激烈”戏份，最后还是决定剪掉。于是父亲那场对着空气无声挥舞着拳头的戏，已经是片中唯一的情感出口。

张大磊的微博ID叫“特磊弗”，显然是在向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旗手弗朗索瓦·特吕弗致敬，他也不否认自己的作品风格受到了台湾新浪潮运动的深入影响。包括一些欧洲导演，如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也给了张大磊很多灵感和启发，他发现这些导演的手法与他想要的东西不谋而合。特吕弗认为生活是散漫而没有连续性的事件的组合，因此选择以琐碎的生活细节代替戏剧性情节，《四百击》里那个漫无目的在街头和海边游走的安托万，和《八月》里的小雷有着一样迷茫空洞的眼神。

影评人本南丹蒂评价《八月》“气质纯钝无锋，神华内敛”，徐元则称电影“寡淡如水，波澜不惊，但沁人心脾”。在去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的最终角逐中，《八月》面临的对手《一路顺风》《再见瓦城》《我不是潘金莲》《树大招风》皆有明星阵容，且导演技法鲜明。但最终却是《八月》以绝对黑马之势，成为了笑到最后的赢家。评委会主席许鞍华曾向媒体直言，在评委内部的最后讨论阶段只剩下《八月》和《再见瓦城》两部电影，最终更为“丰满和完整”的《八月》打动了大多数评委，许鞍华更称尽管所处环境不同，但《八月》里的故事令她这一名香港人也同样感动。在张大磊的固定长镜头里，夏天里郁郁葱葱的呼和浩特，竟有了些南方小城的味道。

作为一部在商业院线里夹缝求生的艺术片，或许不抱任何期待地看《八月》便是最好。你越想期许点什么，越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但那股淡然的情绪，没准儿三天都萦绕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