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studio
从纸上到路上是一个“迷人”的主题。阅读是一种特定的行为，使我们居一隅，伏一案。那些在我们心里留下过痕迹的文字都是借由我们的眼睛进入了我们的脑海之中，在那里引爆了或是精神或是情感与智性的炸弹。脑海里震颤之余留下的烟雾时常让我们回味，又日渐消隐在了我们混沌的记忆里。但是有一些人将这场爆炸的能量从脑海引向了双脚，调动了他们作为智人的身体去回应文字，或是说文字背后的精神世界。这种试图用双脚去跨越此岸和彼岸的努力到底带来了些什么？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本集三位人物故事内核之所在。博物君张辰亮行走在沿海一线去追问《海错图》的种种疑问，作家杨潇重走1938年西南联大学子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路，在这段路途上神会一代学人在战火纷飞下的人生抉择。而艺术家塔可试图沿着诗经与碑帖中留下的历史痕迹去寻见隐匿在中华大地之上的古意。在半年的时间里，摄制组跟着他们行路，试图在他们的起点与终点之间，勾勒出他们从书中所走出的路。
拍摄这三位人物，是走向了三个历史地理的维度。塔可之前的摄影创作《诗山河考》和《碑录——黄易计划》都是在中原地区独自游走完成。诗经在地理信息上难以考据，更多留下的是古人与自然相关联的记忆与情愫，而汉魏碑帖留下的确是刻骨铭心的历史证言。塔可开着他的小吉普穿梭在华北地区的一个个工业化的城镇之间，按照他从虚虚实实的历史文本之中抽丝剥茧的线索去寻找，从废弃的庙宇到被人遗忘的古迹，他的影像在这番风尘仆仆的考古旅程后慢慢显影。看似一人，塔可却不太孤单，清朝的金石学家黄易是他在途中的神交之人。黄易（1744-1802）曾在济宁做官时遍访汉魏石碑，并以书画和笔记的形式记录，正是黄易的文本给予了塔可一些直接的线索。跨越300年，二人借由文本建立了联系，且志趣相投。当塔可走过黄易曾走过的路，二人的影子都停留于同一石碑时，历史似乎在以另外的方式向塔可显现。博物君张辰亮所行的路主要在东南沿海，他在海边的礁石旁和鱼市上与清代画家聂璜笔下《海错图》里的奇异怪兽们相遇，进而完成了自己的科普作品《海错图笔记》。除了《海错图》以外，聂璜留给后世的信息极少，但这并不妨碍张辰亮靠近聂璜。他和聂璜都有一种对于博物刨根问底的热情，张辰亮说他能从《海错图》里感受到聂璜当年的心迹，并心领神会聂璜留下的遗憾，他是可以在历史中回应聂璜的那个人。可能也正是这种外人所不解的神交，让张辰亮愿意花上多年的时间去完成聂璜当年没有机会走完的路。而也正是这条路塑造了张辰亮，让他能够不受制于西方的博物学视野去看中国的大千自然。最后一位人物杨潇所行之路是1938年中国知识分子迷茫的逃难路。杨潇带着当年西南联大数位同学（杨式德、林振述、蔡孝敏等）留下的日记片段走在当时中国的大后方，以自己的双脚、身体的感官与在路上流动的思想作为线索去串联过去与现在。神交就是他在路上总结给我的语汇。他自己在路途中鲜活的记忆与70年前那些青年学子的逃难记忆交织在了一起，这样的神交给了他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力量，去贴近那代学人通过行走解决内心困顿的心迹，激励他进行酣畅淋漓的写作。冥冥中，杨潇自己身处中年的种种顾虑与彷徨也迎刃而解。
一路从华北到东南沿海，再到西南山地，浮光掠影般经历他们三个人各自默默坚持的旅程，我有一种流动的感受，仿佛书也有着它的活力，能爬能走，可以因地生义。而这三人苦中作乐的行走仿佛是入了文字的桃花林，古今共振，跨越了时间。他们这般行走的乐趣，又如何与他人言说？
阅读本身是相当私密的行为，我们不愿为人所扰。但是行走却不是，在具体的空间里，我们与他人或是相遇，或是擦身而过，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故事，也成为了这番行走创作的暗线。在此我想提及这段拍摄之中于我而言二次偶得的经历，都是一些插曲，却无法忘记，于是便写于此作为纪念。
第一次是在贵州玉屏的文庙。当时天色已晚，一天的拍摄接近尾声，我们在黄昏降下前赶到了西南联大学子在逃难期间借住的文庙。70年过去，玉屏县城里残留的历史痕迹在旧城改造的计划下正在消逝。杨潇看着挖掘机在西大门老街附近的开掘，有些触景生情，他谈及了北岛在《我的北京》里写下的文字，“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看着西南地区在城市现代化进程里的正在发生的变化，杨潇觉得他所在做的文学努力，就如北岛所说，要用文字重建一座记忆之城。而就在他旁边，有两个小姑娘一边好奇我们的拍摄，一边在文庙的台阶前打着羽毛球。居民区里的炒菜声和饭香味伴着夜色袭来，我想孩子们也快结束晚饭前的嬉戏。天光暗下，我们关机离开，和女孩们挥手告别。当我们半个小时在附近的停车场开始收纳设备时，突然发现一个摄影背包和一个脚架包在离开文庙的时候没有拎上，留在了文庙门前。我们此行的拍摄进程才刚刚过半，路途中丢失设备会让拍摄前功尽弃，我当时是万分懊悔。当我们再回到文庙时，已是一片漆黑。令我们没想到的是那两个小女孩就静静地站在文庙的门前。她们俩发现了我们留下的背包，并一直帮我们守着。看着她们在黑夜里站在文庙门前，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她们是我的英雄。这两位热情而勇敢的小女孩分叫王依和卢朝睿婕，当时的年龄分别是8岁和12岁。
第二次是在贵州青溪镇，我们去拜访杨潇在当地认识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江哥。江哥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教师。而他父亲小时候的老师里，有些是1938年从华北和华东地区迁徙过来的大学生。这些当时逃难的学子在到达青溪后有些没有继续西迁，而是选择留下来成为了当地的教书先生，培养了像江哥父亲当年的少数民族儿童。如今江哥的家，就是从原来的一所废弃的村小改造而来。江哥看杨潇特别的亲切，不是因为杨潇像当地人，而是杨潇像他父亲所描述的来青溪的知识青年。杨潇不远千里而来，江哥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予以帮助和支持。这次杨潇与江哥的第二次相见，江哥早做好了准备，为我们做了家宴，并和我们喝起酒来。没想到酒过三巡，江哥语出惊人，在我们都不知情的前提下点出了团队中的一对鸳鸯，让我们大为惊喜。更有趣的是，当我们要跟他辞行时，他拉着这对鸳鸯坐在饭桌前耳提面命，让他们彼此好好珍惜。并又让男方好好地吃了几口酒以表忠心。江哥慧眼识鸳鸯，成了在西南旅行路途上的佳话。他没有造成尴尬，反而让那次拍摄的气氛更为紧密和珍贵，真是他的点拨让拍摄团队里更多了一层彼此的理解和一种情感的联结。在行走的路上，我们都在与他人对看。有时更能看清我们的也许不是自己，而恰恰际遇之中的他人。不知道走到哪里，就又会遇到从他人而来的神来之笔，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不灭的印记。
从纸上到路上，无论是杨潇、塔可、张辰亮还是在摄影机背后的我们，如果说这段路途有一个终点，那便是作品与观众或是读者见面的时刻。行走是他们三人经由文本介入历史时空的方式，而最终的表达都希望能够邀约读者们亲身走进他们所知所感的时空回响。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说亦然，我们希望影片的故事能够延伸到观众的脚下，让更多的由于文字而引发的奇妙旅途得以开端。很多时候人们虽不知前路何方，但是寻找便能寻见，叩门便能打开。那些新的自我，新的思想，定会顺着路途徐徐而来。
有关这一集的想法，是以“书籍”和“行走”两个关键词开始的。要从书本的世界走出，但又始终维系着文本连在身上的那一根线，因此，除了学者和作家以外，我们展开了天马行空的联想：ta可以是作词人、音乐家、摄影师、建筑师……最后，塔可在一众人等里跳入了我们的眼睛。可以说，关于书本、行走与创作，他是那个字面意义上最符合的人选之一。
和塔老师初步电话聊天之后，我们就带着所有设备去青岛找他了。彼时临近2020年底，青岛虽然风大，但还是比北京暖和不少。塔老师带着我们先整了一圈鲅鱼饺子、青岛啤酒，我们游荡在海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塔老师的笑声总能穿透呼呼风声，引得我们也笑起来——不是谈话内容有多好笑，而是因为他的笑声太有感染力。
塔老师的家在青岛老车站附近，周围残留许多德据、日据时期建筑，但已被列入拆除计划。异域风情的小楼和上世纪兴建的筒子楼站在一起，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窗碎门破，四下无人。一到了晚上，附近陷入沉寂，几无灯火，而塔老师就独自生活在这里。他在这里长大，跟我们讲起小时候翻看爸爸的画册、去附近的书店阅读——从小就不喜欢跟人直接接触，而是藏在阅读或观影后面，获取自己所需的养分。
这一点其实和我们的设想有所差别。行走二字之所以迷人，并不仅仅是它在景观上使我们脱离了日常生活，更是
因为我们神往于可能与意料之外的人或事创造的联系，人不会只行走在景观之中——但后来的拍摄证明，塔老师可以做到。就如他本人一样，他通过广泛阅读，建立起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世界并不与我们当下的时间所吻合。他喜欢看各种古代名人补白，“就是对社会或者对人生没有任何助益那种文字，比如说谁又找一个什么小妾长什么样，就是现在的八卦新闻，只不过是文人的八卦新闻”。
相比于杨潇，他在行走中会不断与各种人聊天，问路也好、寒暄也好，以期理解当地人的世界——但在塔老师这里，他只是驱车寻找，等待并捕捉被时空交错击中的那一瞬间。即使有人看他在碑前拿着书徘徊而发问，他也只是两句话就终结了对方的好奇。通过想象，他和往昔建立起无限联系，这最终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可以把此刻所看到的风景，提炼成模糊了时空背景的单纯景观。
在青岛塔老师家里猫了三天，白天用自然光拍空镜，晚上天黑了就采访，往往折腾到深夜。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塔老师就出去溜达一圈，给我们打一塑料袋鲜啤、一大盒草莓，坐在屋里又吃又聊。最后一天下起了大雪，我们溜进周边四下无人的废墟，空荡荡的街道与残破的大楼被雪覆盖，屋里是一户户人家搬空后带不走的痕迹。我们开玩笑说塔可这下真的是塔可夫斯基了——甚至还仿照塔科夫斯基的电影《乡愁》p了一张照片：
14240
4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