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盗一号》的时候采访姜文，群访，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没聊出来什么，当时热门了几天的“航空母舰”论调，就是那次采访蹦出来的。印象更深的，是当时他汗涔涔的，光着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他说刚在酒店楼上蒸了个桑拿，不住地拿手捋湿漉漉的头发。

面对面地和他聊，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太强大了，那种瞬间就能抓住你的光彩，不由得让你心生崇拜。那次群访最后，一个小姑娘记者哭着说终于见到你了，爱了你好多年，姜文安慰她：《侠隐》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看各种视频采访，看文字采访，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喷薄的能量。这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本事，个人魅力。

这种魅力让他迥异于规规矩矩、满嘴客套话、假大空话的中国电影人，让影迷感慨：有这么个人，真是中国电影之幸。而有意或无意的，许多影迷也将对姜文作为“人”的欣赏与崇拜，代入了对他的电影作品的评价中——这很明显，也很危险。危险的是，影迷（不管水平素养高低）仿佛甘愿为了他，改变对电影的评价的标准，甚至委曲自己一贯的审美品位。

用他们夸姜文的俗话来说：他的电影无法归类，只能被称为姜文电影。

对人的评价，与对其作品的评价，混为一谈。对许多艺术家来说是不幸（me too运动正如火如荼呢），对另一些艺术家，则又是莫大的幸运，个人魅力对其作品有加成的作用。他说看电影那功夫不如喂儿子吃俩饺子，太酷了，太潇洒了，会让某些观众鼓着掌为他的电影多给一颗星。

这个趋势，始于《让子弹飞》（从当年看到这部片子，这几年内又重看过几次，真的不喜欢。）当年围绕这部电影的“政治隐喻”，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各种解析文章层出不穷，那阵势，如今记忆犹新，大概唯一可媲美的，是关于李安《少年派》的解析。

从那部电影开始，大众尤其是一些没有自己创见的影评人，就开始了对姜文的塑神行动，为他越发混乱与任性的叙事寻找各种借口。

失败的戏谑

《让子弹飞》的优点也很多，在此不必赘言，但着重要说的，是这部电影开启了姜文一个很坏的兆头：自以为是的戏谑。

戏谑，是很高级的表达手段，但姜文从《让子弹飞》开始，就用得过度、用得别扭、用得自我矛盾。一直到《邪不压正》，算是达到了别扭的巅峰。因为戏谑不管内涵多么丰富深刻，基本的一点，是让人发笑的，在笑之后的说道，要适中，背后的东西多了，这戏谑承载不了，少了，就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姜文几乎每一次戏谑都过载了，过载的那部分，就是很多人说的“夹带私货”。

他的电影因此越来越人工化，缺乏自然的韵律。

观众笑了，但没笑明白，正琢磨着，密集的台词已经将你带入下一个戏谑了。这种云上敷云的法子是非常不尊重观众的，因为这无关智商与理解能力，而是违背了基本的生理反应。好比你一帧里非要过三百个画面，观众什么也看不清，你却说观众眼拙，谁让眼力不行，或者近乎无赖地说，你再去看两遍，就看清了。

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己电影的容量是一般电影的三五倍。这句话本身就很有问题，感觉是将观众放在了创作的对立面——背对观众创作的理论，至少还有观众的存在。但感觉姜文如此做电影，是将观众的预设放在自己的层面，我知道这么多，你就得知道这么多，而且你有义务多看几遍，以发现我的良苦用心。

这是电影创作者对观众的霸权主义。他的这种霸权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一些影迷疯狂吹捧的反噬。

面对历史，采取戏谑的手段未尝不可，刘别谦和怀尔德电影中的戏谑够高级，但绝对是顺畅的，台词不可谓不考究（怀尔德的台词简直句句精道），但绝对是“好入不好出”的，论台词密集，伍迪·艾伦也密集，但他的台词更多承担的是“气氛功能”，打造一种神经质的喜剧氛围，漏掉一两句，快速过去，影响并不大。可姜文的台词因为过度修饰与人工化，恨不得每一句都暗含多层意思，还用力使台词变得“接地气”，还喜欢用跳跃的逻辑来前后呼应，真是令人厌倦不已。

戏谑的手法在《鬼子来了》中大放异彩，尤其是花屋幻想中的那段武士片情景，堪称神来之笔，还有太多精彩的情节，农民的驴干太君的马，这是顶级的戏谑。《太阳》里也用得克制，没有跳戏。但从《让子弹飞》里那场著名的凉粉戏，到《一步之遥》的教父开场、洪晃出现的所有情节，再到《邪不压正》里史航出现的所有情节以及那场可怕的酒吧胡闹戏，这种“戏谑”变得越发恶俗、下流、毫无价值，用米兰的话说就是：真没劲！

姜文现在变得像是一个不着调的喜剧导演。不管处理什么题材，都要猛加喜剧的料子。不管拍什么严肃的场景，总要不时搞笑一下，抖下机灵，就是不让观众落入悲伤肃穆的情绪，就是不让观众有正襟而坐的机会，就是不让自己的电影变得严肃而伟大。——吹姜的人说，这是后现代，这是解构。

这些名词用得对不对且不争论，个人觉得，姜文总要自我破坏“严肃”，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与怀疑，他习惯了疑问，死活也不肯相信。我们不想讨论他为何不肯相信，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浸淫，只说这种不相信，如何越来越让他的电影变得畸形与空洞。

国恨家仇李天然，老谋深算蓝青峰，奸诈恶毒朱潜龙，神秘莫测关巧红。除了周韵的角色，其他三个角色的处理都充满了喜剧色彩，没有一个角色肯深入下去，挖掘他们“笑不出来、谋不出来”的大悲伤、大落寞，姜文不肯，他要以小丑来戏谑英雄，甚至拒绝让他们成为英雄。

但他还是露了马脚：装作再如何玩世不恭，他还是向往着“相信”。因为周韵，因为关巧红。这个角色可以深情，这个角色可以坚决，这个角色仿佛容不得稍微过分的打趣，一个能量凝聚的角色，一个真正严肃的角色。这份老老实实的相信，给了周韵。

如果所有角色都按关巧红的方向去处理，别的不敢说，这部电影会轻易地做到“荡气回肠”。可惜姜文不稀罕这种英雄气，甚至不稀罕“侠义”之道，他只在乎心里的那一麻袋怀疑，搜罗历史资料来遮掩最后又是证明自己的怀疑，他就是不信，信也要偷偷地信，就是不肯让人家看出来，哪怕笑得尴尬，遮掩得笨拙，也不肯稍微正经地流下泪，说一句：我相信。

姜文也许是个真诚的人，但他现在的电影不真诚，他还是做不到像他深爱的费里尼那般，真诚、坦率与自我反省。电影或许是欺骗的艺术，但艺术家的内心，容不得一丝自我欺骗。

看不懂是个伪命题

北洋三部曲每一部一出来，都有许多影评开始深入解析，教你如何看懂，如何抓住历史的细节。其实对姜文的电影来说，看不懂真真切切是个伪命题。

没什么看不懂的。

稍微加了些高级叙事技巧的，也就《太阳照常升起》，故事也不复杂。北洋三部曲的故事都有真实历史背景，也不复杂，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还有一些梦境与现实的交融场景——在《一步之遥》与《邪不压正》中，这种真假交融的场景都处理为嗑药。姜文不爱复杂叙事，一个故事而已，没什么看不懂的。

真看不懂的，看得费劲的，是他以台词为核心的贩卖私货。

台词“前言不搭后语”的跳跃逻辑，大概始于《太阳照常升起》，但《太阳》气质迷离诱人，这种台词风格反而相得益彰，并不觉得突兀或难受。《让子弹飞》的冒险气质，高度运动转换的情节，也容忍了这类台词的不友好之处。可《一步之遥》与《邪不压正》，节奏大幅度降低，各种嘴炮情景纯粹是为了宣泄“台词背后的意图”，非常累人，也着实无聊。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姜文电影中的隐喻，很少是“物”的，很少是某个场景某个道具的隐喻，更多的是以台词为载体，通过“说”来暗示。也正是从《让子弹飞》开始，他电影的台词变得极为密集，容量极大，而且许多两人以上的对话，对话逻辑活蹦乱跳，就是不会按常理出牌。

蓝青峰要去买醋，华北第一影评人借改锥，连这种小细节都要使劲给你别扭着说，跳着说，饺子隐喻什么？醋又隐喻什么？即便真有隐喻，这隐喻的使用也是失败的。把本来该自然无形的东西，绑一截红绸子，使劲在别人跟前摇晃：看，这是隐喻。

所以很怀念《鬼子来了》里的台词风格，有劲，漂亮。怀念“王八操的，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怀念“借一还八”，怀念马大三打驴“你妈了个逼，你妈了个逼”。那才是正经的好台词。在天赋的力量面前，隐喻算是什么虾兵蟹将。

从《鬼子来了》开始，姜文就爱上了集体编剧的工作方式，有的润色台词有的架构情节有的打磨角色，这种工作方式创造了《鬼子来了》这样的神品，也导致之后的作品变得气韵滞涩、内容杂而不精、角色前后矛盾等等许多问题，而且也流露出非常愚蠢的苗头：刻意追求金句。每个编剧都想表达自我，上面又有一个最大的自我在把控，一群自我凑出来的东西，不自大才是奇怪了。

但姜文并不接受“自我”之虚假、之无能，他还是觉得“自我”是天底下头等重要的事，不论他在节目上如何说，自个儿的作品不骗人。他的北洋三部曲就是畸形自我的万花筒拼贴，他不想给观众老老实实地讲故事，他不屑这种“技术”，他觉得重要的，是他自个儿内心深处的“仨瓜俩枣”：怀疑，以及怀疑的各种表现方式。

姜文的才华，被他的怀疑毒害得千疮百孔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怀疑，是怀疑回忆的真实性，是怀疑官方历史的权威，但往事的每一幕都带着相信的意愿，那是美好的。《鬼子来了》也强烈怀疑，但最后马大三绷着脸，拿着刀冲进日军战俘营时，那是相信的力量，那股力量震撼力太强了、太伟大了，让人五体投地。《太阳》也怀疑，但有周韵在，有火车道上的儿子在，那也是相信。

那之后，只有怀疑，没有相信的痕迹了。

想对他说：“阿廖沙，不要怕。”

他的爱人周韵喊出的这句话，是他最后一次相信的流露，之后不断地隐藏与遮掩，具体的心路历程，他自己知道。

我们哪有资格对姜文的电影之路指手画脚呵，只是看不惯某些盲目崇拜与吹捧的人，随便聊一聊对姜文的看法。从《一步之遥》开始，他就明显慌了，开始想着要照顾观众的感受了，可惜那次的不成功还没有真正刺激到他，这次《邪不压正》除了找了个偶像主角卖肉，似乎也看不到什么反思与进步。

别提什么历史细节了，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导演，肯下功夫，都能做到。历史资料是死的，在那摆着，费劲就能搜罗到。但对资料的使用与剪裁，才是导演分高下的地方。姜文的剪裁，是真假难辨的，剪裁出的形状，是一个问号。

像《让子弹飞》里用枪打出来的那个问号一样。

个人觉得，姜文的电影不会有什么改观了，其人如此，文如其人。除非——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他意识到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不论如何自大自负，也大不过那个存在，再聪明，于那个存在也是小智，再狂妄，于那个存在也是可笑，再怀疑，也有对那个存在的信仰而托底。

那个存在，或许是李安所说的那位“电影之神”，或许是宗教式的，又或者只是一份对艺术的信仰。姜文不缺怀疑，他就是太怀疑了，他缺的是相信。有个相信为他兜底，他才不会如此迷茫地下去。那一代被红色中国浸淫过的，怀疑成了天性，越年老，越坠往深渊。这是个时代的论题，能力有限，谈不来，点到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