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赫罗德一共征服了三部分力量：（一）初次见面的弗赖塔格。（二）老兵油子基宾斯基。（三）冲锋队长舒特及与舒特关系不错的地方官员（这直接影响到了主人公获得盖世太保授权，让其权力越过了典狱长汉森，处决了逃兵），还有追捕逃兵的宪兵军官容克尔。（本小文要借用三种权力概念：1、法理型权力：基于法律等规定的。2、横暴权力：双方发生冲突时，一方通过暴力而拥有对屈服者的支配权。3、同意权力：在协商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种社会契约，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私有权力。）二、权力变化：（一）起初，赫罗德利用上尉身份，获得了士兵弗赖塔德的追随。这是主人公运用的是“法理型权力（韦伯）”，即基于法律等规定而形成的权力。（二）之后，遇到基宾斯基，作为老兵油子，其一眼便认出了主人公身份。主人公阵营和基宾斯基阵营发生冲突。此时，“被识破”标志着无法使用“法理型权力”；“敌强我弱（基宾斯基阵营人多枪多）”标志着无法使用“横暴权力（费孝通，乡土中国）”，即无法通过暴力在冲突中获得优势。在此情况下，主人公“上尉身份”可以帮助逃兵们掩盖身份，逃兵也可以帮助主人公扩大势力，提升身份可信度。赫罗德运用的就成了“同意权力”，即在协商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种社会契约，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私有权力权力。（三）冲锋队长舒特及与其关系不错的地方官员，还有追捕逃兵的宪兵军官，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赫罗德的身份处决逃兵，转移责任，主人公运用的仍是同意权力。三、为什么帮助主人公一路畅通的更多的是“同意权力”，而不是“新角色”上尉身份的“法理型权力”呢？答：法理型权力是法律等规定的，在纳粹德国崩溃之际，制度极其不稳定。因此为长久运行的“制度”不如一时的“利益”，众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戏服”来构造根据个人利益而变化的“剧本”，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之际，上演了这出令人沉默深思的“戏剧”。

《冒牌上尉》其实就是对艾希曼的审判——平庸之恶的最好的诠释，结尾的彩蛋应该是全篇的高潮，剧组的人来到了现代柏林的街头，他们穿着纳粹的衣服，开着印有“军事法庭”字样的车，对普通的民众搜身抢劫，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顺从，即使他们心中会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换句话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和她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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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上尉》是一部德国反思二战的黑白电影，导演是曾拍过《时间旅行的妻子》的罗伯特.斯文克。

影片讲述，在二战最后时期一个十九岁的普通国防兵假冒空军上尉，成为杀人狂魔的故事。获得了第65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摄影奖。

本片是根据二战真实故事改编的，主人公就是史称《埃姆斯兰德刽子手》的威利.赫罗德。他18岁被征召服兵役，后被派往意大利参战。

因为在一次战争中摧毁了两辆英国坦克而被授予一级勋章，19岁时他在撤退中与部队分离，电影中的故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的事看过影片都知道了，但与片中不同的是，被逮捕受审后因为当时战事混乱，他被错误释放。直到1946年因为偷窃面包被英国皇家海军再次逮捕，赫罗德才真正受到了处罚。

经过核实，赫罗德一行杀害了125人。他被判处死刑，死时21岁。

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表现这个故事时，采用了『黑白』的色调，达成了与现实世界隔离的效果。不用跟现实相同的彩色，一方面是因为故事太残忍黑暗，如果与现实太多连接，观众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同时也是比较容易穿帮，所以导演用『黑白』来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故事』，以减少观众在代入人物时的心里负担。

影片的声音设计无疑是非常优秀的，许多桥段没有音乐，而是用画面场景的声音替代了背景音的作用。这些真实的犬吠，风声和炮火声，营造了肃杀，混乱的环境氛围，给观众很强的临场感，影片也因此获得了第31届欧洲电影奖的『最佳音效设计』奖项。

从剧情上看，在『假冒上尉』的途中，主角其实漏洞百出。过长的裤脚，拒不出示的士兵证，还遇上了过目不忘的老仇人。

但他每次都能在快要暴露时化险为夷，原因是，他有可以利用的地方。逃兵们要跟随『上尉』，让自己避免被追杀。旅店老板宁愿相信是真的有赔偿金可以拿，营地中的长官则需要元首特使的权力来解决僵局。

除了各取所需，主角没被揭穿还有更为深沉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遇见他的当下，人们其实已经『放弃了思考』。那时，摆在他们面前的看似有两种选择，『信』与『不信』。

但身处当时的德国，人们没理由怀疑一个身穿『上尉军服』，高喊着『希特勒万岁』的『元首特使』。

也就是他们并非完全出于理性的利益判断才『主动决定』相信他，而是在强大的符号系统和社会标签体系的影响下相信了他。只是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是真的经过思考才『选择』的相信，确实是让人挺感慨。

电影在黑幕之后还有个彩蛋，男主一行架着印有『临时军事法庭』字样的军用车，穿越到了现代德国柏林的街头，身着纳粹军装的他被手下簇拥着，开始对当街的路人们公开搜身，抢劫，这是真实的柏林街景。

出场的也都是真实的路人，不是演员。面对主角一行的无理举动，他们或疑惑，或畏惧，但大多数都选择了顺从。这样的情景是不是很像电影正片中的某些场景呢?为什么把二战民众换成了现代人之后，主角还能得逞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在于那件军服，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以及各种让他们看起来很职业的装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使用手中的武器，路人也没有想到检查武器的真假。因为只要有了这些『军服』『武器』以及『装备』，很容易让人不会去深究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即使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也会下意识的服从。

关于这一点，在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招募了一群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参与者。并告知他们这是一项测试『体罚对学习行为作用与否』的实验，参与者们会随机抽选到『老师』或『学生』的角色牌。

老师提问，学生回答。一旦回答错误学生便会受到电击惩罚，如果连续答错，电压也会依次提高。在这期间『老师』和『学生』是被一堵墙隔着的，只能听见声音，但两人互不见面。接下来，为了更好地阐述实验过程，我会详细重述实验步骤。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老师』，看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学生回答错了第一个问题，电击机器的电压为45V。之后学生又答错了下一道问题，电压上升到75V。学生感到疼痛，并开始嘟囔。到达120V的时候，学生突然大叫了起来，并不停的敲打墙壁。这是『老师』可能意识到了学生受到了伤害，转头向一直坐在一旁的实验人员求助。接下来，身穿制服的实验人员会告诉老师『请继续』的指示。老师接着提问，学生再次答错，电压上升到150V，学生在墙对面那边大叫着『我有心脏病，我想退出实验』。但一旁的实验人员仍示意可以继续提问，并承诺『老师』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得到了保证后，『老师』选择了继续，直到电压超过了330V，学生那边已经没有传出任何声音了，实验结束。

你可能会想，自己一定不会是这个残忍的『老师』。需要特别说明，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他们由工作人员扮演，电击惩罚也不是真的。那些尖叫声，捶墙声都是工作人员事先录制好的音频，而每位参与者被分配的都是『老师』的角色。

而这个实验就是为了测试，『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你猜会有多少人中途停止了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呢? 实验的结果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每个参与者都在电压到某个数值时提出了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的想法。

但在权威人员表达了支持后，没有人在300V之前坚持停止，65%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极限的450V。

一位亲历的参与者曾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怀疑『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民众会不会遵循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

当一个人被赋予伤害他人的权力时，如果有制服、职位、专业性，又或者看起来『合理』的理念。比如电影中『逃兵』已经被判了死刑，他们的存在危及德军战斗力，那么人们很有可能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米尔格伦实验和《冒牌上尉》都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是被命令走下尸坑的老兵，或者射杀逃兵的演员。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相信的善良和悲悯，下意识地服从命令，这种『罪恶而不自知』的行为，被一位犹太著名政治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 总结为『平庸的恶』。

它指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或者放弃个人价值判断的『恶』。而在片尾，远离了人们可以比较容易逃避的历史。

导演设计了这个在当代的彩蛋，他警示了人们，罪恶并未远离，平庸之恶仍有可能发生，『纳粹』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正是身处和平年代的现代人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冒牌上尉》是德国拍的。德国作为二战的挑起国，战后全国上下都建立了反省战争的系统机制。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 威利.勃兰特 下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2013年的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责任』。2015年在二战结束70周年，德国总统高克和民众一起悼念苏军俘虏。

此外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深入探讨纳粹制度，战争和人性相关的话题。曾获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 君特.格拉斯，其代表作《铁皮鼓》就与二战有关。

他剖析了当时德国小市民的盲从心理，借此抵制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回避。而电视剧《我们的父辈》，电影《帝国的毁灭》、《浪潮》等等，重现了在时代裹挟下的大、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给人警示。

另外在德国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并且强调要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时期所涉及的问题提醒大家要引以为鉴，时刻自省。这体现了德国在反思过去错误时的务实和正视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或许现在看来，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二战』泰国遥远，它只是历史书上寥寥几页的内容，只存在于影像文字或长辈的口述里，但如今，强权也依然存在。

年初，有一则『叙利亚难民骗3岁女儿笑对炸弹』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父亲怕连日战火给女儿留下心里创伤，便告诉孩子炸弹爆炸声是男孩们在玩烟火游戏，并约定听到这种声音就要大笑。这是一个父亲为了保护女儿，能说出的最令人心酸的谎言了。

说回电影，一件『上尉军服』竟能让赫罗德犯下这样反人类的罪行，还能得到身边这么多人的支持，着实令人震惊。

当一些权威标签或者外在信息摆在眼前时，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它，并服从它所暗示或代表的力量。而这个倾向通常比我们感觉上的要高更多，假设一个场景，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和一个上市公司的CEO，他们（过去所有）的经历和知识都是一样的，唯独此刻的身份不同，两人说出来的同样一句话，是很难被同等看待的。

诚然，社会中的既有观念体系无处不在，我们也必然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常怀反思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真正『正确』的。

从本心出发审视事情的对错，而且甚至当周围人都彼此影响时，保留自己的独立判断，时刻对危险的思想心存警觉。这样可能能尽量减少『冒牌上尉』这样的悲剧，这或许也是影片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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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德国，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宝马、奔驰等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再有就是日耳曼人严谨和一丝不苟的作风，同时又是一个盛产哲学先贤的国度。

当然，二战与纳粹也是无法绕过的话题。

德国人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思及其深刻程度，与他们的奔驰车一样驰名世界，前有《浪潮》对法西斯主义的集体异化，后有《我们的父辈》写实手法下战争中小人物渐渐被放大的恶。

而《冒牌上尉》的诞生，不但足以与上述两部作品相媲美，并且它已经不是用“深刻”二字就可以形容的，而是更肃杀、更黑色，甚至更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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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看了一遍《冒牌上尉》，因第一遍感觉影片氛围太压抑而跳看，从第二遍能看出，虽然当时的德国已是强弩之末，但其本土的法制仍然存在，如：宪兵专门抓各种犯罪的军人，如盗窃，强奸，抢劫等等，并实行集中关押，且冒牌上尉想要处死这些人的时候还是大费周章，其中出现各种权利机构的相互制衡，最后宪兵的突击检查才得以让冒牌货穿帮，而影片后面的处理在这里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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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态度一向严肃而深入，所以这部电影不出意料的质量很高。

这是一部单主角电影，整部电影缺乏女性色彩的调和，色调强硬，线条也更显冷峻。看完整部影片后对于男主人公的通识应该是疯狂，然而他并非从一开始就病态，临近电影结束时，他也还知道远离现场。因为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所以这个细节让真实的恶无限放大了——任何一个人放进电影里都有一定的几率和主人公做出相类似的勾当——可以复制的罪恶显然更让人不寒而栗。

电影开始后，作为逃兵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得到了一套上尉军官的军服，这一段有小孩戴大人帽子的滑稽感，主人公大约自己也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像一个话剧演员一般喋喋不休。第一个逃兵出现的恰到好处，也因此有着很强烈的象征意味，是主人公换装后对世界混沌不安的试探：进入饭店的时候，主人公在桌边，而那个逃兵在门口处关心着退路。之后的厨房很微妙，逃兵对食物的渴望让店主人有了某种猜测，而主人公的小聪明让他暂时性摆脱了危机，他以一种近乎完美的社交进食方式作出了肢体上的答复，可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在另一张餐桌上，吃得头都来不及抬。

半夜枪毙店主人抓获的逃兵来得突然却合理，而这也是主人公善念的火花摇曳到尽头的谶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处决了那个逃兵，满足了店主人的要求，强忍恐惧回到房间暗自吞噬杀人之后的战栗，是那个代表着他善念的逃兵拿来了烛台为他照明。可是主人公的目光却终究落在那套军服上，他开始意识到生死予夺权力的快感，于是无可遏制的滑向恶的深渊。这个道别，出人意料的沉重，导演大约也在事件的走向上感到愤怒或压抑，所以片名选择在这处出现，背景乐沉闷却刺耳，仿佛布满铁锈的大幕缓缓开启。

其实这个时候，主人公会与恶魔握手已经在意料之中，于是第二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逃兵——代表着主人公的恶念——很快出现在视线之内，可导演却给了人性一个机会：当镜头反复切换到床头不瞑目的农夫时，主人公紧闭的嘴唇试图投射出他与善良决裂时的挣扎，可是他最终满足于那个叫做权力的东西，他用一条薄毯盖上了农夫的身体，也给自己的棺椁敲下了第一根钉子。

人性的恶一旦敞开了闸门，就很难关闭，这在男主人公身上真是最好的诠释——至少我很难分清楚在路上遇到宪兵队长的时候，他的那个语带威胁的谈话有几分色厉内荏——至少不会比遭遇曾经追捕他的那位叫库克的上尉多吧。但是毕竟还没有到他的战场，导演只是将潘多拉的盒子掀开了一个角，可阴森的寒气却足以让人手足冰凉。

说德国人爱思辨，或许有人种论的嫌疑，但仅仅就这部电影而言，导演在这方面的表现实在是太酣畅淋漓：获得审讯权力的男主人公同时带着自己的善念与恶念进入营房，面对和自己曾经做过相同选择的逃兵们，主人公留下了恶念，而将善念关在门外，这是一次自我拷问，而主人公需要的答案就是“他们已经死了”。撒旦说这句台词会不会如此举重若轻我不清楚，但男主人公此刻却是实实在在恐怖到令人发指。从这个角度看，诸多番茄酱剧真如笑话一般。

这句话出口时，他在人性的战场上，便已经一片瓦砾。

不剧透，就说到这里，推荐朋友们去看，无需纸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