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女世子》看到最后，韩十一没有和陈延易在一起，我还是感觉挺好的。

韩十一，定国公世子，北境六万韩家军的少主，从小就以男儿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即使她不是一个壮烈英豪的少年将军，也是洒脱不羁，放浪形骸的江湖女子。无论在北境，还是京都，都是一个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模样。她这样一个人，适合做一个广袤江湖游客；适合做京郊义气相投的少年郎；也适合去驰骋疆场不让须眉，独独不适合如所有的大家闺秀一样，深宫大院，安分守己。

“少年向来不识天高地厚，放眼处皆自负才高八斗。虽是自命风流，倒也坦诚无忧。谦和而狂妄，骄傲又坦然。” 韩十一，就是这样的翩翩少年，自命不凡，狂妄谦和。那年，她以定国世子身份进京，入国子监读书。游走在京都贵胄之间，步步计量，在波起云涌的朝堂纷争之间周旋。无人知她是女儿身，无人知她艰辛伪装。她小心翼翼的隐藏实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纨绔子弟，躲着所有来意不善的交际。在国子监，他认识了五皇子陈延易，丞相府二公子王仲钰，以及京城的一大众朋友。这些人，也不知是她后来人生中的幸运还是不幸。京城这个地方，是她的缘起之地，也是祸来之处。

陈延易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会努力，让你恢复女儿身，我们会在一起。”是的，我相信，陈延易是真的想和十一在一起的，是真的想恢复她的身份，和她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可是这世上有太多南辕北辙，喜欢之于他们之间，实在是太难了，他们不过是两岸灯火，可望不可及。就像陈延易志在天下江山，要顾及自己父皇的一世英名，而韩十一只想洗清韩家军的冤屈，必须翻出先皇的过错。陈延易适合运筹帷幄揣度人心，而韩十一偏偏单纯仗义纨绔轻狂。明明是参商星宿遥不可及，却偏偏相爱。于陈延易而言，韩十一是一场雨，偏偏下在了极度燥旱的沙漠荒原，也不过是激起一尘轻尘，随后也无济于事。而对于韩十一而言，陈延易是牵绊，是心之所向，她也曾想过以正常的身份与他在一起，也曾经努力过朝他奔赴。只是，好像他们之间，横亘着太多的命运无常。她移山填海，跋涉万里，也无法和他相依。

“这短短的一生，我们终将失去，不妨大胆一些。”韩十一，或者说韩元娘，我记得她说过的话，“殿下，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男人，我没有想过我是韩元娘。”韩十一一开始是克制清醒的，她清楚的知道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困难，可是后来她也想着试一试。只是，等她真的满怀希望地朝他奔赴，却发现，太难了。或许王家的挑拨离间根本不足为惧，王仲钰的故意隐瞒也无关紧要，真的让他们无法在一起的，真的让韩十一介意的，其实只不过是陈延易隐晦不曾说清楚的事实。在父皇与韩十一之间，在江山与韩十一之间，在很多事情与韩十一之间，陈延易首先选择的，从来不是韩十一。

韩十一或许理解，身为储君，陈延易有衡量；身为君主，陈延易也有顾忌；身为儿子，对先皇也要尊重。陈延易总是有理由，不能使朝堂动荡，不能让君臣失和，也不能使国祚被诟病。所以，他放弃了韩家军，放弃了北境，放弃了六万将士的忠义清白，也一点点放弃了韩十一。该如何说才好。陈延易其实从一开始就不适合韩十一，他要守护的东西太多了，他的责任太重了。他的江山稳固需要韩家军镇守北境；他的君臣和谐需要韩家上交兵权；他的父子情深需要韩家背负无辜冤屈。从始至终，他就和韩十一站在对立面了。

我也想过王仲钰，他是真的不在乎权贵名利，是真心愿意放弃一切和十一一起浪迹江湖的，他惊艳韩敬佩十一身为女子的气概，心疼韩十一的隐忍，理解韩十一的无奈，想他也是一直小心保护着十一，只是，还是不够，韩家军的悲剧是他的父亲一手策划，而在韩十一与陈延易反目的时候，他明明知道真相，却迟疑了。其实我也不知道，王仲钰愿意为她不顾性命，王希媛愿为她守寡一生，遇到韩十一，于王家兄妹二人，到底是劫是缘？我也常想，韩十一最后对王仲钰说的话，“我们此生，最好再也不见！”到底是希望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然后不受牵连，还是真的恨上了？最后，我还是相信，韩十一也希望他们各自相安无事吧。岁岁平安，生生不见。

其实结局真的很好，十一那样胸怀的女子，不应该被情爱困住，浪迹天涯，远离京城纷扰，是对她最好的安排。纵使情爱事上难平于心，也不负这么一个骄傲坦然的姑娘。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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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http://artforum.com.cn/column/9400从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大酒楼》到最近第六部的《痴》，邱炯炯的创作主题与美学已清晰地积累并发展成为一套极为独特的方法论。自始至终他致力于为“小人物”（邱炯炯语）做影音肖像，而他所定格的小人物，往往是无法进入历史的，或者被放逐在历史之外的主体。这是一个颇为七零后的生命样式，邱炯炯既不像成长在极左年代的前辈胡杰那样有着把握历史总体性的企图，也不像成长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后辈（譬如毕赣）那样着迷于消散历史实体的形式实验。90年代之后的社会被愈加单一的秩序支配，在历史感的消失成为普遍经验的当下，邱炯炯追随着一个个口述者，在天马行空的音画搬演与重构中试图接近参与历史的可能性，接近那些主体与其行动尚未失去关联的时刻。对这些时刻的执着让邱炯炯跳脱出一般意义上传记型纪录片的时间维度，正如《痴》片一开头便宣告了主人公张先痴人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张先痴，男，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一九八零年八月收到平反通知书被无罪释放。”——尽管《痴》片主要着墨的是张先痴在23岁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成长故事（bildungsroman），入狱身着蓝色劳改服、由张新伟扮演的青年张先痴形象非但不是叙事的终篇，反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穿梭在时空中的，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这个幽灵不断地出现，扛着工具，拖着步子，干扰着影片的线性叙事，频繁地与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张先痴擦身而过，在好几个“伟大领袖”附近现身。小人物试图参与历史的行动注定无效，而这个徘徊着的幽灵一次次将“然而行动无效”转化成“即使行动无效”，张先痴也在曲折前进的编年史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他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罢课，与他眼中腐败的国民党将官父亲断绝关系，成为解放军一员，他追求爱情，他写作。采访镜头里年逾八十的张先痴本人在回顾前半生时依然饱含生命能量与意志， “痴”在这里既是表像又是隐喻。影片交织着多重的叙事时间性，有老人充满感染力的现场口述，有邱炯炯本人和其他表演者演绎的取材自老人自传文本的旁白或独白，有毛笔字字幕交待的大写的历史背景，这些复杂的叙述机制让影片得以在主观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灵活切换，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和历史的辩证法：人物既囿于历史事件的冲击，又有反身评述历史的能力。我在过去的论文中曾提出，邱炯炯或许是第一个直接回应证言（testimon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关系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1］。在他的纪录片《彩排记》中，曾经的川剧演员“花脸爷爷” 在一段长达三分半钟的片段里用方言回忆过去，他的口述如此不清以至于只有零星几个词语能进入字幕，他的口述状态而非内容进入了特写镜头。到片段尾声，戏曲画外音响起，老爷爷声音被完全隐去，此举更加凸显了他在口述时面部表情的艰难与痛苦。在《痴》中，张先痴初次从大字报上得知父亲被处决时没有伤心，因为他相信“父亲是阶级敌人”。但有一次，张先痴在医学院解剖室见到堆叠的尸体，从同学处得知其中多数是被枪毙而无人收尸的人：“那些赤身裸体的尸体里面，当然也看不清楚，因为他们重着摞着，我想万一有一个是我爸，怎么办呢？我在停尸房里面想到我父亲如今竟然死得这样惨，死了还要被划开看，所以我就突然哭起来了。也是因为这福尔马林的刺激，所以我的哭也很容易被遮盖住，一般你也看不出来我是在哭。那个时候，如果是因为阶级敌人死了而哭，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擦擦眼泪，就跟同学说，狗日的福尔马林这种药水，太整人了，眼睛简直受不了。”大字报一段有邱炯炯用普通话念的独白，配以搬演展示情节。而解剖室一段口述，我们只能听到张先痴的四川话，画面则是超过两分钟的黑屏。这个片段再次挑战了我们在遭遇历史见证者之前对他们所持的观念。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位历史见证者能否简单地被看成编年史的一个标示（index）。它拷问了影像记录口述史这一形式本身，以及给历史赋予可靠知识的可能性。 阿甘本指出，证言本身是一种关系，处于言语（speech）的可能性和言语的确实发生之间，证言的存在必须与言语的不可能性建立关系［2］。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它必须包含不存在的可能。邱炯炯风格化地强调了见证者言语的偶然性，展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历史性，它不仅仅试图修复被主流历史编纂排除的内容，还拒绝主流历史编纂本身的形式和依据。在邱炯炯看来，“福尔马林药水掩饰哭泣”一段口述，是不可承受、不可再现、不可想象的内容。对这一内容的视觉表现必然让影像远离记录片的展览性（exhibitionality）反思空间而重回暴露性（exhibitionism）的滥觞。与这段口述的处理方式相对应，他的搬演，或称情景再现（reenactment）场景完全拒绝了自然光、外景、全景镜头和同期声等纪录片本体化了的形式，进一步与记录片的证据式展示方法对立起来。一般来说头部特写采访（talking heads）片段常切入各类视觉档案（俗称B-roll）以支撑被访者的口述内容，最早记录片里搬演的发明（《细细的蓝线》）起到的也是B-roll的作用。而在《痴》的摄影棚世界里，戏剧形式凸显的是对戏剧性的克制，往往画外音描述着事件对人的冲击，搬演场景里却鲜有事件或行动的发生，主演们多在徘徊踱步，或等待，陷入沉思，或从事着吃饭，晾衣服，浇花等日常活动。它们展现的不是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王兵的《和凤鸣》那样对现实时间的记录，而是带有人物情感重量的主观时间。如果说《和凤鸣》以极简的长镜头观念性地连接起了历史人物和绵延的现在时态，那么在《痴》的搬演中，过去和将来皆不可望不可及，历史人物似乎被永远地悬置在阴暗而大雾弥漫的“另册”历史梦魇之中。《痴》不仅揭示了书面语和口语作为证言的差异，也揭示了记录片的展览性与暴露性的差异——区分这一点是如今评断纪录片形式化有效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理解《痴》片虚构部分的前提。影片中形式最为复杂的搬演场景创造了全新的影像形式，也呈现了独立纪录片在面对当下时的可能与困境。我无意在本文对《痴》的形式探索作出周到的评论，但希望《痴》的文本及其现象能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影像形式与历史经验的关系，并思考在中国独立电影遭遇重重危机的当下，我们还能够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表达历史感觉，以及怎样看待纪录片的可能性与限度。［1］ 江萌，“从哀歌到狂想曲：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想象”，《中国独立影像》第12期，北京：栗宪庭电影基金。［2］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第145页。（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City: Zone Books, 2002.

编剧是没有丝毫生活经验吗？很多剧情完全不符合实际，浮夸虚假。比如程蔓在洗浴中心追自己女儿的时候，保安只拦着她，却不拦着田爽和她爸爸，这种保安真要是人贩子给孩子拐走了不是成帮凶了么？这真实吗？

还有一部分年轻演员，演技浮夸拉胯，田爽、程菽、程淼这几个演员的演技很辣眼睛，和剧里其他的老演员相比差太多，和其他年轻演员相比也有很大的断层感，甚至连配角演员演技都比他们好很多，让我感觉他们仿佛演不是一部剧。我不明白某些演员这么浮夸的演技还有什么脸面买热搜和水军尬夸自己，除了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田爽的配音，这是在哪找的成年女人捏着嗓子配的，完全不是一个正常小孩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