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难得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雨,看完《恐怖分子》,从标放跑出来,淋着夜雨赶往地铁站,踏过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只觉得寒气逼人。
杨德昌的电影往往精准,克制,刀刀见血。简单来讲,这部电影由三组人物关系构成,他们的故事彼此交叉,互相影响,一步步带着一个照常生活的普通人走向毁灭。
观影中途,我几次在周郁芬控诉自己生活的时候忍不住笑,感觉她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无数个矫情文艺女青年的缩影,这个女人对爱人和周遭的一切挑剔,关心的只有自己,以及她所谓的创作。
她嫁给普通的李立中,这个男人爱她,养她,让她专心写作,事事顺着她,因为他始终觉得配不上她,他身边的人也都这么说,她不告而别好几天,属于她的书房他动也不敢动,直到她回来,说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感觉自己被困住了,要离开他,控诉他这一介凡夫俗子始终不懂她要什么。显然,周郁芬是这段不平衡关系里不自觉的索取者,她看透了丈夫就是这样一个只想好好工作、对她负责、过安稳生活的普通人。
一直以来,文艺青年们都在努力挣脱普通人的枷锁,瞧不上普通人的生活愿望,殊不知这个社会最需要普通人,最需要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甘于平凡工作和生活琐碎,他们为钱奔忙,因为他们还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好。在这个社会中能任性做一个彻底的文艺青年,不用工作,又不担心生存问题的人能有多少?这样的人又何尝不是如周郁芬一般的掠夺者。
然而,真正的创作者总是痛苦的,而不是单单顶着一个“艺术家”的名号,过着感性的出格的生活,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挥霍一切……虽然大多数人眼中的艺术家皆是如此……这里必须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卡佛,一个是卡夫卡。
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是一个承担着养家重担的写作者,他出身底层,一辈子写了无数短篇,从来不写长篇,据他自己坦诚,主要是因为写作的时候,总担心屁股下的椅子会随时被抽走——他有一大家子人需要照顾养活……所以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我总能看到隐忍背后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和辛酸。
弗兰兹·卡夫卡如今被定性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但当时的他也同样生活在孤独与痛苦之中,卡夫卡生前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一边在生活中恪尽职守,做一个踏实工作的小职员,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父亲的认可,另一边他也躲在家中孤独地创作,且永远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文不值,认为它们全是没有意义的。
创作者本来就是痛苦的,他们需诚实面对自己,并感受到永恒的挫败感,他们离现实很远又很近,只有如周郁芬一般的自欺欺人者还在将痛苦转嫁他人,以为生活离开了这个人,或者换个环境,就会变得不一样。相反,安于现状的如李立中一般的普通人害怕改变,他宁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组一个还算和谐的家庭,过平凡的小日子,然而在影片书写的当代社会中,他这种“平凡生活”的愿望,同他妻子想要的“新鲜生活”一样,都是一种随时可被打破、不断被打脸的“幻想”。就像片中另一个觉得自己可以是自由摄影师的富家子弟,没钱了也只好乖乖回到家,服从自己要去服兵役的安排。
所以影片最后,自欺欺人的掠夺者仍好好活着,不再相信只要自己付出,生活就会变好的普通人却走向了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