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

  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
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
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
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
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
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
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
  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

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
 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
 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


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

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近来韩剧明显有些式微，连《模范刑警》这个故事已经明显完结的IP都被强拉出了第二季。不过这倒让我觉得挺公平，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这颗当初并未激起太大水花的遗珠，在韩剧影视寒冬也算是借着续集重新焕发了它应有光彩。 遗憾的是，第二季还是没逃过续集常见的命运。不能说完...  (展开)

爱情开始的原因有很多种。

人都是需要被爱的，而被人爱的显著特征就是 对自己好。有金钱的人需要快乐；贫穷的人需要金钱。在对方身上得到最大的满足感，依赖便逐渐建立并稳固起来。

这是爱么？我觉得不是。但可以归为爱情。

爱是仁慈宽宥而又博大持久的感情。爱情其实很普通，也很普遍，它离不开力比多。

夕阳是很美的，最美的是在夕阳的映衬下世上的一切都镀了层金，在这金色的印记背后隐藏着的则是真实。
 
《我就是我》的片头里华晨宇、欧豪和白举纲面对着阳光的背面只是三个黑漆漆的影子，影子里是什么呢？是他们说出的豪言壮语？是他们积累的粉丝数量？还是他们日渐强大的内心实力？
 
其实只是他们的青春而已。
 
选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打出的口号是梦想实现，让每一个有梦的人站在最耀眼的地方，然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为塑造一个举世无双的神；如今的口号则变成了青春成长，总算拥有了选手自己的灵魂，重要的也不再是夺冠，而变成了享受节目的每一天——为此湖南卫视甚至率先启动了真人秀的拍摄模式，几乎24小时拍摄选手们的日常生活。粉丝沉浸在各种小细节、小确幸甚至是小暧昧上，将自己与偶像的距离拉到间隔一个屏幕之间。
 
但这真的就是他们的青春吗？或者说每一个选秀比赛的人真的就如同节目所表现的那样内心强大正能量吗？
 
《我就是我》选择将镜头摆向另一边。在强大且不容置疑的比赛推动下，他们的个性无法自由发挥，他热情无法迅速酝酿，他们被迅速的抛到残酷的世界里，充满了疲惫、迷茫——和大多数青年一样。在《我就是我》中一个个闪过的名字，略过的脸庞下，个性被隐藏在庞大的节目制作之中。如果没有看过电视比赛，他们的名字大概只是一记符号罢了。
 
《快乐男声》的总导演说，比赛就是在两个月内把男孩变为男人的过程。可人生的成长何其复杂，转变怎么可能仅仅以两个月就加以完成？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无论比赛还是真人秀所展现出的始终只能选手最美好的一面，真实被隐藏在巨大的光芒中，好像片头那三个轮廓清晰却黑暗的影子一样，让人看不清。
 
很多选秀节目在播出之后都会选择拍摄电影，比如《乐火男孩》、《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等等，但这些电影选择的方式都是安排热门选手去扮演他人。《我就是我》则是让男孩子们扮演自己。电影中有一个片段很有意思，就是探访留守儿童的时候于湉在签名本上签了欧豪的名字，另一个小朋友看到了也要一个一样的签名。于湉不是欧豪，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每个选秀的歌手，无论人气如何悬殊、外形有何差异，他们都仅仅是一个选手，只有比赛后才能拾回真实的自己，不再是舞台上那个活力无限的少年，也不再被规则束缚作出各种妥协和选择。
 
华晨宇就是真实个性的代表，爱他者说他呆萌可爱，不爱者说他自私清高。他就是个性与规则对冲的典型，他接受不了有些比赛的规则，却也无法改变赛制。《我就是我》中的导演范立欣也将镜头对准了他，甚至不惜定格镜头去捕捉他脸上细微的情绪变化——他说不能改变这个比赛，就只能改变自己面对比赛的态度；不能展露自己真实的个性，至少不要因为比赛的残酷而改变自己。而他的这种想法无疑也延续到了现在，在《花儿与少年》中对于华晨宇的争议大体也还是来源于此。
 
而华晨宇双重口碑也恰恰说明，个性与世俗的冲撞确实是青春必须面对的事。《我就是我》中收录了很多比赛之后选手点评的镜头，他们的表情、唱功、行为都要一一被检视。在这样的调教下所有的热血也都变得有些沉重。《我就是我》中最舒缓最美好的片段恰恰是左立在休息时唱歌的片段，大家围坐在泳池旁，留下的只有自己。这个时候的他们丢掉了残酷的比拼，丢掉了世俗的流言蜚语，只有音乐、友谊和关于夏天的回忆，这才是真实的青春，是夕阳下最亮眼的黄金。
 

                          文/一池萍碎
      《兰亭》，很美的名字，好像在写画序又好似要远离尘世的喧嚣与骚扰，但美的背后却渗透了残忍的迫害。战争，在这里不必直白，只一点点人性温暖着斩不断情丝，留到最后一地眼泪。可它又让人感受到，其实美好并没有消散，而是化作冤魂随时复生，丑陋也不会占上风，早晚会被驱赶。
 
肖风执导的战争电影《兰亭》，1931至1941的十年绍兴城，江湖豪气的林耕，与兄弟合伙打拼出一座属于自己的船运码头，在那个年代应该属于很了不起的人物，能独当一面的高端人群，他们的思想代表普通老百姓的主流意识，关心眼前，没有什么天生的民族大义，奋笔疾书愤世嫉俗，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不用美化也没有丑化。林耕的择偶观，无民族界限无地域概念，娶了日本妻子秀代，恩爱厮守，一副和谐的画面。民族仇恨非天生，打破界限的混搭完全有幸福融洽可言。起初这片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存在意义就是人性，所有仇恨皆因利益与野心、侵犯与凌辱。电影起承转合，打乱了宁静，心碎至死。
 
好比那部经典的《早安公主》，前半部分紧扣人生的美丽浪漫邂逅，随后急转而下主人公一家三口被纳粹抓走，剩下苦中作乐的人生，最后死生别离却留下挣扎的美好，柳暗花明给人希望。《兰亭》也是一部从最简单的人性起笔的电影，伴随中日关系紧张，中日组合的家庭明显感觉到压力，连未出生的孩子都未能躲过民族仇恨一劫而胎死腹中，此刻躁动兴起，几分悸动，乱世浮生，鸦片麻痹了众生，繁华掩饰不了垂死萧条的节奏，日本侵华打乱了世外桃源的安详，好友被杀，妻子被杀，自己被杀，家破人亡山河破碎。
他们注定是悲剧，观者心情一直抑郁一直沉闷一直想要冲破压抑，看到最后观众泪水夺眶而出。战争就是将最美好的东西摧毁，将你想要珍惜的东西无情收回，好比魔鬼之手，容不得招架就已刀落人亡。都说心灵脆弱敏感的人不适合看战争片，但战争片恰好也是拍给这部分人看的，因为不麻木不仁的人，才最能体会到什么叫珍惜，什么叫心痛，什么叫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兰亭》有太多美好在里面，它选择的地点是偏远的乡土，选择的人情世故是最原生态的江湖味之江南，是美与丑的极致，单纯与邪恶的交织。当未出生的孩子夭折，当挚友被残忍的侵略者杀害，当妻子被她生父亲手杀害，美好消失殆尽，邪恶卷土而来，粉碎了人与人最亲密的纽带，林耕依旧没有被残忍的战争所迫害，他依旧至死无悔爱秀代，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依旧不会因为暂时的苦难而崩塌，他见证了死亡，也见证过璀璨，我想这就够了。
人性就是如此，看完这部片，我坚信，爱是永恒，情丝斩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