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日》与鲁迅——关于国民劣根性性问题的思考
《紫日》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其导演是否确实有意于此。
   “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它是一个中性词，不带有感情色彩。中国的国民性概念最初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使中国必出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后来鲁迅于《摩罗诗力说》中说“裴伦大愤，极诋国民性之陋劣”，其意义是指国民性思想中的拙劣与鄙陋，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这里有愚昧卑怯的群氓，他们包括愚昧的受压迫者、卑怯的精神胜利者和迂腐的知识分子；有麻木冷漠的看客，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津津有味的谈资和故事。鲁迅在“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他称之为“民族的脊梁”的革命志士，是为绝望之中的一点光亮。
鲁迅描述巾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两个著名的象征性比喻：一个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熟睡的人们”，一个是“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鲁迅是怀疑的，“从来如此就对么？”然而他又是绝望的，明知铁屋子绝无打破的可能，却又不甘于沉睡，要呐喊，企图以此唤醒沉睡的人们。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构成了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其实现在看来，国民劣根性的论调是很有些问题的。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国民劣根性即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但民族自省精神和历史反思意识是必要的的。一个不知道自省、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现代的人的文化而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自省精神和历史反思意识精神内核，是启蒙主义的人的意识和现代理性精神。这是启蒙运动先驱者的战斗姿态，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的“评判的态度”。
《紫日》中，在人物日本女孩秋叶子身上，可以说反映了导演对国民性的思考。秋叶子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体，既有人性的共通之处，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特性，更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少女所独有的特点。年少的她，有着这个年龄所应有的青春与梦想，也曾有过一段青涩美好的恋情，因为战争，他与恋人被迫分离。那个八音盒，娃娃的笑脸，凄美的音乐，贯穿影片始终，也许正是对于这段感情的祭奠。然而她又是无知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将杨玉福一行人引入雷区，一心要置他们于死地。她也是麻木的，对于苏联军官的死，她毫无怜惜，也许这只能说是出于人性求生的本能罢了。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日本整个民族的一些东西。《菊与刀》一书中，将日本人的形象归结于菊与刀这两个意象，自是有其根源的。和善、爱美、文雅的同时，日本人身上也具有好斗、尚武、蛮横的特质。这一切看似矛盾，却在他们身上得到空前统一。
经历患难之后，幼稚的秋叶子仍然坚信日本人不会伤害自己的朋友，将他们引入日本军营，最后也是因为这份对于自己民族的信任，丧命于日本法西斯之手。与影片中的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同，他们在战争失败后选择自杀殉国，这种近乎殉道的行为，其实正合于武士道所追求的。一本名叫《叶隐》的关于武士道的书说道，“武士道，视死亡为等闲之道也。”不怕死，轰轰烈烈的死成了武士的信仰和追求。然而残忍地以此要求所有人，在我们看来确乎是不人道的。秋叶子内心是厌恶战争的，她始终渴望着“海的那一边”，渴望结束战争回到家乡。然而面对屠杀，她不知抵抗，甚至不愿相信这一切竟是她的族人所为。这几乎是与影片中的所有日本民众共通的。
“日本人的国民性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地方．严重的集团主义倾向，“任生任死”的生死观，崇尚武士道精神，以恬淡、古雅为美的审美观、多愁善感、感怀留恋哀凄之美的心理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日本特色。” 集团主义，一定程度上，在本片中表现为这种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而“任生任死”的生死观，崇尚武士道精神，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背后的日本民众，坦然的面对死亡，成全自己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也成全这份属于自己的荣光，尽管在我们看来，这种忠诚几近愚忠。
一个人是无法脱离时代、脱离群体而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产物。国民性的问题，是不拘于某一个国家的，它属于所有人。国民劣根性论调的产生也许是出于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妖魔化的目的，但是与其一味谴责西方殖民者的罪恶，哭诉本民族的苦难以求同情，自我批判，勇于承担责任，知耻而后勇，方才为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