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华，或上村明子，一直到影片的最后，都没有出现。

六十年前，她是被父母遗弃在中国的孩子，六十年后，她是被日本社会遗忘的边缘人——如果她的养母不来寻找她，她就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日本社会了。

从遗弃到遗忘，这几乎是归国的战后日本遗孤的普遍命运。

天下所有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六十年前，陈奶奶尽管背负着国恨家仇，但听到了孩子哭声的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收养了这个女孩，并将她养育成人。

十年前，养女归国。

五年前，养女失联。

2005年，年过古稀的陈奶奶彷佛又听到了六十年前的哭声，于是，她不远千里来到奈良，寻访养女的下落。

从成长背景来看，4000多个日本遗孤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亲情纽带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

从陈丽华寄给陈奶奶的信看，始终是报喜不报忧，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孩子表达亲情的方式。

又比如小泽的父亲，归国生活多年后，最后又选择回到中国生活，因为在“异国”，他才会过得比较自在——在某种意义上，“异国”才是他的故乡。

那么，这些已经“异化”为中国人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中日建交（1972年）后，陆续回到日本呢？

与寻根、认亲等深层次情感需求比起来，很多人的选择归国的原因特别简单——和其他“移民”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最明显的差距就是收入差距，那时候，日本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若干倍。

战后遗孤归国，说得直白一点，很多人的第一诉求就是“赚更多的钱”。

实际情况是，他们回到“故国”，语言不通，教育背景、成长背景迥异，他们要在日本立足，找到比较体面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回到“家乡”当农民，要么到处打零工，有时候还要靠社会福利接济。

而他们的日本“亲人”，至亲大多已经不在，堂亲表亲之类，本就与他们隔了一层，往往还会防着他们可能要分财产，自然而然也就疏远他们了。

归国的他们，往往只有名义上的国民身份和家族身份。在日本社会中，他们多半是“举目无亲”的。

他们难以融入日本社会，甚至，遗孤二代、三代，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处境。

小泽是遗孤二代，她在日本成长、工作，但因为中日混血的身份和带着一点中国口音，她仍然被前男友的父母视为“中国人”，而且，他们拒绝接纳她。

被边缘化的他们，往往选择关起门来过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家做中国饺子，利用从中国带来卫星电视接收器，在家看中国电视节目。

他们的孤独，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疏离，很少被看见。

有时候，中国反而能够带给他们更强烈的“归属感”。当中国人来做客，他们迫不及待地“献艺”——“手动”表演京剧《智取威虎山》。

影片中，养母陈奶奶、遗孤二代小泽、退休警察一雄组成了寻人三人组。

陈奶奶爱女儿爱得深切，也爱得豁达。

每次有一点线索，小泽总是着急忙慌的，陈奶奶反而比较平静，只是配合好每一个步骤。

车上，一雄接到前辈的电话，对方称上村明子已经于几年前去世。小泽闻讯，啜泣不止，泪如雨下。而陈奶奶在后座已经熟睡。

从影片中看，陈奶奶到最后都不知道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

但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知天命的陈奶奶早已不是局中人，她一直自困局中，只是为了让寻人三人组继续可以抱团取暖。

陈奶奶终将回国，寻人三人组终将解散，小泽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继续在日本打拼，一雄也将重回空巢老人的孤寂，但他们一起经历的寻人之旅，也将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中。

影片的最后，三人在祭典上寻人无果后，沿着路边缓缓前行。时间彷佛慢了下来，观众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体验到一种彼此照应的暖意。

短短几天或十几天的相处，他们已经成为一个颇有默契的“组合”——这个“组合”在一个悲剧事件中“组建”，却跨越历史、国籍、年龄，找回各自的“人间值得”。

乌龙放生、戏剧性地飙俄语、肉店奇遇、和当地的孩子们玩耍、装病调虎离山，等等，陈奶奶可爱得停不下来。

当小泽为相机没装胶卷而错失所有的美好瞬间而伤心时，陈奶奶却轻描淡写地安慰她，（照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了。

语言不通的陈奶奶和一雄尴尬地坐在长椅上的时候，陈奶奶以交换照片打破了沉默，又以一起做手工建立友谊和默契。

鹏飞通过诸多有趣、温馨的细节，塑造了可爱又睿智的陈奶奶，又以幽默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化解”了这段沉重的历史或寻亲之旅。

在陈丽华写给母亲的信中，“一切都好”是不变的主题。而陈奶奶寻找女儿的过程，却一步一步地粉碎了这个主题。

在小泽和一雄的帮助下，陈奶奶造访了女儿可能去过的地方、找到了女儿的聋哑人朋友、拜访了女儿的前房东也是女儿工作过的小食店的老板娘。女儿做过的炸面包圈，陈奶奶也带了一点回家，细细品尝。

抓住女儿留下的一点点痕迹，陈奶奶都试图走进她悲苦的内心。

天下所有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而心中有爱的母亲，永远都能够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

电影充满搞笑与温情，搞笑的是两个老男人，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原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是严肃、认真，成熟稳重的老男人，在一起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变得孩子气，贪玩，搞笑，追求刺激，彼此都变得轻松和活泼，也都仿佛重回了年轻。一个不再只想着赚钱，一个不再只想着为家人付出，仿佛都重新找回了自己，找回了自己该过的本来的生活。温情的是，这种别样的友谊，通常意义来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是充满悲伤和泪水，充满将要离别的愁苦，恐惧和不舍，然而在电影中，他们却拥有了一生中最为合拍和要好的朋友。彼此支持，彼此爱护，彼此作为对方最亲近的人。虽然看似是科尔为了卡特实现愿望，而实际上科尔在这个过程中也收获了以往从未有的快乐。

当一部电影可以掌控你的情绪，那这就是一部好电影。在一部电影中能让你又哭又笑，时而哭时而笑的像个疯子，那这就是一部好电影。相比大多数人想到死亡都会感到恐惧，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梦想不能实现而感到恐惧，因为会想还有很多时间去实现，或者还有很多时间，这个实现不了还有下一个，但是电影却好似给了人们上了一堂课。只有在以为时间很多的时候抓紧去做，才不会在真正时间很少的时候只剩遗憾，毕竟，遇到科尔这样的人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只有当经历了生老病死，才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

这片我可以毫不吝惜地给它5分，我的评分史上最低分。飙车、追逐戏敷衍得像是在讽刺片名“极致追击”，真的很极致，还有打斗戏，非常的“impressive”。昆凌小太妹的感觉是对了，但是细节和台词的反应完全出戏，白瞎了那么好的口语。一部夺宝片能拍成这样一点紧张感都没有也是醉了，可惜了任达华也栽了，全片也就开花一个人把这部片子当成电影来拍，其他人都是来搞笑的吧？！

小女孩吟诵的童话穿过努米亚无边的火焰与黑夜，飘散在黄沙大漠中。理想主义终将掠过死，迎接生。在这之前，“人们紧紧搀扶着，凝望漆黑的海面”。

即便导演是饶晓志，我还是抱着对国庆档电影大概是命题作文的猜疑坐在了点映场的大荧幕前。可到头来我最想夸的，居然是人物弧光的完整性。我看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可爱的，可信的，更是可敬的。

我上过一门名为“公共外交”的课，课上老师讲，每一个人都是外交的主体。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影片中的成朗、宗大伟、章宁；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亲人、朋友、师长；他们作为国企员工、翻译、记者、学者或是外交官；他们因为相信人与人之间有超越国界的理解的可能性而行走在中国的国境线之外；他们每一个人都践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与尊严。我为他们骄傲。

其次，想说一下影片中让人眼前一亮的细节留白。宗大伟为什么用中兴手机？后方外交人员为什么能迅速卫星定位？为什么在努米亚有这么多家国企，这么多中国人在这里长期生活工作？

回望中国的基础科学与工业发展历程，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想把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取名“北斗”，想用高铁代替骆驼重走丝绸之路，想着现代化或许真的有另一个方案。外交展现的不是宣传与叫嚷，而是一个国度的气量。宗大伟和成朗用自己的人格赢得了这份荣光。

再者，想说一下影片创作的艺术性。给我印象最深的童话独白自不必说（见笔者影评“歌声在海上——浅析《万里归途》中的航海童话”），影片中的配乐、空镜和特效都服务于情感，又渲染地恰到好处，展现出中国电影在新场景的新可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想赋予人物灵魂而不是技巧，他们有视听语言的审美与工业化的野心，他们有诚意讲一个好故事给观众听。

最后，想谈谈最触动我的成朗。朗哥，25岁，外交部新闻司新人，滞留努米亚，没见过战争。他是懵懂的，所以也是理想的。他把航班位置让给台湾同胞；他在厂房跑来跑去安排工作；他拿过喇叭不厌其烦鼓励人们；他举起摄影机，记录历史的第一卷草稿。他上一秒能为自己的想法辩护，下一秒也能迅速承担起责任。他像一颗刚破土的种子，生机勃勃，每一帧镜头都尽情挥洒着魅力。不得不说，王俊凯真的是个很神奇的演员，前面刚看过他《断·桥》里演一个少年杀人犯，现在我又被这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外交官迷倒了。

至于我嘛，我这一生，真的很想有一个瞬间能够举起摄像机，感受成朗的那滴泪到底是如何落下的。

理想的境况从来都是相似的。在那之前，人们紧紧搀扶着，凝望漆黑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