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摄影机从19世纪末诞生以来，就以纪录外界运动（motion)和表达内心悸动（emotion) 为长；而一代代持摄影机者，也无一例外地被时过境迁中的红尘世界所深深吸引。中国纪录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持续地对焦社会变迁，用镜头感悟凡人境遇，通过20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一个既清醒又感性的纪实传统。其中，为数不少的纪录影片把镜头对准了各种行使政治权力和社会规训的机构，如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村委会这样的国家基层机关，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等教育部门。比较突出的作品有段锦川和张元的《广场》（1994年），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 号》（1996年） 和《拎起大舌头》（2002年），张以庆的《幼儿园》（2004年），李一凡和鄢雨的《淹没》（2005年）等等。

　　这些纪录片的气质或多或少受到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的影响。怀斯曼长年用冷眼旁观的方法，对美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学校、监狱、医院等等机构做影像纪录，他众多的“直接电影”已经成为美国从60年代末至今的视觉社会史。1990年初，怀斯曼的作品由第一代纪录人吴文光介绍到国内，他对社会的执着审视也成为部分中国纪录片人的榜样。

　　然而中国纪录片人的笔触，却不仅仅停留在用怀斯曼式的“手术刀般的镜头”，来切割分析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权力的日常运作。光影转换之间，摄影镜头时时转化为温暖的双眼双手，充满爱意地端详、抚摸芸芸众生的脆弱肉身。近年来脱颖而出的纪录片导演赵亮在2007年完成的纪录影片《罪与罚》，将摄影机对准一个在中朝边境上的边防派出所，展现国家权力如何在基层社会中运行，同时关注社会秩序下的凡人经历，是同类纪录片中极其优秀的一部。

　　影片以一个将近3分钟的长镜头开始。来自窗外的冬日阳光斜照进派出所一尘不染的集体宿舍，武警们正按军营的规矩折叠各自床上的一床被子。实质是柔软的棉被，被一双同样柔软的肉手不厌其烦地折叠拍打，渐渐显出坚挺笔直的边角来，最后终于外表方正如砖，安放在行军床上，成为军营纪律的标志。

　　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往往就能够窥见电影作者所选取的观察位置、关注角度和美学策略。这个镜头也正是如此。在此后的120分钟内，摄像机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地对派出所的日常事务取景、凝视，观察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肉手和肉身如何互相拍打、碰撞，以此来反思坚硬的社会纪律和柔软的人情之间的关联。

　　片中纪录的案件平常，琐碎，甚至可笑：一个精神病患者把一床被子臆想成躺着尸体的谋杀现场报案；一个聋哑真假难辩的嫌疑犯在体罚之下用哑语表示听不见讲不出，拒不招供；一个驾着驴车回收废品的老人，因为营业执照过期被拘留；三个农民合伙偷了木材，被分别传讯和体罚。然而这些琐碎的案件，正如影片开头折叠被子的场景，成为观察规训下身心体验的机会。在嫌疑犯被武警左右胳臂反拧，揪住头发时，摄影机纪录下他脸部的痉挛和脚步的踉跄，当他在审讯中被抽嘴巴，摄影机录下他喃喃地重复：“你打我，你打我。”当武警因听到收废品老人的儿子在电话上的谩骂，从而百般刁难老人，摄影机用一个漫长的特写镜头录下老人微颤的嘴角、失神的眼睛、受伤的尊严。

　　肉身的委屈求全，并非仅仅局限在被执法者这个方面，影片也花很大笔墨描写武警们的人身体验。执法的压力和艰难，使得武警三十多岁就已经开始谢顶，互相理发时毛发纷然而落；即将复员的武警叹息三年制服生涯之后，没有再被提拔，醉酒后泪如雨下。摄影机注视着不听使唤的毛发和眼泪、纪录下审讯时的巴掌和踉跄，迫人反思社会秩序在将人秩序化的时候，加诸于每个人体的微小暴力。

　　自从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一系列著作中揭露和批判了社会暗中行使于人身周遭的“生命权力”（bio power）之后，很多学者都在探究人的桀骜肉身如何在社会种种监视、规训和教养之中，被磨塑成为既温顺、又有生产力的“教化性身体”。这个过程，古往今来，中西皆有之。然而在社会步入现代后，因国家和资本侵入日常生活的能力增强，这个塑造温驯肉身的过程在世界各地都变得更为迅猛。对身体的“秩序化工程 ”，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对这个“身体”工程的审视，也是人了解自身和社会的关系、思考社会秩序、公义和自由的第一步。《罪与罚》的凝视，在还人情人性于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同时，深刻表达权力与此情此性的交织、互塑和同谋，凸现中国纪录者反思社会人生的厚实功力。

（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