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10集，首先不管是网上的介绍、宣传，故事背景以及演员阵容，都非常容易想起前几年的《人民的名义》，那就以此作为基准，简单说一下这部剧的优缺点。先说优点，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普法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具有相当法律基础的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依然能学到不少东西。而相比于《人民的名义》所宣扬的反腐倡廉，《底线》的现实意义更强，很能引导观众反思，自己是不是就是剧中经常抨击的“墙头草” ：听风就是雨、坏人手里的枪、被媒体随意引导没有自己思考能力的无脑网民。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人占据了网民中的大多数，剧中时刻都在纠正观众的一些极端思想，包括但不限于：二极管想法，男女对立想法，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等等。但如果打开弹幕观看这部剧，你会发现没有自己思想的观众依然占据绝大部分，偏激的弹幕后往往伴随着最多的点赞数。他们急切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完全不考虑随时可能反转的事实或者说剧情。我希望他们能在看剧的同时能够有一瞬间醒悟到自己好像就是剧情中抨击的这些人。再说缺点，相比于《人民的名义》，剧情算不上引人入胜，我追剧的欲望是不强的，剧情实际就是由一个个现实案例改编形成，其教育意味太过浓厚，并且塑造的个别形象也略显生硬，它贴近我们的生活，但又不那么贴近，它让我们了解了基层法院的现实情况，但是又明显地夸大了法院工作人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再配上一些稚嫩的剧情起伏，令人在某些时刻会感觉到：哦，这终究只是电视剧，而不是现实。

女主的死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她总是为了自己而不惜伤害身边的人，她利用胖病友和杀人狂对自己的爱，她利用杀人狂对自己的信任，而不惜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最后女主因想私自逃跑时，不小心把胖子病友害死了，杀人狂的愤怒此时已达到极点，他决心要为他报仇，并且变态的母爱也引导杀人狂走向错误的道路，女主与杀人狂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导致最后女主为自己辩解也无济于事，无情地被杀害，最后杀人狂将女主的脸缝在自己脸上时，只有无限的怨恨与愤懑，他不想再看到这张美丽又可恨的脸。这也是让杀人狂从此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走向无限屠杀的主要原因吧，他的心此时已经死了，他深知背叛的滋味。看到最后，我竟对杀人狂充满了同情。

同样是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同样是蒙马特高地上的三人恩怨，甚至地窖里同样藏着个犹太老板..《永别了，霍夫曼先生》里这些似曾相识的元素，都让人联想到特吕弗的名作《最后一班地铁》。身份的互换，人性的沉沦，《永别了，霍夫曼先生》无疑是在向前辈致敬，但在悲剧之外又拍出了不一样的反转，最后毅然绽放的，还是难能可贵的女性光芒。从《辛德勒的名单》到《安妮日记》，二战期间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大部分都人财两空，即便从巴黎逃到了维希政府管辖的“自由区”，仍很有可能也会被抓入集中营。影片最后貌似给了一个家人团圆的美好结局，但联想到片名是“永别了，霍夫曼先生（Adieu Monsieur Haffmann）”，而非“再见了，霍夫曼先生（Au revoir Monsieur Haffmann）”，丹尼尔·奥托耶饰演的犹太珠宝店老板霍夫曼，很可能没有熬到巴黎解放，向曾经的伙计弗朗索瓦要回自己的店铺，这最终还是一个悲剧。同蒙马特剧院的老板卢卡斯一样，1941年纳粹占领下的巴黎，珠宝店老板霍夫曼也没能逃出“占领区”，只能屈身于自家店铺的地窖里，在德军的严格盘查和搜捕中慌慌终日。《永别了，霍夫曼先生》绝大多数场景发生在室内，情节推动多靠对话，给人以浓重的舞台感，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三位主角的视角，考验着他们的演技。毕竟，这部影片改编自让-菲利普·达盖尔的同名戏剧，原作曾于2018年拿下多项法国戏剧界最高荣誉“莫里哀奖”，而达盖尔的好友弗雷德·卡瓦耶因为太爱这出戏了，忍不住拿来改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卡瓦耶在电影版中增加了弗朗索瓦的戏份，采用了特制的变形镜头，在封闭拍摄中营造出一种“亲密者之间的惊悚感”，譬如皮球从排水口滚入地窖，德国兵上门找球那出戏，眼见着语言不通渐渐积累矛盾，着实让人为霍夫曼先生捏了一把汗。影片原本计划2020年初就杀青，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拍摄进度，现实中的恐慌情绪和社交禁令，又意外的同当年纳粹搜捕犹太人的肃杀气氛相吻合，眼前那空荡荡的蒙马特街道，仿佛是历史重现，连几位主演都有一种穿越感。戛纳影帝丹尼尔·奥托耶大半辈子都在饰演善良、正直的角色，到了老年就成了《咪咪流浪记》里的老爷爷，而这一次的霍夫曼先生，除了甘受莫名的“屈辱”，还保留了老一辈“导师”才有的尊严感。作为一个“精明的犹太人”，霍夫曼本来盘算得挺好，把店铺假装“卖给”伙计弗朗索瓦，等战争结束后再回来，并给予弗朗索瓦适当的补偿。可就像弗朗索瓦妻子布朗什所说：“以前我们一无所有，现在他什么都想要”，人性会随着身份、地位悄然变化，经不起欲望的考验。比妻子晚了一步，没来得及逃出巴黎的霍夫曼，不仅反过来成了弗朗索瓦的伙计，还不得不成为一匹圈养的“种马”。这是影片最具讽刺意味，也让人感到荒诞的情节，常年不育的弗朗索瓦，为了让梅西尔家“有后”，居然胁迫霍夫曼和妻子交媾，这种主动“喜当爹”的脑回路，不仅妻子和霍夫曼难以理解，就连浪漫如法国人也感到诧异——真喜欢孩子，也可以去孤儿院领养一个，何必这般“委屈”自己？但如果从戏剧角度来思考，这正是弗朗索瓦人性扭曲的起点，自卑的伙计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真正留住霍夫曼的财产所有权，为自己的贪婪找到一个勉强可以自我安慰的借口，而最终牺牲的，只是妻子布朗什的情感和尊严。还记得九十年代有部情节相似的影片《借种》，同样也是暴露了男人的自私和怯懦，最后同样由女性来独自承担。好在纪欧多饰演的布朗什女性意识觉醒得早，霍夫曼也的确是一名正直的长辈，这段显得狗血的“借种”一幕并没有真正发生过，反而是从霍夫曼寄给妻子的信中，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而反观曾经敬爱的丈夫，已越来越沦为卑劣的小人。勒吉尔·勒鲁什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内心活动，看似憨厚的弗朗索瓦，自从成为店铺老板，搭上了纳粹军官后，心态一路变化，原本压在心底的贪欲，以及手艺不精的自卑，掩盖了对霍夫曼先生的感激之情，最终做出了肮胀的决定。卡瓦耶的电影剧本里，比戏剧更加突出了弗朗索瓦的心路，按照真实的历史，当年那些盘下犹太资产的法国人，最后也大都占为己有，即便算不上是“法奸（collaborateur）”，也是这场人类悲剧的告密者和帮凶。自始至终，弗朗索瓦从未寄出过霍夫曼的信，最后却向德国人寄出了举报信，这都是因为不甘屈辱的霍夫曼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主动走出地窖，在德军少校面前不卑不亢的坐下来。这意外反转的一幕，带给当事人和观众的冲击感，堪比《寄生虫》里那个神秘的男人，同时又承载着历史的悲壮和残酷——犹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但他们还有尊严，还有钻石般的道德感留存于世。这是整部影片最具象征意义的高潮，相比之下，最后一个反转，弗朗索瓦冒充霍夫曼去卖画的操作，虽然呼应了之前的身份互换，但在节奏上显得有些仓促，更多是满足一种朴素的民间情感——好人有好报，投靠德国佬的人，没有好下场。在两位演技派老戏骨面前，莎拉·纪欧多反而是全片最具弧光，也最让人越看越爱的“宝藏角色”。就像电影海报里的布局，站在后景，位于奥托耶和勒鲁什之间的纪欧多，一开始似乎只是个不重要的“工具人”，其饰演的布朗什是那么纤弱，在洗衣房打工的她，连日常说话都是怯怯的，完全就是那种跟着丈夫来巴黎落脚的外省女人。但布朗什拥有最可贵的道德观和同情心，明白不劳而获的幸运“像战争一样不能长久”，尤其是看到曾经深爱的丈夫，在虚荣和占有欲下变得如此卑劣、丑恶时，毅然选择了正义的一边，这份深明大义的勇气和胆识，比《最后一班地铁》里的德纳芙更令人肃然起敬。从拒绝德国人到拒绝丈夫，电影中的布朗什看似温柔顺从，却能在关键时刻摆脱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追求自己的独立意识，跳出“男性纽带”的功能，这在那个年代的女性之中，实在是值得万分的钦佩。Luc

贾樟柯：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过了一两年，张导就拍了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非常强调造型，强调绘画性，《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看过，它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生动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中国时代到了当下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候纪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过去纪录片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闻片里面使用，但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这个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故事，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就开始给我们改编，写了好几个月，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其实很好。但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突然聊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商量可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说马上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开始迸出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东西。后来果然没用刘恒的剧本，从此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就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各种藏，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方方面面，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演员是八九点来了，穿上农村的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附件晃悠。差不多了，说可以了，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情况。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半夜挂在那。

除了这些在外边环境的偷拍之外，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这帮人。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就天天在村里转。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瞄，天天瞄，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我印象中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我们是拿对讲机，偷拍的时候，如果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他要钻一天的。我就只能在外头汽车上用对讲机，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演员走位置，要拍几十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所有的人全是电影的专业人员，一开始看睡着了，后来连睡觉都不睡了，都回去了。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明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说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当然那时候中国还在发展中，不像今天有严格的法治，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商品，你拍进去、发行，那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她一个近景，大概两三秒钟，她说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为什么？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面。这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平时在豆瓣只看从来不写，这次忍不住想写一下，文笔不好请见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宅在家里，无意中在中央六套看到的，片名是个败笔，让人看起来觉得是国产魔幻烂片，电影描述了镇南关之战，清军壮烈抗法的故事。影片比那些手撕鬼子脚踢手雷的中外对抗片要写实得多，真切描述了法国侵略殖民军屠我子民，烧我村落，退休名将冯子材向朝廷请战，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利用地利，士气，人数优势，击退了来势汹汹的法军，片中演员都演技在线，从情感戏到肉搏戏，完胜很多所谓网红鲜肉。影片中的肉搏战看得人热血沸腾，冯子材与对方法军将领斗智斗勇，好几次伏击都被击退，冯子材败了，可能要失去生命，并让背后的大好河山与中华子女面对法军的屠戮，而法国将军输了，最后也许只是轻飘飘的撤退并捞一个曾海外作战的简历当成以后从政的政治资本。清军的确是装备不够，人数来凑，中华人民子弟兵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对抗法兰西的钢铁大炮。也许有人会说，一个退休老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不伤分毫，让犯了错误的儿子自裁，主角光环过盛，人设过于完美。可是第一滴血里，史泰龙以一敌百，最后全身而退，难道只允许老美宣扬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允许咱也弘扬一下咱们大公无私的传统精神还有英雄精神吗？咱们也应该输出一下中华文化价值观。希望大家对国产电影不要只有一昧的苛责，毕竟苛责已经太多了。结尾火龙退敌的特效有点五毛，可是瑕不掩瑜，希望大家都要牢记历史，不要忘记中国人挨打的那段血泪日子，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