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
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
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
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
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
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
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
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
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
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
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
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
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观影录#很久以前,在朱学勤、王开岭、林贤治、林达等人的文章中,读到过作家左拉那份著名的如匕首如炸弹的公开信。“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我等待着。”在左拉去世后的第七年,德雷福斯案再次重审,并在十二年后给了当事人以迟到的清白。左拉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在四年前的
#观影录#很久以前,在朱学勤、王开岭、林贤治、林达等人的文章中,读到过作家左拉那份著名的如匕首如炸弹的公开信。“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我等待着。”在左拉去世后的第七年,德雷福斯案再次重审,并在十二年后给了当事人以迟到的清白。左拉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在四年前的梦中因施工瓦砾堵住壁炉烟道导致煤气中毒而去世了,在葬礼上,法郎士说,“他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左拉去世后六年,法国为其进行了国葬,并将其移放到了先贤祠。一生都以牙尖嘴利著称的马克·吐温写道:“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嗯,五百年,很好的数字,也是另一些大人物渴望向老天爷续约的期限。这部电影中,胖乎乎的左拉也露面了,贡献了那个让正派和反派都群情激奋的场面。但在这部电影中,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位上校,是他不愿意违背良心的坚持和对国家真挚的爱,才在逆转这个差点变成铁案的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有看更多的书,更多的电影,才能更从容地理解历史,理解生活,理解人性。阿强,继续。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大国,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自称拿破仑三世堂弟的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得到了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狂热追捧,部分是因为普法战争中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损失,这两个区域是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从自由主义左派向右派的过度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乔治·布朗热将军的幻灭之后,政府蓄意的德雷福斯冤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将军:“如果政府与民众不信任保卫这个国家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那么谁来保卫这个国家?交给别人来保卫好了!”
律师大吼:“这是一场政变吗!!!”
只有理解这一幕场景,才能真正理解这部电影和德雷福斯案。因为就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五年前,前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在保王党和军方的支持下进入国民议会,意图颠覆共和政府的阴谋失败。以保王党、军方、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阴云仍然笼罩在巴
将军:“如果政府与民众不信任保卫这个国家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那么谁来保卫这个国家?交给别人来保卫好了!”
律师大吼:“这是一场政变吗!!!”
只有理解这一幕场景,才能真正理解这部电影和德雷福斯案。因为就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五年前,前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在保王党和军方的支持下进入国民议会,意图颠覆共和政府的阴谋失败。以保王党、军方、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阴云仍然笼罩在巴黎上空。
德雷福斯案件中率先发难的军方和教会在舆论上的大肆活动引起了左翼共和派的不安随之支持德雷福斯来进行对抗。到最后,德雷福斯案件成为了法国左翼与右翼的大混战,从左拉到都德,从饶勒斯、克列蒙梭到莫里斯莫拉斯,这场大论战引起了第三共和国深刻的社会分裂危机。
那德雷福斯呢?当时法国社会评论家说道:“已经没人在乎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了。”电影中,德雷福斯被告无罪后,已经晋升陆军部长的皮卡尔准将拒绝了他的要求。
大家只关心政治立场,关心的是共和国,关心的是军队的荣誉,不关心一个犹太人有罪与否。“xx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大家只关心性别立场,关心的是metoo,关心的是女性的权利,不关心一个犹太人。”
这才是波兰斯基想说的话,这才是电影后半部分让人难以琢磨的剧情跳跃,结局仓促,似乎言之不尽的原因吧。
“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
“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
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法兰西万岁!”,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也没有。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
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
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
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
《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前走。
电影讲的事其实也很简单: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随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锒铛入狱。法国军情处中校皮卡尔为他奔走发声,也惨遭当局迫害。最终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间长达12年。
真实事件改编。波兰斯基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平铺直叙,偶尔插几段看起来“比较土”的回忆,可也真是奇怪,这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法在波兰斯基的运筹中就是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暗中使劲的味道。
或者说《我控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完之后觉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说不出哪好哪坏。可就是不容细想,越想越觉得它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品茶。《我控诉》大概是一种余韵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壶,里面尽管没有茶叶,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诉》是有这种茶香的。
最能飘出茶香的莫过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散落一地的军服,被折断的军刀。这原本是电影开场,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后的场景。这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辱。等到了电影最后这个镜头重新再次出现时,它就是在提醒观众:看看吧,这就是官僚们干的好事!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大丑闻,这简直就是法国的国之耻。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12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我不了解罗曼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
补充:
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
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
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