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柳青》终于5月21日上映，陕西能数得上的名人都出来说话，站台，就连已经过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也被出品方用资料制作成宣传品了。

密集的研讨会，国家党校研讨会，请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文章，陕西省委宣传部还下发了文件要求观看，据了解就连一向很少发朋友圈的陕西省电影局某处长，不仅站台力推，而且每天呼吁大家观看，还有文化届大咖，一水的好评，让人浮想联翩。

就在一周来高端大气的宣传攻势下，这部号称制作成本五千万（一说三千万）的纪录片电影半个月过去了票房还不到150万。

北京盛世影视的资深制作人吴先生告诉记者，这部号称投资五千万的纪录片电影，制作成本不会高于七百万，按照出品人王苗霞对媒体的口述，记者在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得到了证实，文化厅先后给予了五百万的资金，作为一家非电影部门是如何支付的这笔资金，如果是财政资金，那就值得研究了，据该文化厅一名不愿吐露姓名的处长告诉记者，当初几乎所有参与者都不同意支付这笔巨额资金的，但是时任厅长，刘宽忍还是力排众议支出了这笔资金，出品人王苗霞告诉媒体：“当他们把完整的剧本再次递交文化厅，经过专家剧本论证会，最终决定通过招标的方式拨款启动电影《柳青》的摄制。10月份文化厅和王苗霞签订了份补充协议，直到12月份，文化厅的第一笔款到位，电影《柳青》得以启动。此时，长安区政府也向《柳青》剧组抛来了橄榄枝。长安区领导是非常有格局的，他们认为电影《柳青》是一件值得支持的事。长安区是非常有诚信的，资金到位的非常及时。除此之外，长安区政府还在双创中心为王苗霞免费提供了近500平米的办公室”。

按理说作为财政资金只能一次，紧接着陕西省委宣传部再次作为重大精品资助了该部电影，具体数目官方的消息是一百万（有说四百万元）

王苗霞在采访时说：2018年3月，虽说有文化厅和长安区的拨款到位，但这对一个一流制作团队和全国院线上映的电影来讲，无疑也是是杯水车薪。谁料电影拍摄十天后，被勒令叫停。用王苗霞自己的话说：“整个计划拍摄周期是60天，中间停了10天以后，我们还是按照60天如期拍完，这就是《柳青》团队”。成本就是5千万！

而最终接盘的是陕西一家房地产起家的公司天朗集团，孙茵成为最大的接盘侠，一位资深投资人说：拍电影不是0成本的写诗，拍电影时真金白银在那花钱，花的是投资人的血汗钱，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没有给到投资人合适的回报，这样的忽悠只能让中国电影投资走向歧途，而创作者的自我创作也就很难继续为继，昙花一现。

最初参与该电影投资的某公司负责人谈到，一开始它们是满怀信心的，她们建议由资深的导演和制作团队来完成，可惜田波坚持不放手，但随着项目进展她们还是选择退出了，不过目前对于天朗来说肯定是一个大的投资失败和损失，无论票房如何对于出品人和导演田波来说都是赢家，高口碑，低票房或许才是导演和王苗霞夫妻想要的。

如果票房高，作为当初第一个以财政资金支持的陕西省文化厅该如何分账？长安区又如何拿到回报，大家都知道，政府一向扶持只讲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而就在刘宽忍厅长果断的办完此事不久，还未等到电影开拍他已经离开陕西省文化厅，而陕西省文化厅又很快与旅游局合并，而长安区的领导后因秦岭违建，几乎全盘换人，这件遭受众议的事随着电影《柳青》的上映，再次被人谈起。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孙先生说，他有幸观看了该部电影，题材很好，可惜只做了一个行活，导演有野心，有抱负，可惜与能力差了一定距离，服化道，美术都做的不错，可惜剧作很失败，作为一个初出茅庐仅仅拍了几部纪录片的导演一上手就驾驭于此弘大的题材，是编剧，又是导演，显然有难度。

面对出品方以及导演田波“跪求”院线排片，北京一家院线的经理告诉记者，出品方处理忙于召开高端的研讨会，庆功会，发布会，把电影推给了高层。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发行还能叫发行吗？

5月28日《北京晚报》袁云儿在署名文章上谈到：尽管影片处处能看到主创的用心，对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还原也非常严谨，但总体而言，《柳青》仍然不能算优秀。传记片的主角一般是名人，其迷人之处便在于把传主一生中最精彩的事迹、灵魂中最闪耀的片段呈现给观众，让人感受到传主个性、思想、灵魂等方面的魅力。而柳青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为了书写时代、甘愿在农村扎根14年的苦行僧精神，在于他从心底里尊重人民、热爱人民、在困难时期坚守良知正义，在于他一辈子追求文学理想、却最终未能完成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悲情结局……这些都是人物最值得挖掘和展现的内容，影片讲了吗？有所涉猎，却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影片更像是一部拍给中文系学生的柳青生平编年史，从他意气风发地来到农村开始讲起，到最后去世结束，每一个他的重要人生节点都有所拍摄，却总是刚开始讲述就马上转到下一个场景或事件，缺乏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