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看的片子，印象不错，但剧情大都忘记。今因故看了原著，又重新看了片子——再来审视，竟让我大跌眼镜。也许，第一遍看时，还刚从CCTV中解放出来视一切洋货如高端；而今天，显然已对这些好莱坞模式的商业元素彻底免疫。

我不介意电影改编小说；这里之所以说是“篡改”，因为这些改动都只是让一个本不错的作品变成了烂片。

小说的逻辑清晰，没有硬伤。
电影的逻辑大换血，改动后无法自圆其说。

小说结构精简、短小精悍，虽然涉及了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核心仍然是科幻。
电影参入大量的心理剧、感情剧、动作片来填充时间，大打人性牌、政治牌。与其说它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权力斗争剧。



小说的逻辑：


第一份报告：安德顿杀掉卡普兰
第二份报告：安德顿得知了卡普兰的阴谋，改变主意，没有杀掉卡普兰。
   （此为被摒弃的“少数派报告”）
第三份报告：安德顿面对第二种情况，再次改变主意，杀掉卡普兰。

【具体如下：
    唐娜的报告：卡普兰绑架安德顿，威胁他自愿取消预防犯罪系统。参议院为避免内战，拒绝了安德顿的求援。安德顿最后将卡普兰成功击毙。
    杰里的报告：安德顿得知将要犯罪后，取消了犯罪。此为被摒弃的“少数派”报告。
于是卡普兰决定公开杰里的“少数派”报告，以此来证明该系统无效。
    迈克的报告：面对这种情况，安德顿再次改变了注意。而卡普兰因为相信被摒弃的少数派报告，没有做好防备，而是试图和安德顿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安德顿为保护系统，杀了卡普兰，并被流放在人马星座。】


因此，三份报告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唐娜和迈克的报告结局一样，但实际是在叙述着不同时间进程的事件。第三份报告使第二份无效，第二份使第一份无效。迈克的报告是最正确的，没有第四份报告让它无效。

而这种特例只会发生在能够看到报告的少数人身上，譬如安德顿和他的继任者维特沃。整个系统继续运作。



小说并没有涉及太多法律和道德问题，于是留下了几个未处理的疑问：
1. 法理上如何论证，尚未实行犯罪的人是“罪犯”？
2. 如果“未来犯罪者”得知了预测结果，结局会有怎样一连串的改变？是否需要更多的预测者，来推翻前一个时间线的报告？谁才可以是最后的final minority reporter? 情报的不公开，对这些“罪犯”是否公平？





电影的补救与应对：

    插入神学理论。把预防犯罪比喻为祭祀，把预知者比喻为神或先知，来解决如何使民众信服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很棒。
   但紧接着，电影就迅速把主题引入对迷信科技的批判之上。落入了科技VS人性并最终人性战胜科技的窠臼。

   为了回避多个时间线的难题，电影将小说的重要逻辑进行篡改：
小说中，少数派报告存在，且三分报告皆为“少数派”报告；
电影中，三个预知者的结果相同，所谓的“少数派”报告实则不存在。
在小说中，安德顿一定杀人，乃不同时间线的同一结局，科幻剧。
在电影里，安德顿一定杀人，是因为为子复仇，心理剧。

换言之，去掉影片的科幻因素，只表现普卡兰如何设计并使得安德顿最终杀人，反而更合理。
在影片中，小说的精华被篡改为一个大bug。如先知和他后来自己所强调的，他仍然有选择。小说中，知道预测后的再度“选择”依然可被预测，而电影中因为不存在多条时间线，导致这个二度选择无法被预测。于是，安德顿的杀人并不代表预防犯罪系统的正确，而卡普兰最终与预测相反则再度宣告了预测系统的失效。

即使如此，导演依然不过瘾。为了表达人性&科技二元论且前者完胜后者的主题，导演不仅赋予了男主角以丧子之痛的“人性”心理，甚至赋予了“先知”以人性。引导观众一边倒地对此系统进行道德谴责。


如此依然不够。为了迎合广大观众科技虽完美但违背人道主义（其实如上所言，这个科技其实并不完美）、人有缺陷但有英雄气概的期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设置和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被篡改的面目全非：

小说中，安德顿和维特沃起先有矛盾假象，后来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二人的共同志趣和关注都是此科技系统本身。
而且安德顿是一个典型的中年知青加小领导形象，而影片的安德顿简直形同超人。
电影中，安德顿和维特沃的志趣和关注点不同。安德顿在乎的是科技如何避免悲剧，而维特沃在乎的是法律公平。
而安德顿，简直成了一个力战群雄的超人。
【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bug：一个如此依靠人力的系统，为保证其运作，难道不应该有一个后补随时上场的吗？小说中维特沃的设置就是先以安德顿的助手出现的，而电影中是直接外行夺权。另外，做为维护司法公正的维特沃，为何不只是来监督系统，而是要亲自指挥？那他自己做了领导了，又如何客观评估此系统？依赖他本人的完美道德么？】


小说中，对手卡普兰属于军方，不属于系统内部人，是利用系统的纰漏进行夺权；
电影中，对手卡普兰属于系统内部人，是利用人为的纰漏进行控权。

【于是电影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为了突出导演心目中高大上的正义，最后只能将之前的罪犯全部释放。卡普兰的表演秀失败了，安德顿的复仇愿完成了，正义的小天使维特沃也壮烈牺牲了。于是其他打龙套的群众们就各回各家了。整个故事像一个joke，充满了好莱坞自娱自乐的英雄主义情结。
人云，没事莫装逼，装逼成煞笔。】





其他出于商业目的的改动有：

在小说里，预知者能够预知过程，并转换为文字方式输出；
在电影中，预知者仅能预知结局，且转换为视频方式输出。
这样不仅使视觉效果更炫，且如此，在确定谋杀者的具体位置时，警察的作用就无比大了，我们的两位英雄和一大枭雄就可以有用武之地了。这里又出现了很多问题，譬如，如果仅知道杀人结局，为何不需要对未来杀人犯进行审讯？如果警察的定位如此依靠人力，是怎样保证万无一失的呢？譬如在开头的那场案件中，what if杀手的门是关着的？

再譬如，预防犯罪系统是设定为不属于政府部门，明显是为了迎合米国观众自命民主与政府唱反调的舆论调子。


另外还有，
譬如，电影也试图把系统推广，而系统却建立在三个意外存活的畸形人身上。先不论法律公平的问题，仅此点就可以把系统方案否决了。
小说中的畸形人有专门的训练学校，暗示了此系统可以持续运作。

再有，如果先知可以预测全国，那应当有很多“多余”的真实信息；反之，如果没有这么多其他州的信息，又如何可以预测全国？
小说中并不是以州、国来划分行政单位的，并且有其他星球。



不以科幻片论，仅从悬疑片的角度，也有太多不通之处，
譬如，卡普兰亲自杀女先知母的策划。既然知道先知有人性，又能储存信心与体内，他这样做也太过侥幸心理。完全有很多更好的办法。
譬如，卡普兰暴露杀死先知母之后，安德顿老婆的反应竟然是当场指出，不怕遇害吗？而卡普兰的反应竟然是离开，不试图控制她？
譬如，小说中的安德顿既是长官也是学者，是他一手研究并缔造了预防犯罪学及其相应的系统。而电影中的安德顿对系统原理了解有限，他的角色被分给了电影中的安德顿和那个女巫婆。你相信一个貌似业务娴熟的长官竟然对机制的了解如此有限吗？
更譬如，安德顿竟然可以单枪匹马力敌群雄，不知道是他的护卫队太弱，还是米国的众罪犯太弱。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电影中的未来芯片、立体放映、立体公路、个性化广告、眼球外科手术等设计还是蛮有观感的。
另外看在原著的份上，给个三星。

如果望文生义，《到阜阳六百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如此迅猛，它像一台庞大的、突然冒出的压路机，从许多人身上碾压而过，人们甚至没有时间蹦出乡愁一词，便浸泡在了趋同的麻木生活当中，喘不过气。或者，当人和物一起改变，现实的东方土壤已经不适合出产乡愁，更不会有西方的《尤利西斯》。华语电影里最近一次乡愁的现象，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

开头归开头，《到阜阳六百里》要说的并不是乡愁。相比把乡愁实物具体化的《金城小子》，再不然是抽象的、指向过去的《钢的琴》，秦海璐饰演的女主人公曹俐，她早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模样，拒绝回家。换句话说，她的身份已经不是传统的进城农民工。她好像适应了钟摆一样的城市生活，但有时候又会跟不上摆幅。曹俐不同于谢琴的女儿，对方一头扎进了城市的物欲洪流当中，她是一种暧昧的身份存在。外表可以跟都市人无异，内心深处却无法接受。她置身城市的浅水区，却又不想上岸回家。

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又在说归家，这种归家愿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信号，它更像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某种残留，历次清洗破坏都无法消除。比之直面春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到阜阳六百里》虽有写实主义的指引，然而由于邓勇星的台湾人身份，他始终跟现实和真正的回家路保持距离，空间和镜头都隔开了一层。电影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曹俐、老乡以及谢琴身上，它制造了一个扇形的故事结构，先铺陈展开，然后突然收起。曹俐以外的电影人物，他们都有了某种命运转变，惟独曹俐还留在城中，电影什么都没有多说。

记得那回映后交流，有观众提问，为什么最后突然就没了，将归途上发生的事代之以字幕，是否因为拍摄有难度。导演说不知道，大意是觉得这样没了也挺好。从这处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到阜阳六百里》好像不追求戏剧性——即便谢琴撞见女儿表现得很戏剧性，但是放在春运这样一个题材，多数内地观众便会觉得：你表现农民工这样一个题材，又是老大难春运，年复一年，不说电视新闻的影像，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记忆素材，那是何等惨烈，每个人却内心决绝。

与之相比，跟电影的配乐一样，《到阜阳六百里》显得太轻描淡写了，它甚至刻意营造出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类似于“大家都可以很好”。我突然想起朋友评价戴立忍的《不能没有你》，台湾人民太小打小闹了，如果要体验真正的生不如死，来内地一趟便知道了。很显然，《到阜阳六百里》也有相似问题的存在，当电影映照现实，并不是说蜻蜓点水的处理方式不好，毕竟有时候，想要做到点水而不是溺水，那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功力。可是春运这种宏大主题，一旦电影难以深入，反倒是发表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那么，观众心有怀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也有说，《到阜阳六百里》是在讲小处，小人物，小故事，它并不需要去制造场面，满足观众的期待。的确，《到阜阳六百里》肯定不能做成《人在囧途》，一边抄袭，一边普及人心向善，电影确实在讲底层，住的破败小屋，连哑巴都放了进来。这还不是弱势群体，那就稀奇了。只是一见到这类特地设置的哑巴角色，包括其依依呀呀的演绎方式，我总会想到台湾电影的一贯通病，包括张作骥《当爱来的时候》，灌满了一股苦情的味道。跟曹俐一样，电影始终没有往深水区走。回想他们改装破大巴一段，电影的调子就定下了，有点不现实，有点嬉戏。这种不现实的评价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其实更加熟悉。【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