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奥斯卡,《小妇人》也许曾有希望。
它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六项重要提名,但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却没被纳入最佳导演的竞争中。
许多观众也对此感到不满,不少声音认为格蕾塔今年的表现完全可以取替掉《小丑》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
诚然,导演奖不同于其他关于影片本身的奖项。它更多的是对电影创作者、统筹者、掌控全局者的全面性肯定。
可悲的是,这本来就是个死循环。在好莱坞,有机会拿到执导筒的女性远远少于男性,更不用说,又有多少女导演能筹得足够的资金,拍一部足够进入学院视野的电影。
而微妙的是,电影《小妇人》正是女性创作者剖析女性创作者的故事——一个女性作者手中的笔,如何被时代观念所左右的故事。
导演格蕾塔在描画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路易莎在描画爱写作的乔,而在彼此身上,她们又都倾注了自己。
女作家,光是这个概念就包含着动荡。
女,作家。在一些时代里,这是带着矛盾感的构词法。前者是被要求缄默的性别,而后者所握住的笔杆子,又代表了发声、创作的权利。
去拆解这个概念,对女性创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诱惑吧。而这种诱惑中,又潜藏着多少反抗与自我身份认同呢?
原著《小妇人》,可以算是儿童名著。在许多人的中学时代,《小妇人》是“读一本英文小说,再写读后感”这项作业的首选,这足以证明它的入门性质。
所以这么家喻户晓的故事,能翻出什么新意呢?
格蕾塔把故事的结构,全改了。
原著故事中,乔一家姐妹四人,与母亲一起努力维持着清贫而温馨的生活。这种苦行僧、合家欢式的故事,在这个爆米花电影盛行的年头,实在不稀奇了。
甚至,路易莎本人都不愿意写这样的故事。
她的性格就像乔,拥有过于充沛的精力,不愿受拘束,常常挽起裙子在树林里疯跑。这么一个带着教化意味,歌颂家庭价值观的故事,她并不喜欢。
可她欠了一屁股债,加上出版商直接去找她的父亲,声称如果路易莎愿意写一个关于女孩的故事,便也会帮父亲出版他的书。在经济和家人的双重压力之下,她把自己关在果园屋,开始创作这个故事。
路易莎与姐妹之外的同龄女性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她对结交闺蜜没什么兴趣,更别说写一个足够“女孩”的故事了。
但对于自己的姐妹,她确实怀有亲昵的感情和美好的回忆。于是,她将自己代入乔,又分别把自己的三位姐妹,写进了故事中。
那么电影呢?不像前作《伯德小姐》,格蕾塔没有安分地把乔成长、结婚的故事平铺直叙地顺序展开。她利用了半自传小说的暧昧性,让乔代替路易莎本人,成为了《小妇人》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