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1月8号南都周刊上~这里是木有删改过滴版本...)

十四年，等待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泰坦尼克》华丽地淹没在钱堆中之后，詹姆斯·卡梅隆由“世界之王”摇身一变成为“跳票之王”，一边埋头拍摄纪录片，一边时不时地施放有关一部“科幻巨制”的烟雾弹，一次次在影迷心中掀起期冀的波澜却又一次次理直气壮地放了大伙儿鸽子。好在这位以严苛冷血和完美主义闻名的大导演并未让苦苦追随多年的粉丝们失望：2009年末，花了五亿美元的“史上最贵”影片《阿凡达》终于姗姗来迟，甫一露面便引爆了影迷们激动到几近语无伦次的呐喊——“电影的新纪元到来了！”

“阿凡达”一词来源于梵语，原意为印度神话中“神之化身”；后来被引申入网络世界，用于指代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形象设定。这个亦科亦幻的名词无疑十分符合卡梅隆本人的口味：毕竟卡梅隆从童年时便对科幻小说有着近乎痴狂的热爱，而在他还是卡车司机和外卖小子的岁月里，《星球大战》的横空出世已在他心中种下了一生的梦想——拍摄属于自己的科幻电影。

《阿凡达》的剧本初稿完成于1995年，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变化并不大：一位半身瘫痪的退役军人杰克·萨利（Jake Sully）被派遣到一颗名为潘多拉（Pandora）的星球上，通过控制融合了自己与外星人DNA的化身“阿凡达”融入当地纳美人（Na’vi）族群，试图说服他们搬离故土，以便地球人开发地下蕴藏的珍稀矿产；随着对外星世界的了解逐步深入，杰克开始对自己的任务产生怀疑，并在最后暴力冲突发生之时毅然倒戈，率领纳美人部落击败地球人的入侵。简述之下，这故事仿佛披着科幻外衣的普通动作片。然而卡梅隆这个标签提醒着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正如卡梅隆自己所承认的，“我的灵感来源十分单一，基本上都是幼年读过的科幻小说”；在他的影片里，对科幻大师们的致敬始终如草蛇灰线埋藏其中。

绿色版《沙丘》

这本科幻史上划时代的“史诗”性小说“沙丘”系列几乎是所有科幻小说读者、研究者和写作者们的圣经。作者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清贫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前半生，却于45岁那年出版了该系列的第一部《沙丘》，一举夺得科幻界两项最高奖：“星云奖”与“雨果奖”。

赫伯特认为科幻小说应该致力于探索无穷的可能性，因此他在小说中分析自然与宗教的联系，描绘勾心斗角的政治舞台，解释语言系统对种族思想的影响，探求潜意识在人类言行中的映射，更创造奇妙而可信的架空生态系统。他的人物有着令人惊异的缜密逻辑思维，而主角往往是接近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魅力型领袖。《沙丘》是最为典型的赫伯特故事：主角保罗·阿崔迪（Paul Atreides）生于贵族之家，是阿崔迪公爵的继承人，自幼接受严格的全方位训练；在异星阿拉基斯（Arrakis）上，他的父亲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他与母亲被放逐在荒漠之中，被当地土著弗里曼人（Freman）所接纳。由于契合了弗里曼人中流传的神话，保罗逐渐赢得了几百万弗里曼人的服从，成为他们政教合一的领袖，并依靠骁勇善战的弗里曼人攫取了阿拉基斯星球中最重要的资源——香料的控制权，最终成功地为父亲复仇并夺权成为皇帝。

《阿凡达》的主线与《沙丘》颇为接近，同样描述了一个身处异星的年轻人如何在经历重重困难与考验之后赢取当地土著信任、融入当地族群乃至获取领导权的故事。《沙丘》中的保罗·阿崔迪应验着弗里曼人对救世主的传说，他顺利通过了骑乘沙漠霸主——沙虫的考验，获得了弗里曼人的尊重；《阿凡达》一片的主角杰克也在进入纳美人族群伊始就获得了他们唯一的真神——伊娃女神的垂青，并在最后成功地驯服了潘多拉最凶猛的生物——巨型飞龙，成为传说中的幻影骑士，赢取了纳美人的崇拜与忠诚。爱情是不可缺少的插曲，也成为主角改变心意的关键因素——保罗与弗里曼美女加妮两情相悦，杰克也与纳美部落酋长的女儿纳蒂莉在圣树前缔结姻缘。当然，相较于《沙丘》中设计精巧而惊心动魄的宫廷政治斗争，《阿凡达》中的人物冲突显得简洁和典型得多：正面阵营由主角杰克、秉持和平主义的生态科学家们、倒戈的女飞行员以及单纯的纳美人组成；反派阵营则一方面是见钱眼开的资源开发管理局官员，一方面是嗜血成性的军队上校，他们根本无需策划什么阴谋，只要摆出急不可耐的姿态就足够了。

若将注意力转移到环境设定上来，我们同样会惊奇地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异星球是何其相似：尽管阿拉基斯覆盖着漠漠黄沙而潘多拉则显得绿意盎然，截然不同的表象下却同样隐藏着对侵入者的重重杀机；两个星球都埋藏着对人类来说价值连城的矿产或香料，对它们的贪婪攫取与争夺成为故事铺展延伸的动力；地球人倚仗科技与暴力却始终无力理解异星的生存逻辑，当地土著却可以轻易融入自然环境、驾驭其他物种，并以此为优势反抗人类的统治与掠夺。或许沙丘世界实在太过深入人心，对卡梅隆这个科幻迷，更是难免润物细无声了。

《基地》系列与盖亚假说

潘多拉星球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展开的舞台，而是卡梅隆的全部心力所在，他甚至为此制作了一部《潘多拉星球百科全书》。位于阿尔法半人马星系的潘多拉，大小与地球相差无几，茂密的类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梦幻般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含有常温超导体矿物的巨大山体悠然漂浮在云层之间。纳美人可以通过发辫与动物毛发的接合而与之融为一体，以自身思想控制其行为；徜徉在圣树枝叶之间，纳美人可以聆听到祖先的喁喁低语；影片结尾，潘多拉所有生物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地球人的入侵……种种环境设定有超出地球生态科学的玄妙之处，难免让人将此片归入奇幻而非科幻行列；但对科幻迷而言，却不难由此联想到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边缘》以及其中提到的“盖娅模式”。

作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西莫夫是公认的多产作家，据说他的著作几乎涵盖了整个图书分类法；不过，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始终是“基地”系列，包含“基地”三部曲以及两部续集与两部前传。“基地”系列脱胎于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讲述了一个浩瀚无垠的银河帝国的数次衰颓与重生。阿西莫夫在这个系列中虚构了一门全新的统计科学“心理史学”，认为当人口数量达致一定规模，历史走向就可以得到精确预测。书中该理论的创始人哈里谢顿建立起两座基地，力图保护银河文明、缩短蛮荒时期；故事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之中带着重重悬念展开，又一次次导向读者意料之外的结局。

三十年后，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的续集《基地边缘》中构建了一个名为“盖娅”的星球。在这颗行星上，所有生物与矿石分享同一个整体意识，他们构成一个超级智慧，一切行为都合力指向“大我”即星球本身的维系与发展。在小说结尾，盖娅模式成为人类最终的选择：当所有个体心灵达到完全的融汇共通，贪婪、仇恨与阴谋将不复存在，不仅个体利益灰飞烟灭，人类整体利益也将被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取而代之。然而当原本多元自由的个体意识转变为统一的信仰，我们是否由此失去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文明进步的步伐究竟会因此加快还是减慢抑或停滞不前？《基地边缘》中藉由盖娅模式所探讨的，实质上可视为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矛盾的极端体现。

阿西莫夫的盖娅星球其实建基于早已有之的“盖亚假说”。“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宇宙混沌之女，亦即地球母亲。“盖亚假说”由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lovelock）提出，他认为，地球生命与物质环境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整进化系统；换句话说，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而我们都是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一理论一直未能被科学界主流所认同，却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也因其浪漫主义色彩而多次被科幻界所借用。

不难发现，卡梅隆的潘多拉与阿西莫夫的盖娅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凡达》中对于潘多拉星球生物间奇妙的精神共通给出了技术解释：“人兽合一”事实上是二者外露神经末梢的联接；星球整体的沟通则是通过植物树根间类似神经元的构造进行的；纳美人死者的记忆可以通过圣树的神经系统“上传”并得以永久保存，其他纳美人以发辫联接圣树的垂须即可“下载”或在线调阅历史资料。有鉴于此，将潘多拉星球视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巨型生物也并非无稽之谈；伊娃即潘多拉，潘多拉即伊娃。因此纳美人才会说：“伊娃是一切。”

盖娅模式下的文明毫无疑问对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依赖，因为他们本为一体；而不曾意识到这一点的地球文明对自然始终抱着利用和榨取的态度，这也恰恰是影片主线中地球人与纳美人冲突产生的根源。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盖娅模式的确是卡梅隆在塑造潘多拉时最聪明的选择。

技术与反技术的矛盾

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滥觞，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始终是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成功地挑战了上帝、创造了生命，然而这奇迹却带来了不可控制的后果；由此以降，造物反叛造物主的故事屡见不鲜，集中体现着人们对科技疯狂发展的疑虑。在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便脱胎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阿瑟·克拉克也在其太空漫游系列中描述了技术所带给人类的冰冷与距离感。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固然脱胎于对制度的反思，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集中笔墨描写了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所暗藏的恐怖。近年来的科幻电影作品也屡次涉及这一题材，如《K星异客》中对地球文明的反讽，《Wall E》在温情背后流露的担忧，《黑客帝国》中对虚拟现实技术的警惕，以及《银翼杀手》中提及的克隆技术对人性的泯灭等。

 

既然卡梅隆承认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是自己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那么受到他黑暗气息的影响也不足为怪。冯尼格特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人物，也被视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尽管他本人十分厌恶“科幻小说家”的称号。他的《五号屠场》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以二战中的德累斯顿轰炸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士兵躲在地下屠宰场中穿梭时间的经历。小说中，时间穿梭能力使主角不再为屡次目睹的死亡而悲伤，而是以一句“事情就是这样”一笑置之；这种安排却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的震撼。这部伟大的反战小说出版于越战期间，引起了美国青年的广泛共鸣，甚至被认为促成了美国退出越战。

冯尼格特的作品始终充斥着他另类的个人风格，如《冠军早餐》中通过极其夸张疯狂的描写讽刺了消费文化对人类精神的侵蚀，甚至出现作者跳出来干涉结局的桥段；《猫的摇篮》则描写了一个虚构岛国上的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如何表面上势不两立、暗地里相互勾结，借以表现文明背后巨大的荒谬感。虽然《阿凡达》作为一部正剧并没有沾染冯尼格特无所不在的调侃笔触，但其间乡树倒下的悲壮镜头还是让我们想起冯尼格特式对技术与文明的绝望。

卡梅隆的反技术倾向在《终结者》中已有体现，《阿凡达》更是将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纳美人环绕乡树居住，安睡在宽大的树叶形成的天然吊床上，借助藤蔓攀爬陡峭的山岩，骑乘各种飞禽走兽穿梭于丛林与天空中，依靠伊娃女神的力量医治伤病……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技术二字，一切都是自然的赐予；当地球人提出为他们修路、盖房子和提供科技支援，他们则压根儿不感兴趣。这种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却令人乐不思蜀：杰克在操纵他的阿凡达融入纳美人族群后迅速迷恋上这个星球的风土人情，每当返回自己的地球人躯壳便一脸怅然若有所失；他的任务之一是摸清纳美人想要以什么为代价交换他们的故土，可后来他在视频日志中说：“我们能给纳美人什么呢？牛仔裤？啤酒？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后来他的批判更为露骨：“地球人可以杀害他们的大地之母，现在来到潘多拉，一样要伤害别人的星球。”地球人不理解纳美人对自然的依赖，纳美人不理解地球人对技术的崇拜，两种文明的根本分歧直接导致了地球开发者孤注一掷使用暴力，而最终，以原始弓箭为武器的纳美人却战胜了满载弹药的地球轰炸机群与装甲战士——当然，面对这样一座金山，地球人难保不会带着核弹再次前来拜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技术的《阿凡达》本身却代表着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反技术的卡梅隆本人也是个技术狂：他在《泰坦尼克》后的十四年中与传奇摄像机设计师文斯-佩斯(Vince Pace)一起协力开发虚拟影像撷取摄影系统，引燃了3D技术革命；在拍摄《阿凡达》之前，他制作了三部只在IMAX上映的影片，用于测试自己的3D系统、水下摄影技术和IMAX银幕效果。或许卡梅隆心目中所反对的只是技术破坏性与疏离性的一面，而发誓将观众从电脑屏幕前重新带回电影院的他，恰恰在致力于以技术融合美与爱。

外星文明：神灵抑或虫豸？

在地球开发者的眼中，纳美人无疑是落后的、低等的生物，连是否可以称之为文明都很难说，更不用提与人类平起平坐了。正因如此，在决定使用暴力毁灭纳美人的家园甚至残杀老弱妇孺之时，人类可以毫无愧疚之意。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09年科幻电影中最大的黑马《第九区》，其中降临地球的外星人有着更为悲惨的命运：他们被圈进贫民窟，遭受歧视、误解和极其野蛮的对待。如果说纳美人的美丽外表容易激发人们的同情，《第九区》中的外星人则从造型、语言到生活习性都在挑战地球人对恶心的容忍极限，被当成蟑螂对待实在情有可原。

浩瀚无涯的宇宙总在激发人们对外星文明的想象，于是地球与外星文明的关系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讨论话题。对于科技发展水平远高于地球的外星文明，有人害怕他们带着恶意前来占领或毁灭地球、杀戮或奴役人类，这种恐惧使得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火星人占领地球》一度使美国人信以为真、引发全国恐慌。亦有人将外星人当作神灵一般，并将金字塔、巨石阵、寒武纪大爆发等人类难解之谜归功于他们，相信他们在默默关注和保护着地球，并会在某一天重新降临。在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中，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带来丰厚的馈赠，人类的苦难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科技发展到极限之时，人类社会的既有结构迅速瓦解，迈向超智慧的未来道路逐渐清晰。外星文明有着悲壮的善意，人类没有毁灭，毁灭的只是我们的童年时期。

然而，我们又是否真的需要外星人的帮助？以自身思维模式强加于对方，是引发文明之间误解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正如奥森·斯科特·卡德在“安德”系列中所讲述的，在不知情状态下率领地球舰队战胜外星虫族的安德最初以英雄身份得到人们狂热的崇拜，随后却迅速成为臭名昭著的“屠异者”；而其续作《死者代言人》中所描述的“猪仔”一族，因为自身可以在死后转化为植物形态而错误地对地球人作出了同样的判断，结果把他们所尊敬的地球科学家进行了活体解剖。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时处于弱势地位。此时我们或许会看到《E.T》中的脉脉温情，但更大可能是如同《阿凡达》：地球人带着狂喜扑向外星球，埋头攫取其中有利用价值的资源；拒绝理解当地文明，更在他们成为拦路石之时大开杀戒。事实上，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的拓荒与殖民史，一切便一目了然——纳美人与印第安部落的相似之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巧合。《阿凡达》的故事，只是人类历史的黑暗片段在宇宙尺度上的映射与重现；不同的是，卡梅隆给了它一个童话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