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是否就必须受罚？”“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到底哪一个应该被遵守？”，以上的两个问题，千百年来不知被多少名著名典名人探讨过，如今，加入“圆桌探讨会”的又多了大卫苏切特和他2010年新上映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

事实上，笔者今日不想探讨上述的抉择问题，也根本没办法讨论，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抉择，而是一场理智与情感的大战。多少年来人们都没有定论的难题，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只凭今日的一件事、一句话，就从此尘埃落定？！

不过即便是无法定论，但纵观许多年来牵扯“法律与道德两难”多部电影，我们似乎发现舆论的天平正在一点一点的从道德的立场向法律转移。1974年的老版电影《东方快车》尊重原著，在抉择问题上丝毫没有犹豫，波洛顺应人心的选择提交第一种答案，12名复仇者在餐车内举杯庆祝。但是逐渐的，在法律正义和道德正义的大战中，道德不再占绝对的优势：《杀戮时刻》，复仇者也要经受审判；《谜一样的双眼》，复仇者压抑、悲苦、行尸般的存在。而这一系列的挣扎在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到达了高峰，虽然故事的结尾依然符合原著，但故事的经过却充满了导演、编剧和演员们的深切思考：迷茫？动摇？理智与情感的终极大战？一切的一切，都由电影中那微小的细节和贯穿始终的线索传达而出。

波洛作为侦探，一开始是坚定的“法律正义信仰者”，在他眼中，上尉是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自己站在了法律的对立面，妇女既然清楚离经叛道的下场就不能再埋愿石刑的残忍。直到卡塞悌被杀之谜刚被揭晓时，波洛都依然选择“法律上的正义”，激动地指责12名复仇者是“肆意妄为”、“逆行倒施”。他内心对“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是直到听到德本汉小姐和林达?阿登极力阻止阿不思诺特上校杀波洛灭口时所说的话，才动摇的。扮演波洛的演员大卫?苏切特在出演了多部“大侦探波洛”系列的电视剧后，在这部《东方快车》的电影中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波洛，少了几分狡黠，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阅历和稳重沧桑之感。在对波洛心态转变的揣摩上，苏切特的过度自然真实，没有模板化的表情，却在细小的表情中透出丰富的内涵：门内的众人一再强调着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门外的波洛怔怔地看着；送茶的德本汉小姐开口坦白了自己内心关于复仇前后的挣扎，端着茶的波洛低头不语，良久的沉默；最后，在面对警方的那一刻，波洛选择交出了那少了一粒纽扣的列车员服，即便是此刻放弃了“法律上的正义”，而屈服于众人“道德上的正义”，但波洛内心的挣扎依然没有得到解脱，在背对警方的那一刻，他一个人走在漫天大雪中，颤抖着的是他握有念珠和十字架的手，几欲哭泣的是他紧绷的嘴唇和通红的双眼。

除了波洛的挣扎，影片在许多细节和呼应上都做得相当仔细：

隔着一堵墙同时在做祷告的波洛和卡塞梯，一个虔诚坦荡，一个战栗畏惧；
那二度出现的念珠和十字架，第一次是信仰的寄托，第二次是立场的崩坏；
女仆的厨师身份通过她在餐车的一小句话来体现；
卡塞梯利用金钱和权势而逃脱法律制裁的手段借公诉人儿子之口道出；（以上2条在1974年的老版《东方快车》甚至是阿加莎的原著中，都欠缺说明，显得突兀）
真相揭露那一刻昏暗的烛光和漫天的风雪；
林达?阿登在扮演赫伯德夫人时的喜感和脱去伪装那一刹那的悲哀；
德本汉小姐在一开始对伊斯坦布尔妇女的怜悯，坦白之时却用受死的妇女为自己辩护“她深知离经叛道的下场，卡塞梯也是如此”，如此转折，却不突兀，妙哉！

最后，不同于原著和以往影片中“坏人罪有应得，好人幸福一生”的皆大欢喜结局，导演在影片末尾留给波洛挣扎之余，也给复仇的12个人加上了沉重：当正义弃你而去，生命便残缺了，他们原以为向凶手复仇之后，残缺的生命又能归于完整，但是结果呢？12个人将一生背负着卡塞梯之死。这是否就是所谓的最悲哀的结局，因为“你输了，我也没有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