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最后，侦探波洛没有把凶手交给警察，看到此我发出轻轻的叹息。而在开头的另一起案件中，被波洛识破谎言的上尉开枪自杀，他的士兵认为这不公正，因为上尉是一个好人（就像有人替药家鑫辩护，他平时是个好学生），波洛则反问损害法律就是公正的吗。按我们的传统观点，雷切特是个挨千刀的人，他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于是引出第一个问题：私刑是允许的么？镜头回到波洛上火车前的伊斯坦布尔，他和玛丽都见证了当地被怀疑通奸的妇女是如何惨死于石块之下。玛丽出于女人天生的慈悲表示难以接受，波洛却告诫见证公正有时是让人不快的。善良的玛丽是杀死雷切特的十二个凶手之一，她和同伙整整捅了十二刀。用石块处死通奸的妇女是野蛮的，那么这十二刀又算什么，哪怕它看起来稍微少了丝暴力残忍，也无法改变两种行为的本质。没有正当的诉讼程序，十二个人兼任了陪审团和侩子手的双重角色，这就是私刑的最大危害—破坏分权原则，夸张点说是动摇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根基。孟德斯鸠说，一个人既是立法者又是审判者，他就掌握了暴政的力量。由此推出，当一个人既是法官又是行刑手，且奉行的自己的法，草菅人命是难以避免的。欧洲经历过中世纪私刑的恐怖，也因此当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引起了空前的震撼。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和文明社会好不容易确立起的。
       雷切特血债累累，在洗刷罪证后，程序上不能追究责任，那么正义该如何实现？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大得多，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像是哲学上的一个命题—理法的冲突，合情却不合法。人类制定法律是为了构建公正有序的秩序，亚里士多德即认为秩序是一种正义。而刑罚的制定，据说是缘于人类复仇的本性，早期的刑种都是真正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哪怕现实中一些坏人没有坏的下场，也会被诅咒在地下的国接受最恐怖的审判。但那种审判，好人又怎么能看见，不如亲眼见证他们遭受惩罚来得痛快。根据西方法哲学家的划分，法律的等级从高到低是永恒法、神法、自然法和实体法。成文的或者可以具体应用的规则是实体法，它已规定人们不能使用私刑。永恒法和自然法有些飘渺，很难直接适用。所以，雷切特被处死，凶手之一的女传教士，信奉的应该是神法—成文的上帝的旨意，如《圣经》。真正的纠结之处在于，不同的教徒对于上帝意志的理解有时是完全对立的。耶稣说过：让那些没有罪的抛出第一块石头，女教士就是在这句话种找到了杀雷切特的正当性。波洛是天主教徒，他的教派认为所有罪恶是可以被宽恕的。看来，那些撰写教义的先贤，也一定有过这样的辩论。我没学过刑事诉讼法，不甚明白刑事诉讼时效的原理，大概是为了稳定社会关系。一个发生太久的案件重新发动诉讼，可能会把已经在淡化的仇恨重新勾起。当然，不是每个有罪的人都会自觉地忏悔赎罪。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人的心境若高于法律，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是一直在思考，在遇见极端的情况更不会轻易下结论。我唯一知道的是，被说成“该死”的人并不一定就非要以死谢民愤。就像《罪与罚》里的罗佳杀掉高利贷商人后，最终受不了良知的折磨而选择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