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政治？

这个问题早在张艺谋的《英雄》阶段就在我心中徘徊良久了，在看过陈可辛制作精良的《投名状》之后，更要从胸中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庞青云，赵二虎与姜武阳结下投名状，从此要同生共死。电影开始并没有说这个从死人堆里回来的庞青云究竟心怀什么大业，只是演他处处比土匪出身字也不识的一根筋赵二虎要精明厉害得多。姜武阳似懂非懂，但是觉得庞青云说的做的都很有道理，残酷是残酷了些，但，他们这种人，本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匪盗出身，空讲仁义道德也没什么意义。

随着情节的展开，这个庞青云，一路杀将下来，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什么都能抛弃，尊严、信义、情谊统统踩在脚下，他可以为兄弟的性命难过，却绝不会临阵手软，说“杀”的时候毫不犹豫，成大事者果然凛冽无畏，风采蔚然！

从赵二虎的一根筋原则角度看来，庞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是个言行不一的虚伪分子，尽管他本身并不怕死，但前后种种变化对比以及他在朝廷上那卑躬屈膝的样儿，赵若说庞是个伪君子大概没人会有异议；姜的原则比赵要松散些，他在所谓“大事”、“百姓”、“天下安危”等等大词大义当中本来就稀里糊涂晕头转向，他能够理解并把握住的就只有那一个投名状：乱我兄弟者，必杀之；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他只要兄弟相安无事彼此向着共同目标迈进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对于庞究竟是伪君子还是真小人，究竟是深明大义还是吃里扒外他并不太在意。我觉得在姜与赵共同跟随庞的过程中，姜武阳过得更为清楚明了，也没什么太多的内心挣扎。

李连杰饰演的这个庞青云才是真正有趣的主角。说他虚伪吧，确实，他一边劝诫土匪出身的兄弟们不能任意杀戮百姓，转过头来只要阻碍了他的大业，不管是谁他杀起来却眼皮都不眨；可在战场上挣命的场合，他比谁都勇猛，他绝不贪生怕死，对兄弟甚至可说是肝胆相照！我们也可以评价庞心性暴虐，冷酷无情，为了他的一己私利视兄弟情于不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派奸角坏蛋；可庞荣任江南巡抚之后在金銮殿里为江南百姓向太后请愿也是事实，在苦攻苏州不下的时候，他与大家一起挨饿，半点没少为士兵的饱暖操劳。这个庞青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大业绝对不仅仅是扶摇直上青云那么简单。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普通的荣华富贵想必并非他眼中之物。他冷血甚至残暴，但这并非天性使然，他的残暴都是计算过的，总是应对某种情况的最优对策，连姜武阳都总说，“我知道大哥是对的”。这样一位人中豪杰，如若最终得势，那身后评语应是“深切缅怀我们伟大的军事家与政治家”。

造成这种矛盾的最根本原因，我觉得正是庞青云的“大业”。诚然，他是有野心的人物，但他的野心并非谋一己私利。这个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斗士，经历了战争的血火洗礼，尽管影片并未明确点破，我认为他的大业应是天下，是真正的守一方平安，保百姓安居；就算退一万步，也是要与他同生共死的兄弟们吃饱穿暖，再也不受欺压。这样的人生目标，用“野心”来评价有点不够公允，至少也应该是个初级革命者，心系百姓，情连八方，说高尚也毫不为过。

庞青云不够高尚的，是他实现高尚人生目标的手段与过程。

他为了拿下舒城，让士兵们打人海战，明知是送人上鬼门关也要咬紧牙关鼓励将士们拼命；他为了攻克苏州，可以向昔日死敌借粮，用城破后百姓安危作为交换筹码；他为了节粮备战，可以乱箭射死手无寸铁的俘虏；他为了仕途通顺，兄弟的性命也可双手奉上。是的，我们可以责备他无情无义无原则，但假若自己处在庞青云的位置上，“大哥做的是对的”，你的选择会有不同么？

电影《剑鱼行动》中问，倘若牺牲几个人的性命能够拯救一万人，你有最后的决定权，你做不做？我把这个问题再极端化一些，牺牲几百个无辜的儿童，拯救一百万人，你做不做？

《英雄》中梁朝伟饰演的杀手残剑的两难抉择正在于此。杀秦王，天下继续大乱，百姓不定期困于水火；不杀秦王，短期内生灵涂炭，但可寄希望于战后的和平重建。你若刺秦，怎么选？

目的的神圣与过程的残酷，究竟哪个才是为整体事件定性的最终要素？

回到《投命状》，当然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庞青云的所谓“大业”究竟是不是守天下保百姓那么任重道远，但这其实是在回避问题。当一个真正神圣的目的需要人使用极端卑劣手段才能实现的时候，悲剧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是人根本无法合理回答的永远Dilemma。

归根结底，人毕竟不是上帝，对于人生，我们没办法看那么远。所谓的目的，不过是无尽的旅途中可以歇脚的中点而已，因为无法逾越，才变作了终点。过程的残酷是可见的，是可以定性的必然；而目的的神圣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它的达成除了人的努力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运气。人力之外的这些不定因素有时会主导整个事态的进程，造成很多事与愿违的遗憾，让曾经的牺牲、残忍、隐忍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当初行为的起点是否神圣就变得极不可靠，因为目的的神圣性只能用结果来衡量，结果没有了，就只剩过程的残酷。

《剑鱼行动》的结尾演了一个中东恐怖分子的豪华游轮在公海莫名爆炸的镜头，这是用可见的正面结果来证明目的的神圣性，证明过程的残酷是可被容忍的，是值得牺牲的；《英雄》之所以敢用一个粗糙甚至拼凑的故事来呈现如此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进程，七国的命运不可更改；《投名状》突出的是庞青云行事的冷血残酷，对应的是他经验不足举事失败的结局，电影只给了这个反角有限的正面形象，依然最终回避了矛盾的源头：庞的天下大业倘若成功，他的是非功过又该怎么评判？

在看不到结果的情况下，目的与过程，哪个更为重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看看现实世界中的极端例子答案便可一目了然。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自杀式恐怖活动，全都打着神圣目的的幌子来为残忍肮脏的手段文过饰非；美国入侵伊拉克，也是为了看不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实自己侵略行为的合理性。从本质上说，目的的神圣性合理性其实根本无法证明，至少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机制来系统性的有效证明，大多数情况下，运气这个因素更是主导，用一个近乎随机的结果来证明所谓的神圣目的，实在难逃无赖的嫌疑。从这个角度上说，手段，或者过程，才是可以为整个事件定性的最终标准。所谓的目的再高尚，也抵不过过程的血腥残暴。除了上帝天神，世人谁有资格用别人的性命来作自己大业的筹码？！

而一个政治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不可避免的要在目的与过程中进行两难抉择，因为无论多么高尚的政治目的，实现它的手段却从不清白。政坛是温和化的战场，硝烟滚滚弥漫在笑语喧哗之中，觥筹交错背后便是无色无声的血雨腥风。真正为民请愿的政治家们，尽管心系高尚的原则，在执行中却不得不使用卑劣的政治手段，有时要与敌为友，有时要牺牲同僚，这样的心情必定是痛苦而压抑的，这种隐忍等待咬碎牙齿往肚里吞的坚毅必定是非常态而强烈的。所以，一个心存高尚目的的政治家不会快乐；一个快乐的政客也不可能高尚。

于是，政治，最好的状况便是用卑劣的手段来实现所谓的高尚目的，如果这目的实时可见，并为结果所证实。除此之外，除了肮脏，政治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