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会听家人说，附近谁谁家的谁谁当年跑到台湾去了，几十年后回来又怎样怎样。还有留在大陆没有走的那几个老头，我小时候还见过他们，呆呆的样子，国军团长旅长都有，当年舍不得走，历次运动被整得很惨，家人不孝顺不待见，暮年只能坐在家门口发呆，寂寞地死去。

告别家国，到底是什么滋味？像是被无情放逐吧！片中的老兵们，几十年之后依然能够黯然泣下。还说着家乡的口音，还能记起小时候村庄城市的样子，只是，他们在那一个小岛上守望了残生。

傅斯年到台湾写了一副很有名的条幅：归骨于田横之岛。他们那一代人，有这样的骨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特别想了解他们。

三个小时的片子，看完了。一定还有更多故事。留待我去想象与感慨。

二二八事件是影片前段的重点，也为观者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感受：个人命运在历史变迁中难以把握，充满无奈。这种命运无常，体现在各种普通人的身上。有被迫随着军队到台的士兵，有流亡学生，有国军部队的亲眷。他们都以为迁到台湾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几年就会回到大陆，回到家乡。如果知道这一走就是几十年，也许很多人都会对登上横渡海峡的轮船感到犹豫吧。在对陈诚之子陈履安的访谈中，他对幼时来台没有带来玩具还记忆犹新。在台湾电影《泪王子》中，空军将领刘将军坚持不愿整理杂草丛生的庭院，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暂居之地，不值得精心布置；并一再说对于太太将上海的家具全部运到台湾并不赞同。整个五十年代，从大陆迁台的人们都抱有这种想法，并没有把台湾当作定居之所。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上，自然引起了台湾本省人的失望和不满。
大规模的强制的迁徙，总会留下深刻的影响。比如明朝洪武年间的山西移民“回望大槐树”，十几年前的三峡移民。1949年前后向台迁徙的结果，塑造了几十年来台湾社会基本情况、基本问题。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来台大陆人，自然而然地要对在台湾和大陆的生活对比，对原来生活的怀念多会把过去修饰得美好些，于是这批移民对台湾本身不免有不满与抵触的情绪。大概也是因为，在这场空前的离难中，过去富足显赫的没落潦倒了，过去平静安康的变得困顿起来。物质的匮乏、地位的失去，带给人精神上的失落甚至堕落，这是《花桥荣记》里的小人物；心有不甘的，又陷入逃避现实和对过往的追忆当中，这是《游园惊梦》中的太太们，是《永远的尹雪艳》里尹公馆柔软的沙发上夜夜沉迷的老主顾。台湾电影《童年往事》对这个主题表现得冷静而温和，里面男孩儿的奶奶每天想着的事情就是回大陆去。她走出家门，走出眷村，走到田野中去，想要找到去大陆的路，可又总是迷路了，被人力车夫送回来。这种如同迷路一般的迷茫和一刻也放不下的牵挂，应该是许多当年迁台的大陆人共同的体验。

影片的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1948年到1949年间，蒋介石政府将二百万两黄金和两万箱故宫文物前往台湾的情况。纪录片《台北故宫》详细地介绍了文物运台的过程和抵达台湾后辗转多方的漫长经历。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好评价。这些国之重器去国离乡，颠沛流离，原来是战乱所致，与战乱中的个人一样，只能随波逐流。在当时的国府看来，将重要的文物运往台湾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马衡先生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是从一个文物工作者的角度，一心要避免对文物的损坏，也希望这些物品回到它们本来归属的地方。其实，庄严先生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虽然他支持了文物运台的工作，但也仍然盼望着有一天这些故宫文物能够回到北平。在访谈中，家人提到庄严先生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北平——北平——这种至死不忘的心愿是不能假装的。只是，一个人、一群人都不能改变历史造成的困难。
影片中也评论到，这批珍贵的国宝运往台湾，也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如何在政权对峙，战乱四起时标志政权的正统性？用什么来代表中国？国府聪明地选择了故宫文物。这批珍贵的物件儿，似乎浓缩了上下千年、九州万里；保有了它们，就似乎是继承了中国的精神形象，一个政权也就有了国家的灵魂。今天，它们还静静地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博物院后面的大山中。也许当年有人对国府运走了这批文物感到不甘甚至气愤，但是，也要看到这行为产生的积极效果。故宫文物是两岸血脉相连的重要明证。每一件来自北平，来自紫禁城里的宝贝都说明着台湾和台湾人的精神归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仅仅靠法律和军事力量机械地绑在一起；它的长存，来自于代代相传的共同的自身认同。如果这些文物能通过它们博大精深而含蓄深沉的魅力，激发起每一个见过它们的台湾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归属，那么一笔丹青，胜过雄师百万，也就并不算是一个神话了。席勒说：“美育是人格的完善。”故宫文物的美，它们背后的悠悠历史，它们承载的辛酸苦乐，足以陶冶人格。而一个、一群具有中国式人格的人，又怎么会愿意永远地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我看来，文物迁台，既是国府当年统一中国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这理想的现实遗存。情随事迁，谁能想到它们今天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我们不需要再去批判那段往事，相反，应该积极正面地宣传这批文物，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懂得它们，维系其两岸的亲缘。即使当年迁台的老人逐渐故去，今日的台湾青年大多在岛上出生，只要这精神的血缘还在，就没有人能切断发自内心的归属。
1949大迁徙要说短，也不短；要说长，也不长。这部纪录片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事浑然一体，颇有史诗长卷的构架。但这样复杂的一段过往，在几个小时内是无论如何说不清道不完的。虽然只是挑选了典型的人物，但也还没有时间深入地探索他们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即使着重谈到了二二八事件，但回顾起来，也仍显单薄。1949年的迁徙，是了解台湾的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它的复杂和深刻的冲突性，值得通过各种形式深入地探讨。这些任务，当然不是一部几个小时的纪录片就能完成的。我很庆幸能在课堂上接触到这部影片，它带领我寻找深入台湾人灵魂的道路，让我发现自己以为的了解是那么不足。

59年前的一次广播找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转载）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当时看了心头一热，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打击了我，但随后也就像我所编过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放下了，谁知没几天，这篇文章里的情节却又像一块浮木一样从我的心头泛起，竟至于一连几天，耳朵里都回荡着中央广播电台寻找吴有训先生的声音：
　
   1948年 5 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 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CCP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 1949 年10 月17 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 5 个月，共146 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 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
　　　　　　
　　虽然我在三民主义的治下没有生活过一天，这个政权败退时我的父亲也只有两岁，但我对这个政权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当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联邦制度，但它同时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谎言立国的极权政治。在我过于漫长的半辈子中间，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人世间极为黑暗的屠城惨剧后，我对这个混合了儒家忠孝节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统更是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民主没有雅量，独裁i没有胆量"，这是一位服务于它的党国要人对它的精辟定义。此后一位熟谙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从 "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的论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这个以保守文化为务的读书人三十年来的观察。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 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 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 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CCP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 10 月16 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 1946 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 "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給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 20 年前那场持续146 天的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