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