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柳俊烈看的，怎么说呢，有点点失望。可能是因为是一部电影，时长有限，所以只能讲这么多，别的也没什么了。既想有亲情，又想写爱情，还要分点给友情，还有一点给社会新人一点关注，还要抨击一下甲方乙方，，最重要的“钱”好像是从头到尾都点了点题，就这样感觉人物不是很立体。只有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场景，或者男主去旅行随便就碰到的一个很牛的人，还有最后被捅了一刀，还没去医院，不会失血过多休克吗？

婚姻是严肃的，神圣的，但它赋予我们的意义绝不是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线在不经意间交集后的勉强维系和从一而终…当压抑在一段不美好婚姻中的两个人大胆的说出“我们离婚吧！”…那一刻，也许才是他们对彼此真正的“爱”。爱不是强求，爱是懂得该放手时勇敢的放手！…未曾感受过真正婚姻生活的我，看完此片后对婚姻有了新的认识！

“意淫是什么？意淫是没有性能力或者可能有，却针对某个性对象异想天开摇头晃脑的幻觉（阿Q对吴妈，《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对米兰的青春憧憬）。承认曾经的耻辱（无性可能或者性无能）并不难为情，可耻的是我们不敢去回眸正视曾经的耻辱，难道，那样我们就有了无上的能力？！其实，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一丝不挂，曾经被凌辱，但是，承认耻辱是为了不再耻辱，而意淫却只能适得其反。”（引自网上《鬼子来了》影评《一无所有中的意淫与呐喊》）身处于机能衰退乃至内部腐烂的文化变异体之中，我们该从何处获得我们渴望的力量呢？是从意淫者精心粉饰的几千年春秋大梦的无上荣耀之中？还是从直面真实历史和人性劣根所要承受的疼痛耻辱之中？姜文的《鬼子来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沉重且黑暗的启示……1998年，作为导演已经蛰伏5年的姜文再度出击，执导并主演新作《鬼子来了》。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多少显得华而不实的话，这部如利刃般直刺入历史黑暗脏腑的《鬼子来了》则让人无比兴奋。无论是姜文的表演艺术还是他的导演艺术，在此片中均获得极致挥，其个人天才令人叹为观止。全片用黑白底片拍摄，姜文说传统中国电影重色彩美学，他想去掉颜色的包装，而且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在黑白片或彩色片的效果都差不多。曾有外国记者质疑本片过长，姜文说现场拍摄时共用了五十万呎底片，经过不断修剪，才有了现在的长度。姜文觉得目前长度刚好，随后他自我解嘲道反正还有人会要他再修剪的。但到目前看来，姜文连修剪的机会都未获得，因为此片在内地已经全面禁映。《鬼子来了》从其诞生到现在已经有4年，走过的道路可谓泥泞曲折，话题不断：该片完成于1999年，在国内审片时被指有损中国人形象，面临修改压力。2000年4月，姜文未通过审查却私自将该片送往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参赛，引起国家电影局反感，要求3家制作公司从戛纳电影节上撤回该影片，但没想到该片却一举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2002年4月27日，《鬼子来了》正式在日本公映，而此前日本五大暴力集团曾发传真到发行公司，说本片一旦在日本放映将不保证日方演员安全。由于《鬼子来了》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很多日本影院在其放映结束后经常出现混乱不堪的场面，观影者的不同情绪异常尖锐地对立着，而一位日本影评人指出：“鉴赏后的混乱正是名作的证明”。《鬼子来了》中有百分之十取材自大陆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其它部分则是由姜文和另外三位编剧听当地老人讲述当年故事融合而成。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末期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姜文饰演的村民马大三正与村里漂亮的年轻寡妇鱼儿在自己的炕上偷情。这时一人敲门，他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丢到马大三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军官花屋小三郎，另一个翻译董汉臣。本来那人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音讯皆无……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而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也决意以死殉国，为让马大三杀了他而让翻译教他几句骂人的话，翻译为自保性命却教了他几句奉承之语，于是只见花屋恶狠狠的说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话语可产生的巨大荒谬性在这一瞬间尽显无遗。而在此后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也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在村民与花屋小三郎和翻译董汉臣签字订约那场戏的灯光处理上，姜文一反常用电影表现手法（坏人面部的底光运用，可以表现其狰狞的面目），他给围聚在一起的村民面部也使用了底光，摇曳昏暗的灯火中人面仿佛鬼魅，隐匿着若干灭顶灾祸的前兆……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这时的一段情节极其搞笑，当众村民和俘虏到了日本宪兵队本部，正与日军交涉时，忽然局面大乱——原来拉他们过来的村驴忽然发情，一跃而起当众干了日本宪兵队的战马……尽管日本宪兵队队长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但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当欢庆进行到一半，日军忽然开始疯狂杀戮村民，整个村落当即变成血腥屠场，随后他们更是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在这一灭顶之灾中，只有马大三与已经怀有身孕的鱼儿幸免于难。不久，国民党军队来了，他们先是当众审判并处决了翻译董汉臣，随后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一个大雨天，马大三乔装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宣判者仍旧是前几日宣判翻译董汉臣的同一位国民党军官，这位由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大维饰演的国民党军官操着一口很滑稽的腔调，认定马大三的行为违反了最近出台的国际公约波茨坦公告。宣判的当天有很多人围观，正当吴大维讲话时，一头猪钻到一位维持现场秩序的国民党士兵的裆下，并将其拱翻，围观者全部哄然大笑。随后马大三在众人淡漠的目光中被斩首处死，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的花屋小三郎……片中最悲壮的乾坤大逆转寓于最后一个画面之中。当导演姜文用黑白的反差色调完美地主导了这个徘徊在黑暗和明亮、蒙昧和醒悟之中的故事后，他涂上了一层惊人的彩色：世界在瞬间变成血红一片——这个极端主观的惊人视角来自于马大三滚落掉地的人头上的双眼。“就为了最后这个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姜文确证说，“最后的红色当然是红色的血和红色的旗帜，我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当我们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场面，再跟纯正的黑白作比较，那种红色显的很淡，缺乏凝重感，甚至有些俗气。所以我倾向于选用一种超自然的颜色，最后我们借助电脑做到了。”“我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觉得这部电影可看作是我的‘前世’。为什么？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共同语言。我像经历过，我能闻到那股味，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光线。甚至拍戏的时候我跟演日本兵的日本演员说，这句话你能不能用带有‘嘎’的音来说，有没有那种拐着弯的语气。他说了好几句意思相同的话，最后我选定了一句。他告诉我那句是大阪的口音，不常用。而他正是演一个从大阪来的兵。我不懂日语，你说我哪儿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相信人在某些创作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跨越时间。后来我看了《东史郎日记》，我发现他的内心活动和我做剧本时想到的完全一致——时间并不是不能跨越。”虽然姜文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普通人，而非天才，他说天才是要夭折的。可当你看到他的上述一席话，看到他那已经跨越时空的极端创作状态，你难道会否认这头猛男就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天才亦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无力应付眼前现实世界，从而夭折于早死或早疯，例如莫扎特，例如尼采和凡高。另一种天才则是洞悉并掌握历史和现实规则，从而能轻松游刃行走于冰冷残酷人间，例如歌德，例如毕加索和库布里克，例如《鬼子来了》的导演兼主演姜文。?看《鬼子来了》时我们会想起黑泽明，会想起那些能以同样的冲击力调动场面、动作和喜剧等综合因素的美国经典电影，甚至还会突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有类似《鬼子来了》中的人物。此外最令人震惊的是，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就不存在艺术发展创新意义上的压倒和超越，想必大家会认识到这一点，《鬼子来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论）?我老婆对我说，你看，拍《鬼子来了》对你的摧残挺大的，能不能拍点放松的。其实，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贝托鲁奇如是说》里也讲，拍什么东西是为了忘记它。《阳光灿烂的日子》拍出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怀就被我锁进去了。还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看靖国神社，还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是个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饭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姜文语）?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想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故事并不容易，《鬼子来了》里的这些人，翻译官、鬼子兵、小队长、马大三、村长，他们都不是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谁能说马大三碰到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姜文语）?看《鬼子来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笑声，但是到最后，心里却无比的沉重且压抑……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姜文太棒了。虽然《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文革时候青少年生活的另一面，虽然这部电影给国人争了脸，但是还是给我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鬼子来了》来势汹汹，我是说这部电影。姜文用记录片表现风格的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他一定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警醒，不仅仅是娱乐。摘抄一句，“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非音乐》“极度电影”评论）?《鬼子来了》以黑白片的形式描述了中国农民与日军奇特的交流，凸现了战争中面临死亡时人性的裂变。整部影片语言幽默，思想深刻，情节安排巧妙，观后给人一种刺痛的感觉，是近年来反映中日战争少有的佳作。该片被日本媒体称为“超越国境的人性的真实”，姜文本人则称：“我描绘了人类的误解与爱恨，恐怖与死亡。”

作者简介：前世界羽毛球冠军，先后代表印尼、美国出战，2000年获得奥运会男子双打冠军、2001年和2005年获得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冠军，历史上第一位代表不同国家获得世锦赛双打冠军的选手。

日本的羽毛球训练已走入商业化模式，以俱乐部为基础构建梯队。俱乐部羽毛球队相当于印尼或中国的省队。在我执教的TONAMI俱乐部，梯队建设从小学生开始。目前大概有40-50个12岁以下的小学员，白天时间上课，晚上训练3小时。小学毕业时，学员如果水平足够，会进入以羽毛球为特色的中学，继续训练。这个阶段开始半天上课，半天训练的状态，晚上还会进行个人针对性训练。一天的训练量大概在五个小时左右。

高中联赛阶段成绩非常突出的话，将会收到各大俱乐部的邀请函，在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可以加入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正式员工。一般来说，80%的学员都会选择直接进入俱乐部。俱乐部选材并不会介意身材、体型，一切全靠成绩说话，给很多热爱羽毛球而外形条件并不占优的选手留出了通道，所以才会在世界赛场上看到山口茜、奥原希望这样的小个子女单选手，而这类选手往往更珍惜机会，训练更认真、比赛更拼搏。所有在俱乐部的选手，在训练的同时还要上班。选手同时还是俱乐部所属企业的员工，需要在公司工作半天，余下时间再进行训练。接下来我们看看日本国家队选材方式。每年日本会有一次全国选拔赛，每个单项的前两名自动进入国家队A组；每个单项还有另外两到三个名额机动，根据运动员的成绩、年龄等综合因素由教练组选择决定。如果没有参加选拔赛，而国际排名非常高或是顶级赛事的冠军，同样直选入国家队。比如奥原希望赢得世锦赛冠军，山口茜世界排名前两位，俩人都是直接进入国家队。另外，日本还有一个国家队B组，主要是18到22岁的年轻选手。主要由全国选拔赛前八的球员组成。选手一旦进入国家队，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费用，都由国家来承担。只是A组、B组所参加的比赛级别不同。

日本球员非常能吃苦、训练态度认真，所以训练质量非常高。再加上从俱乐部队到国家队都引进了各国的教练，所以在技战术上也是取各家所长，而不再是单一打法。两者结合，使得日本队逐渐成长为羽球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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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感到了角色设定上的意义，一个有特殊的专注才能但需要和人沟通方面的帮助和保护，一个大大咧咧但同时也胆大心细。案子本身的叙述方式倒还好，虽然大多数没有形成记忆点，但对人物的出现和关系推动是有帮助的。然而主要问题是人物的特点停留在表面，警官没有去主动了解应该怎样和特殊人群相处，她还是以自己的习惯方式对待atrid，包括急起来会大声说话，激动时会用拥抱等肢体接触表达，在工作时将A留给别人。她做到的进步似乎只是一个普通人会自然发生的熟识，而没有刻意的去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A能感受到自己想要主动社会化，想要变成能利用自己的技能，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但是如果疾病是这么容易就可以通过意志改变的话，这对真正患病的人群来说就太轻飘飘了。虽然说本身A就是状态比较好的，同时也是高功能的那部分，但剧情发展中她的变化没有足够的缘由和过程。她和警官的关系我只能认为是因为出现了一个能给她展现自己才华机会的人，于是主动交付了信任并在自己的想象中进行美化。顶针的来源，是缺乏水到渠成的发展。

女性的主题一个女性的主题似乎首先是一个关于沉默的主题，它们始终是象喻性的﹕那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个被囚禁的、被迫沉默的、只有以仇恨之火将她的牢狱变为一片废墟的女人；关于她的一切和她的阐释是罗契斯特（男人）们给出的，她被命名为疯人，因而永远地被剥夺了话语权与自我陈述的可能。 那是在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中“背解红罗”的少女——在一个国势衰微、战事频繁、皇帝荒淫的年代，为了逃过皇家的选妃，她名不在户籍，因之成为一个无名者；但为了从皇帝的威逼下救出她年迈的父亲，她在金殿之上、众人面前，于背后解开了一个千结百扣的红罗包裹﹕那是强大的敌国的“礼物”，如无人能结，则意味着宣战。结局是姑娘因“救万民于水火”而被选入宫，册封正宫娘娘。依然无名而无语。因了她在男性历史上的瞬间显现，她永远而无言地陷入了她试图逃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她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故事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2。那是一个在男人们的睡梦中奔去的、全裸的女人的背影， 无声无言，不曾存在，亦不复再现的。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那里，人类文明之城，是因她而建造、为囚禁她而建造，而女人在其中注定永远缺席的城市。 无论在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与文明之中都充满了女性的表象和关于女性的话语，但女性的真身与话语却成为一个永远的“在场的缺席者”。一如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 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的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于是一个女性的主题又是一个关于表达的主题。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为历史/男性话语所阻断、抹杀的女性记忆；那么女性的文化挣扎便是试图将这无声的记忆发而为话语、为表达。的确，在中国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曾存在过“女书”——一种属于姐妹之邦的文字。在未经认证的传说中，它刚好是一个“有幸”被选入宫的“贵”妃，为了能将重重宫门、森森禁令间、一个女子的种种苦楚言说给宫外的姐妹，创造了这种非女子不能书写、非女人无法辨识的文字。但这种古老的、 逶迤地在男人的历史——正史或野史外流传的文字终于在当代中国被“发现”并取缔。随着最后几位曾书写女书并歌吟其篇章的的老妇的渐次弃世，女书也正在成为女性世界记忆中的、文人、学者书案间的一个苟存过的奇迹。一如种种传说中的姐妹之邦的“金嗓子”与女人独有的言说方式。生存于文明社群中的女人争夺女性话语可能的努力，常立刻遭遇到所谓的“花木兰式境遇”之上。 因为我们无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之下另辟仓穹/另一种语言系统。这是女性话语与表达的困境，也是女性生存的困境。文明将女性置于一座“镜城”之中，其中“女人”、做女人、是女人成为一种永恒的迷惑、痛楚与困窘。在这座镜城之中，女性“真身”的出场，或则化妆为男人，去表达、去行动；或则“还我女儿身”，而永远沉默。从表达的意义上说，不存在所谓关于女人的“真实”。因为一种关于女人的真实是不可能用男性话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来表述的；其次，一种女性的真实亦不可能是本质论的，规范的与单纯的。女性的困境，源于语言的囚牢与规范的囚牢，源于自我指认的艰难，源于重重镜象的围困与迷惘。女性的生存常是一种镜式的生存﹕那不是一种自恋式的迷惑，也不是一种悲剧式的心灵历险；而是一种胁迫，一种挤压，一种将女性的血肉之躯变为钉死的蝴蝶的文明暴行。黄蜀芹的《人·鬼·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一部极为有趣的女性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它是关于表达的，也是关于沉默的；它关乎于一个真实女人的故事与命运， 也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一个拒绝并试图逃脱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人——因扮演男人而成功，却终作为一个女人而未能获救。毫无疑问，导演黄蜀芹无意于制作一部“另类”电影。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她甚或没有某种女性主义电影的自觉。她接受那种作为颠扑不破的“常识”的本质主义性别观，接受一个女人的幸福来自于、只能来自于异性恋情继起由此“自然产生”的婚姻；但同样直觉地，来自女性体验中的切肤之痛、对女艺术家裴艳玲真实命运的强烈震动与深刻认同，使得影片的每一段落、甚至每一细部，都在质询着本质主义的性别表述，质询着伪善而孱弱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景观。不是一个自觉的边缘与抗议者的姿态，而是堵死的墙壁上一面洞开的窗，那里显现了别一样的风景——女人的风景。主人公秋芸显然不是一个反叛的女性，不是、也不会是一个“阁楼上疯女人”。她只是顽强地、不能自已地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不是一声狂怒的呼喊，而是一缕　婉的微笑；不是一份投注的自怜，而是几许默寞的悲悯。这是一份当代中国女性的自况，同时也是一份隐忍的憧憬与梦想﹕渴望获救，却深知拯救难于降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重述并重构了的花木兰的故事。自抉与缺失影片《人·鬼·情》有着一个充满魅惑的、同时又是梦魇般的片头段落。第一幅画面渐显后，特写镜头呈现出装有红、白、黑三色油彩的化妆碗。在化妆室的镜中，我们看到一个面目姣好、清秀的少妇（秋芸）入画，她脱去乳色的上衣，包起一头秀发，开始用化妆笔娴熟地勾脸。一道道油彩渐次掩去了女人的面容，覆之以一张男性的夸张而勇武的脸谱，而牵动这张脸谱的面庞使它如此的神奇而怪诞。随着服装师的层层着装，那女人纤细的体型渐渐消失在一袭红袍之中，着冠挂髯之后，女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钟馗那神奇、丑陋、却毕竟男性十足的造型——一种狰狞，一派浓烈，一份覆在威武与张扬之下的寂寂的哀伤。当钟馗在镜前坐下时，我们看到映现在数面镜中的数个钟馗；迷惑般地，钟馗探身向镜中细看，此时镜中已是穿著乳色外衣的数个秋芸。当摄影机缓缓摇移开去时，时而是秋芸独坐镜前，注视着镜中的钟馗；时而是钟馗坐于镜外，凝视着镜内的秋芸。镜前，秋芸与钟馗互换，镜中，秋芸与钟馗同在。如同步入了一处镜的回廊，如同跌入了梦魇世界。女人？男人？真身？角色？人？非人（鬼）？这无疑是一个跌入镜式迷惑的时刻，——不仅是艺术家的“走火入魔”，而且是一个必须扮演而只能扮演的现代女性的困窘；这无疑是被“我是谁？”这一悲剧式发问攫住的瞬间，但言说与发问之“我”/ 主体具体地界定为一个颇为艰难地试图确认自己的性别身份及社会角色的女人。这不是一颗狂乱的心灵人格分裂的呈现，不是迷乱的内心充满自恋与自弃之情的面面相觑；不是震惊，只是迷惘；不是疯狂，只是一份持久隐痛。《人·鬼·情》的序幕的确给出了一个梦魇般的情境，它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境况的一次象喻性陈述。在影片的第一时刻，泾渭分明的性别划定与性别景观已显露出其纵横的裂隙。从故事层面上说，《人·鬼·情》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女艺术家的生涯。秋芸为一种不能自已的渴望所驱使而投身于舞台，以至她必须撕裂自己的生活，必须付出她全部依恋来成全一个角色，并使自己成为一个“角色”。而从意义层面上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真实”而“正常”的女人的故事说，秋芸的一生与其说是对男权性别秩序的僭越与冒犯，不如说是一次绝望的恪守与修正。她因之而成了一个成功的女人，同时是一个不幸却并不哀怨的女人。关于秋芸故事的书写与阐释，黄蜀芹并未参照当代中国一个通行的“说法”﹕女人事业与生活（或更为直接地说是合法的婚姻）注定无从两全，并将其呈现为所谓事业/ 幸福彼此对立的女性的二难处境。如果说“女人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辉照亮自己”；那么，在影片中，在秋芸的生涯中，她的天顶上，从不曾辉耀着一轮男性的太阳。秋芸的故事是一个逃离的故事，是一个拒绝的故事；为了做一个子虚乌有的“好女人”，她试图逃离一个女人的命运，却因此而拒绝一个传统女人的道路。她拒绝了女性的角色，甚至在舞台上。影片中确实包含着一个典型的弗洛依德的“初始情境”，它出现在小秋芸的第一次“逃离”之中。任性的小秋芸终止了“嫁新娘”的游戏，宣称“我不做你们的新娘，一个也不做！”之后，逃开了男孩子的追赶；但她却在草垛子中间撞见了母亲和另一个并非“父亲”（事实上此人才是秋芸的生父）男人正在做爱。她狂呼着再逃开去。然而，作为朴素的女性陈述/自陈，在影片中， 构成了人生的震惊体验的并不是这一场景本身——尽管它确实碎裂了秋芸曾拥有的幸福的核心家庭的理想表象，而是此后对这一场景的社会注释。如果说，这一初始情境确实构成了一种女性悲剧生涯的开端；那么这悲剧并非个体意义上的，而全然是一个社会悲剧。这是秋芸生命中第一次遭遇与第一次逃离，遭遇并渴望逃离女人的真实；也是她的第一次被指认﹕被指认为一个女人——母亲的女儿。这将是一根钉，一个历史与社会的十字架，一种与耻辱相伴随的、随时可能遭到元社会放逐的命运。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女人，构成秋芸生命的震惊体验的，并不是母亲的性爱场景，而是她与男孩子间的冲突场景。当素来环绕着她、宠爱着她的男孩子们忽然成了一群凶神时，她本能求助于男人，求助于在她的生活始终充当着保护者与权威的“小男子汉”二娃，后者显然是她青梅竹马的伴侣。然而真正造成了一种创伤体验的是二娃在片刻的迟疑之后，加入了“敌人”的行列。对秋芸说来，那不仅是伤害，而且是放逐。秋芸绝望了，也反抗了，“当然”地失败了。在她第一次明白了女人的同时，她也明白了男人。这是一个残忍的游戏的时刻，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表象破碎的时刻﹕如果依照“常识”，男人意味着力量；那么对女人说来，它可以意味着保护，同样可以意味着摧残与伤害。这一切取决社会与历史的规定情境﹕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可能指望在你为你的性别对抗社会时与男人结盟。这是展现在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面前的、经典陈述背后的真实。如果第一次，秋芸只是在震惊与恐惧中奔逃；那么，第二次，她将做出了一个自抉，她拒绝女性角色，为了拒绝女性的命运。当秋芸执意选择舞台时，遭到了父亲的全力反对——那是对一种职业的忧虑，而且是对一个女孩子、女人命运的预警﹕“姑娘家学什么戏，女戏子有什么好下场！不是踫上坏人欺负你，就是天长日久自个儿走了形——象你妈。”做女人，似乎只有两种可预知的命运﹕做“好女人”，因之而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或“堕落”，做“坏女人”，因之蒙受屈辱，遭到唾弃与放逐。在此，女性，是一个无可逃脱的悲剧角色。尽管投注着同情，这仍然是关于女人的另一个经典表述。它略去了幸福、获救，与这二难推论之外的别种可能。但秋芸认可了，她做出的决择是﹕“那我不演旦角，我演男的。”在这一场景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画面是，精疲力尽秋芸倒在麦垛上，一个只系着红兜兜的小男孩入画，好奇地注视着一动不动的秋芸。此时，画框上缘切去了小男孩的上身，使他裸露的下体在画面中成了一个性别指称。然而，在这里，它传达的决不是一种弗洛依德意义上“菲勒斯崇拜”、或女性的“匮乏自卑”，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陈述﹕秋芸可以为了逃离女性命运而拒绝女性角色，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的性别。这一抉择所意味的只是一条更为艰辛的女人的荆棘路。而且这将是一条“生死不论，永不反悔”的不归路。女性的命运是一个女人所无法逃脱的，这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宿命”。关于女人之经典叙事的绝妙之处（或称之为本文的诡计）在于恰到好处的终结故事。每个爱情故事都会终于婚礼﹕“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于是，鼓乐宣天，舞台大幕徐徐落下。或“王子和白雪公主（灰姑娘、拇指姑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能的婚姻故事永远被留在叙境外的幽瞑之中。而一个关于扮演的故事则永远终止在“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之后；于是男人（无论是真实的或被扮演的男人）的世界，和一个女人的世界便清晰地分置在两个时空之中。在叙述之中，甚至在诸多的花木兰故事中，没有痛苦，亦没有困惑。然而作为一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所呈现的世界远没有如此的清晰而轻易。在影片中，尽管小秋芸拒绝女性角色，甚至放弃了女人的装束，以一个倔强的男孩子的外表奔波于流浪艺人的路上；但除却不断的侮辱性的误认（厕所前的悲喜剧），孩子会长大，会成为一个少女，会爱，并渴望被爱。这时她将渴望被指认，被指认为一个女人，这意味着对一个女人的生命与价值（在黄蜀芹那里，她有着明晰的、不可更动的样式——爱情与婚姻）的肯定。当她终于从张老师（这是秋父之外唯一一个如果说不是辉耀她、至少是“发现”她的性别并温暖她的男人）那里获得了这一确认（“你是一个好看的姑娘，一个真闺女。”）时，她将第三次拒绝并逃离。因为这指认同时意味着爱/性爱﹕“我总觉得永远也看不够你。 ”场景再度呈现在夜晚的草垛子之间，秋芸再度在震惊与恐惧中奔去，她的视点镜头中，草垛子再度如幢幢鬼影般地扑面压来。她拒绝了。她恐惧并憎恶着重复母亲的社会命运。然而，这一次她将明白，在母亲（女人）之耻辱的“红字”的另一面是女人的获得与幸福。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拒绝女人命运的同时，意味着承受女性生命的缺失。在《人·鬼·情》之中，扮演行为将索取舞台之外的代价。尚不仅于此。她可以拒绝，却无法逃离﹕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仅将为她做出的、而且将为她不曾做出遭到社会的惩罚。她将再度被指认为一个女人——母亲的女儿，一个不洁而蒙耻的女性。她因此而“无家可归”。舞台上的浓烈、灯光眩目之中的张扬，将以舞台下的寂寞、无言之间的放逐为代价。而舞台下的元社会的惩罚甚至出现在舞台上。当秋芸在锣鼓喧天中、在一种麻木的忘我中出演《三岔口》 口时，平行蒙太奇呈现张老师正在寂寂的夜色里携家小永远地离开她。特写镜头中，舞台上的桌子上出现了一根钉。后台间——舞台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间地带，无数遮蔽在脸谱下的（男人们）面孔对视着、期待着，镜头将这根钉定义为合谋中的元社会的惩罚。钉子终于扎进了秋芸的手掌。当她忍痛含泪完成了她的角色时，她被无数脸谱包围住了，那与其说是一种关怀，不如说是对惩罚的欣赏与印证。在一个特写镜头中画在一张脸谱的前额上另一张面具被扬起的眉骨牵动着，异样生动而邪恶。而后，所有得手了的“脸谱们”忽然消失了，将秋芸留在这残暴的惩戒与无言的放逐之中。她几乎疯狂地抓起红黑两色的油彩涂抹在自己脸上，欲哭无泪地站在桌子上，向异样低矮的天顶嘶喊着，绝望地摇动着双手。晃动的吊灯在整个场景中投下一片迷乱与凄凉。这正是涉足社会成功之路的现代女性生存境遇之一隅﹕惩罚依然存在，但已不是灭顶之灾；不是示众或沉潭，而只是一根钉——不仅将刺穿你的皮肉，而且将刺穿你的心灵。作为本文的修辞策略之一，黄蜀芹在秋芸的每一个悲剧场景中都设置了一个傻子，充当目击者——在她和二娃的冲突时刻，在她被人从女厕所中拖出之时，在张老师凄凉地坐在离别的车站上的时候。那是一个男人的形象，也是一个历史潜意识的象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八十中国寻根文学与“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共同的修辞策略）。他总是笑呵呵地、被人群推来搡去，对发生在秋芸身上的“小”悲剧目无所见，无动于衷。秋芸成功了。她因成就了一个神奇的男性形象而大获成功。但并不如秋父所想望的﹕“只要是走了红，成大角，一切都会顺的”；这成功的代价正是秋芸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永远的缺失。在故事层面上，秋芸为人之妻、亦为人之母；但在影片的话语层面上，作为一个女人，秋芸之父、之夫——这两个“正常”女性个体生命史上重要的男人却呈现为本文中的缺席者。所谓“秋父”并不是秋芸的生父，而她的生父则只是画面中的一个“后脑勺”，他从不曾直面于观者或秋芸，他也从不曾作为父亲而被指认。秋芸之夫，则除却作为一幅画面上缘的结婚照里的影象中的影象——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想象的能指、缺席的在场者，便是作为讨赌债者引述的关于“秋芸的幸福家庭”的报道中的一个充分必需的话语角色。他从不曾呈现在画面之中，似乎也不曾“存在”于秋芸的生活中，除了作为一个阻碍——“演男的吧，他嫌难看，演女的吧，又不放心”，——一种磨难，不断地赌博并负债。尽管他是秋芸两个孩子的父亲。作为一个女人，成就一个角色，也意味着自己成了一个角色。她将扮演，扮演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女人，而且在生活中，舞台的角光永远不会熄灭。她在扮演成功的同时，还必须扮演女人的幸福与完满，尽管她将背负着全部重负和缺失。影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重构或曰消解着花木兰的故事。拯救的出演与失落秋芸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女性的成功者与失败者。她表达的同时沉默。舞台上的人生、表演，这无疑是一种语言行为﹕她扮演男人，她以此表达自己，并藉此获得了成功。然而，当她扮演男人的同时，她便以一个男性形象的在场造成了她作为女性角色的缺席。她作为一个女人而表达，却以女性话语主体的缺席为代价。作为本文的策略之一，秋芸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扮演男人。她所扮演的是老中国传统世界中的理想男性表象。她所扮演的第一个男性角色是《长板坡》 中的赵云。那是万军之中的孤胆英雄，那是经典话语中的弱者——女人和孩子、糜夫人和阿斗的庇护者与救助者。同时，舞台上银盔亮甲的赵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老的青春偶象。此后，她将扮演诸葛亮——男性的智能与韬略的象征、关公——男性的至高美德﹕仁义礼信的体现。于是，秋芸的表达行为便具有了一种扭曲的女性话语主体的意义﹕它是经典男性话语的重述，是对女性欲望的委婉的陈述，同时是对男权话语的微妙嘲弄。因为一个由为女性主体出演的男性形象，一个作为作为女性欲望客体而存在的形象；其本身便构成了一个悖论，一种怪诞的反讽。那是一个因主客体不能分身共存，而注定有所缺失的境况。在《人·鬼· 情》中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张老师出演《挑滑车》中的高宠——一个和赵云一样的老中国的青春偶象。其时，秋芸和彩旦装扮的少女们一起在台侧注视着他。当他下台来并为少女们所包围时，秋芸第一次流露了怅惘，她悄悄地摘下了扮做萧恩的灰白的长髯。在下一场景中，她在化状室里对镜簪花、扮做一个彩旦——一个与高宠的形象相般配的女性形象。但它不仅只是一次幻影之恋，而且成了蒙耻的花季中的一个断念。然而，《人·鬼·情》所讲述的毕竟不是一个欲望的故事。它真正的被述主题是女人与拯救。影片包含着一个套层。作为片中片的是京剧舞台上的《钟馗嫁妹》。它呈现在秋芸人生之路每个重要时刻。但在钟馗与秋芸之间，存在的不是一对主体﹕角色与扮演者间的误识、混淆与镜式迷惑；而是一对因角色与扮者无法同在，而永远彼此缺失的主客体关系。作为老中国的世俗神话谱系中的一个小神，传说中的钟馗曾因才华出众而高中状元，却因相貌奇丑而被废，当场自刎（或触阶）而亡。死后于玉帝处受封“斩祟将军”，领兵三千，专杀人间祟鬼厉魅。他是中国这个不甚讲究敬畏与禁忌的民族中颇受欢迎的一个介于民间故事与神灵谱系之间的人物。围绕着他的钟馗画、钟馗戏、钟馗小说无外乎两个核心情节﹕捉鬼与嫁妹。后一个故事讲的是钟馗生前曾将妹妹许与书生杜平，死后为鬼，仍不忘其妹终身。因封建时代一个无兄无父的女人只有终老闺中。故备下笙箫鼓乐，于除夕夜重返人间，将妹妹嫁于杜平。在影片《人·鬼·情》的意义系统中，钟馗充当着一个理想的女性的拯救者与庇护者。秋芸，也是影片叙事人的阐释是﹕“我从小就等着你，等着你打鬼来救我。”“我的全本钟馗只做成了一件事。煤婆的事。别看钟馗那副鬼模样，心里最看中的是女人的命，非给妹找个好男人不可。”那是秋芸——一个普通而不凡的女人的梦，一个并非不轨或奢侈的梦。影片叙事为《钟馗嫁妹》这出戏剧所添加的不仅是电影的神奇与梦幻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这个古老的故事添加了一种它原本不具悲哀与凄凉。它将钟馗呈现为一个在喧闹的锣鼓、流溢的色彩、如歌如舞的表演中独自咀嚼着别一样的孤独与冷寂的角色。作为八十年代中国艺术电影共有的寓言诉求，这无疑是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某种喻示，也是对当代女性——所谓解放了的妇女、甚或成功的女性生存境况的象喻。而在影片的意义结构中，钟馗作为秋芸/女性之梦的寄寓， 并不是作为一个欲望对象而存在。《钟馗稼妹》中的一对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兄妹。兄长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禁止的、而非欲望的形象；作为一个奇丑的男人，他也不大可能成为女性欲念之所在。他同时是一个著名的鬼，他一个非（男）人；如果说，他仍以男性形象出现，那么，他也只能是一个残缺的男人。然而在《人· 鬼·情》中，钟馗却是这个女人的故事中理想男性，“一个最好最好的男人”，一个伴随了秋芸一生的梦。或许在本文的意义网络中，其旨在表达，一个传统中国女性的理想男性表象、一个“最好、最好的男人”，并不是一位“白马王子”，而是一位父兄。他可以在危难与欺辱面前庇护她，他关注她的幸福，并将成全她的幸福。那不是一份浪漫情感，而只是一脉温情与亲情。那是中国女人对于安全感、归属与拯救的憧憬。由此可能得出的解释是，《人·鬼·情》所揭示的现代女性的困境是﹕尽管名为自由与解放的女人，球芸为自己无名的痛楚所命名的却仍是林黛玉式的悲哀﹕可怜爹娘死得早，无人替我做主。然而，在此显而易见的是，尽管秋芸并非一个绝抉的反叛者，但她也绝非渴求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命运；除却作为中国女性的文化潜意识中的对于纵向亲情——父母兄弟的重视之外，钟馗作为秋芸/女性之梦，只是一种无奈而绝望的命名，一份朦胧的、 关于拯救的乌托邦（“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想着该让女人嫁个好男人”）。以男性形象出演的钟馗，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其间寄寓着当代女性的无名的痛楚、难于界说的境况、无所归属的茫然以及对于幸福与获救的向往。当女性的拯救者，只能由一位兄长的幽灵，一个鬼——非（男）人来充当，尤其是这个非（男）人的拯救者尚须一个女性来出演之时，男权秩序的图景已不只裂隙纵横，而且已分明轻薄脆弱，如一幅景片。《钟馗嫁妹》的舞台表演首次出现在影片中是在序幕之后的第一大组合段之中。其时，它是构成彼时围绕着秋芸的理想和谐的家庭表象的一部。除夕，乡村野戏台。台上，是出演《钟馗嫁妹》的秋父秋母；台侧是出神地看戏的秋芸和二娃。一切是如此的喜庆祥和。只有在一个推镜头中渐次清晰的台柱上的旧对联﹕ “夫妻本是假姻缘”在暗示着这幅老世界图景的裂隙。《钟馗嫁妹》的第二次演出，已尽洗喜庆完满而为残破。当秋父饰钟馗重返阳间、叩响“家门”，呼喊“妹子开门来”时，台上无人应声，台后乱作一团。如同一个黑色幽默，当兄长、拯救者到来的时候，拯救客体却呈现为缺席，“钟妹”已与人私奔而去。台上秋父/ 钟馗绝望地遮挡着台下飞来的油条、果皮、破鞋，试图独自撑住台面；台侧小秋芸目睹着父亲的惨状，大声哭喊着——秋母/钟妹不知所在，二娃不见踪影。 《钟馗嫁妹》场景的第三次呈现，已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秋芸与她昔日的小伙伴——男孩子们相遇的小桥边。这一次已是对《钟馗嫁妹》场景的颇为残酷滑稽模仿 ﹕男孩子们把小秋芸逼上了木板桥，而后晃动桥板，泼着水，齐声道白﹕“妹子开门来，我是你哥哥钟馗回来了。”当秋芸胆怯地向二娃呼救，男孩子们的齐声念白变成了“妹子开门来，我是你哥哥二娃回来了。”对此二娃的回答与表态是﹕“谁是你哥哥？你回去找你野爸爸去吧！”于是男孩子的念白变成了欢呼﹕“找你的野爸爸去吧！”此时缺席的已是会带来拯救、安全与爱心的兄长/钟馗。也正是在这一场景中， 当小秋芸被二娃按倒在地上，她绝望的、求援的目光投向无名的远方。在秋芸的主观视点镜头中，第一次出现了作为片中片的、神奇的《钟馗嫁妹》的场景。钟馗提剑喷火，在一片幽瞑与烈焰中力斩群魔。钟馗第一次呈现为秋芸想象中的拯救者。影片中一个极有意味的叙事修辞策略是，在片中片的《钟馗嫁妹》里，钟妹始终是一个缺席者，兄妹相逢、或出嫁的情景始终不曾出现。于是，一个喜庆的场面——婚礼和嫁妹的事实便永远地被延宕在叙境之外。拯救终于未能呈现或完成。第一次钟馗出现在现实场景中，是秋芸出演《三岔口》，被阴谋和惩罚的钉子刺穿手掌之后，当她在欲哭无泪中绝望中嘶喊时，钟馗在一缕明亮而奇异的光照中出现在后台，一步步走向半掩着的化妆室门边向里望去，伴着凄凉的唱腔﹕“来到家门前，门庭多清冷。有心把门叫，又怕妹受惊。未语泪先流，暗呀暗吞声。”特写镜头中钟馗热泪夺眶欲出。此时，室内的秋芸似乎占据了钟妹的空位。但她身上的男装、被红黑两色涂花面孔，使她置身于自居——化身为钟馗，与吁请——呼唤钟馗的钟妹两种指认之中。于是，现实场景中钟馗——男性拯救者的缺席，与片中片、舞台场景中钟妹——女性的被救助者的缺席，喻示一种古老的性别角色与拯救场景的残损。影片中，在秋芸的生活场景中，构成与钟馗形象对位的显然是秋父和张老师。然而，仅管他们都在秋芸的生活中充当着父兄的形象，但本文的叙事构成将他们呈现为某种意义上的残缺的男性。在秋母出逃很久以前，秋父秋母的婚姻已然是一个“假姻缘”；他甚至不是秋芸的生父。当秋芸在草垛子间发现了母亲和“后脑勺”的偷情，奔回剧团宿营的破庙时，近景镜头呈现秋父孤独地面壁而卧，显然是在他的视点镜头中，摄影机摇拍残破的壁画上颇具女性美的一条裸臂。那无疑是一个受挫的男性欲念的呈现。他抚育了秋芸，但他终于放弃了她，因为这是成就她的唯一选择。张老师几乎重复了秋父的行为。尽管他曾两次在元社会的性别误识面前将秋芸指认为一个女性，从而庇护了她“做女人”的权力，但他终于必须放弃她。为了秋芸的前程，秋父放弃了他唯一的亲人；而张老师放弃了他“头号武生”的地位，将它作为一个空位、一个礼物留给了秋芸。和秋父一样，他也放弃了自己全部感情之寄寓。他们所能成就的只是她的事业，而不是她的幸福。当男性——经典性别角色中的拯救者与主体缺失之后，传统女性的世界便因之而残破。一个试图修补这幅残缺的图象的女性便只有去扮演——扮演理想男性的形象，但扮演却意味着她甚至不可能同时作为女性主体占有这一客体位置。必须自我拯救、而又无从自我拯救的现代女性，便陷落在一个由扮演与自我的缺席、女性的表达与沉默、新世界的一片空明与旧世界的彻底残破之间的乌有的狭隙里。秋芸/女人与钟馗/男性的拯救者便只能序幕式地于镜内镜外彼此相望。影片的最后一个组合段中，秋芸和 “父亲”相聚在一起；无数烛光投下一片富丽而温暖的色彩。秋芸几乎是沉浸在一种幸福感中设想着﹕“明儿头场戏，你演钟馗，我演钟妹，你送我出嫁。”这是最后一次，秋芸渴望修补一幅关于性别角色的理想图象，她自己出演钟妹以添补这一始终缺席的空位；并凭借父亲使自己在舞台上被指认为一个幸福的女人。然而，这一指认立刻以另一方式再次呈现，但这是一次，是元社会的指认，它指称着一个期待的失落，指称着女人并非真正改变的“第二性”的地位。当秋芸父女沉浸于幸福之中时，一个歪扭的阴影从画左入画，并最终将将那片阴影罩在秋芸身上。是当年接生的王婆﹕“好，你生下来，只看见一张大嘴，哭得有劲，象唱大戏似的。你爸以为是个儿子，等我一看啊，少个那玩艺儿，是个小闺女家。”在元社会的指认中，女性仍是一个残缺的性别。于是，秋芸—一一个现代女性、甚或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也只能怀有一个素朴的、却乌托邦般的愿望﹕“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总想着该让女人嫁个好男人。”拯救的希望仍寄寓于一个男人，尽管只是一个残缺的、准男人；话语仍是经典话语，女子于“归”。影片呈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困境，同时以经典话语解构了关于性别角色的经典表象。影片的尾声中，叙事人终于让钟馗出场与秋芸相对，并声称“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而秋芸的回答是﹕“我已经嫁了，嫁给了舞台。”问﹕“不后悔？”答﹕“不。”一个不甘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现代女性，一个踏上不归路的女性。无悔吗？是的。但未必无憾。如果说，钟馗最后出演终于成就了一幅（准）男性的拯救者与女性的被救者的视觉同在，那么有趣的是于银幕上面面相对仍只是两个女人﹕那是秋芸的扮演者徐守莉和出演了全部钟馗场景的、秋芸故事的原型人物裴艳玲。再一次，于不期然之中，它完满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完满了一个无法完满的女人的表达。《人·鬼·情》并不是一部激进的、毁灭快感的女性电影。它只是以一种张爱玲所谓的中国式的素朴与华丽陈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并以此呈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女性困境。在经典世界表象的残破与裂隙处，墙壁上洞开的窗子展露出女性视点中的世界与人生。在影片的本文中，他人对女性的拯救没有降临、也不会降临。然而，或许真正的女性的自我拯救便存在于撕破历史话语，呈现真实的女性记忆的过程之中。

刷完此片有两方面感想要说，1，哇塞，特效场景非常不错呀！这后期特效应该不止5毛了吧，色彩构图上也很美，几位美女演员真的很养眼也，感觉本片可以出圈，本人非常喜欢。

2，不知道大家从故事中看出了什么，看剧的时候总会想到文章马伊琍，后来深思了一下，可能呢是这次的角度不太一样了，因为不像是周迅李冰冰陈坤这样的表演，或者已经看过太多遍王祖贤张国荣老戏骨的演绎，总觉得故事剧本更加的单薄一些，好像喜欢来的莫名其妙，来的太快太急毫无道理，让我会觉得作为有家室的王生，不要只是嘴上说着守男德，身体还很诚实的施舍别璃清，可以说此片的问题根源走偏就出在王生丢给璃清遮挡的那件衣服，就会让我想到，很多像璃清这样外表强大的社会精英，因为家庭原因因为过往的经历内心的缺爱的女人，可能就因为这一点小恩小惠抵不住，也分辨不清好坏，就跌进去了，不管不顾一味的去强要，被钉在了小三的耻辱柱上，就是妥妥的虐恋呀，也不能说都是手贱的男人的错，但是大家都变得很麻烦。顺便说一下珍惜怜怜这样的好姐妹她不香吗？为什么总是想不开的去找罪受呀，这就让我想到了青蛇，虽然白蛇是为了报恩，但是还是禁不住这种小恩小惠去偷尝了禁果，当然因为许仙没有家室，所以就是一段佳话了。

看到过这样一个段子，说如果一个女的发现自己的男神和一个很差的女人在一起，那么她会想，原来他就这种品味，遂扣分；然而一个男的发现自己的女神和一个很差的男人在一起，他会觉得，原来她这么easy，我也能上。当时就被这神点评逗乐了，很多时候男女思维差异就在这里。所以《前任攻略》开场婚礼上前男友桌和前女友桌不同的气氛也就可以理解了。男人们见到的都是“前辈”，而女人们见到的都是“碧池”。不过能到场的，应该早都不够爱了吧。电影是部好电影，看过才发现，其实讲的不是前任，而是爱情观。搞笑的不说，说些严肃的深情的部分。整部电影我最喜欢三个场景，也是三段话：罗茜在订婚典礼上哭成狗的一段话；老赵坐在凳子上对孟云说的一句话；一年后罗茜对孟云说的一句话。罗茜在订婚典礼上举着酒杯哭成狗，长长的独白考验王丽坤演技。具体台词没有记清楚，但是大概就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爱了孟云十四年，孟云不可能不知道。她始终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因为一直在等孟云的答案。孟云娶了别人她终于明白这答案，所以决定嫁给老赵。老赵不是她的最爱但是她愿意嫁给他。我倒觉得这是罗茜最好的结局。自己默默付出一切去支持和爱却没有反馈只有接受的“兄弟”，和事业稳健懂得包容并真心珍惜自己的大叔，对于三十二岁，等了十四年的“剩女”,无疑应该选择后者。如孟云在电影一开始介绍罗茜时候说的，她永远是更成熟的一个。孟云在她面前始终是幼稚的那一个，而罗茜的包容并不能让孟云爱上他。孟云配不上罗茜，就像《东京爱情故事》里丸子配不上莉香。而当孟云配得上罗茜，丸子配得上莉香的时候，他们各自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九把刀在《那些年》里说，成长最残酷的事情，就是女孩儿永远比男孩儿早成熟一点。本觉得这段哭成狗的对白除了让已经成为孟云妻子的夏露崩溃，还会让老赵很崩溃。不过后来看到老赵对孟云说的一段话，我又释然了。老赵说，你们这代人跟我们这代人不一样。我们这代人东西坏了觉得要修一修，你们这代人东西坏了就要换，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前任。所以你们这些小儿科的感情恩怨，老赵早就看透了。他很自信，并且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幸福。这应该是电影的点睛之笔。所以老赵知道罗茜最爱孟云，却依然要娶她，成熟的他早已懂得两个人过日子重要的是什么。他确定罗茜这个心结，是可以“修”好的。这个时候哭成狗的三十二的罗茜在他眼里应该还是个不懂爱的小女孩儿。果然一年后，孟云与罗茜再次相见，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罗茜谈起老赵满是幸福，谈到孟云和自己，能淡然笑着说，当年自己那么纠结，可能只是因为她和孟云没有真正在一起过。孟云也打趣说，是啊，如果真的在一起了，也许会打破罗茜的最短分手记录。两个人没有说破的，是罗茜的“不甘心”和孟云的“不够爱”。任何长久的暧昧、知心、蓝颜红颜却不能在一起的理由，不过是一个人的不够爱和一个人的不甘心吧。前几天刚转发过一个微博漫画，两个小毛毛虫，在不同的树叶上，互相喊着我爱你。然而两条毛毛虫都不愿意冒险从自己的树叶跳到对方的树叶上，所以又互相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然后高兴的做起朋友。不愿意从自己的树叶跳到对方的树叶，都是因为不够爱。矫情的人会说，很多人因为真的害怕失去，所以以朋友的名义爱着。而其实，不过是因为，还少了点什么。所以也别总是陷在酸甜苦辣的回忆中无法自拔，仔细想想，多少是因为真的非ta不可，多少是因为自己的不甘心，不愿意面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失败，因为没有真正得到过所以找不到放弃的理由。东西坏了光换是没有用的，现在看似完美的下一个，难道就不会坏么？还是修一修，再修一修，这是一种更容易幸福的选择，是一种信仰。

本来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还在在真实历史的大框架里。而这个编剧完全放飞自我，不仅有和亲，宁王还能出现在朝堂上，还能辅政，不是很荒唐吗。编剧就算不懂历史，那你可以虚化历史啊，你这样瞎编算什么。守城的这一段感觉基本是抄抗日神剧的，有各种神奇的土制武器，还有“快隐蔽”这种先进的术语，简直就是害怕观众不知道这是拍戏，防止观众入戏。

感觉已经很久没见陈柏霖了，上次看他的剧还是跟林依晨合作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那段时间多少人想要个男闺蜜成真爱的李大仁啊。看他在新剧里演了一个气质痞帅的律师，跟大众常规印象里那种严肃正经的律师很不一样，我看着也有很强的反差感，陈柏霖真是不带一点偶像包袱，如同辩论鬼才，角度刁钻，让人印象深刻。

而我上一次看郭雪芙的剧，还是她跟刘以豪谈情说爱的《我们不能是朋友》，漂亮，知性，跟她的气质很搭。而这次也是一改造型，变成中二、热血、正义感爆棚的林小颜。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俩合作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而且因为是律政题材就担心比较正，是严肃又正经的那种，怕看着累！但两个人的设定比较有趣，让律政这个比较严肃的内核多了一些轻松欢乐，追起来很容易。

他俩之间的反差和对比很感强烈，比如，陈柏霖饰演的刘浪是个帅气的“坏男人”，有名气、有实力的资深律师，一直秉持“我刘浪从来不管什么正义，我从来只在乎当事人的最佳利益”的观念。他的感情生活显然比较丰富，也为从天而降的萌娃刘良良埋下了伏笔，“良哥”可是一个非常可爱又关键的人物呢！

林小颜是新人律师，从她一直安慰众乐果冻案的当事人别担心就能看出来，哪里是安慰别人明明是在安慰自己！一方面担心自己是新人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能遮掩自己的紧张感！她的外形也比较漫画风，泡面头，黑框眼镜，怀揣梦想，想为社会争取更多正义的律界新秀！

我看他俩互动的时候特别开心，连带得剧情也好玩不少！

林小颜：“这个刘烂根本不值得信任。”

刘浪：“我看到这颗泡面头就倒胃口！”

林小颜：“我看到你才想吐！”

一直针锋相对，充满了火药味。

当然，《正义的算法》真正好看的部分是，借他们两个人的立场与冲突，去表达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恶、什么是人性的复杂。

比如在众乐果冻案里，林小颜最终做出的选择，对社会而言是正义，对当事人而言则不是最想要的那个。因为她对正义的理解比较绝对，也比较学院派，正义就好像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是从朴素的道德标准、大众的是非观去判断问题，凡是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都不是真正的正义，即“恶法非法”。而刘浪的做法是把法律当成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工具，但凡是委托人想要的，他就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辩护和争取。

他们如同天平的两端，一个把社会大义放在最高位置，一个千方百计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对于这两种观点，剧中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还是交给了观众自己思考，或许他们也不知道“正义是什么？那是我们律师一辈子要找的答案。”

随着剧情的深入，刘浪因为众乐果冻案，“身败名裂”，一无所有，阴差阳错去了林小颜所在的聚心律师事务所，我觉得后续两个案件更具有现实意义，一个是深层次探讨人性的劳工案，一个是讲诈骗的幼儿园案，作为观众也能感觉到两个人的改变和反思。

我个人觉得劳工案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案子里有一些反转，刘浪的做法也给林小颜带去了一些思考。如果按照林小颜理解的正义，一定会把吴建勇没死当成欺骗，自然想告诉法院和工地老板真相。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吴建勇很可能被重判，而没有合规保障工人安全的工地老板的处境也会改变。不要去要求受害者完美，而要去看清背后的真相。

我觉得在这个案件里，刘浪和林小颜要守护的正义是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发现当事人的问题，那么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依旧要为这份正义努力。

所以，在林小颜追问刘浪“抛开利益，守护正义的感觉如何？”时，刘浪说明了自己的真实做法，他从摔坏的摩托车这个细节已经推断出，吴建勇在到达工地之前已经受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抛开当事人的利益去代理案件，而是尽可能地为吴建勇争取利益。

而幼儿园案是带着轻松的感觉讲一个严肃的事，小朋友们很单纯，容易被大人骗，而大人有时候很浮躁也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骗。那么，到底要不要因为小额诈骗而花费时间、精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如果对手非常狡猾，是不是可以用一些非常方式进行？对此，林小颜和刘浪又有不同的理解。

在元气幼儿园案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几位女律师遇到的“瘦腿裤诈骗案”，林小颜和妮可姐收到的所谓瘦腿裤，惨不忍睹！简直像在侮辱正常人的智商，也借此向我们交代了林小颜对诈骗的看法。她觉得只要被骗就要积极维权，一个人想买便宜的东西不是错，但商家利用消费者的心理虚假宣传就是违背底线，侵权谋利。如果每个被骗的人都不维权，那些无良商家永远都会逍遥法外！而刘浪感觉因为几十、几百块的劣质商品维权，太过麻烦，有那份心力和时间早就赚回了被骗的钱。这里林小颜代表的算少数人的感受，刘浪则是大部分人更普遍的状态。

但显然他们因为一起办案，都增加了一些理解和看待事情的角度。比如，刘浪因为“良哥”在元气幼儿园的糟糕经历，才惊觉自己被骗了！

什么事都是发生到自己头上才感觉气愤和无力！一个资深律师居然会在合同上踩坑！于是，他决定为自己曾经看不上的事情维权！维权从来不是只有大案、要案或者能赚钱的案子才值得做，每一个能维护他人正当权益的案子都可以做！

这里林小颜给我的感受是，她也开始逐渐理解那些明知道某些做法正确，但由于种种利益纠葛不敢或不愿站出来的人。不再强求他人跟自己一样追求标准的正义。

要知道众乐果冻案的时候，她的做法的确惩治了黑心企业，但如果小朋友的慢性肾衰竭突然变严重，那笔打算私了的赔偿金就是救命钱！她莽撞的正义行为，很可能耽误孩子得到及时的治疗。

从第一个案子到第三个案子，人物的心理和处事方式真的一点点发生了变化，这种两方的辩证看法很有意思。根据前几集的案子，也能知道剧中选择的案子都比较贴近生活，讨论的一些问题也很有社会价值。我估计之后的案子也比较有看点，我真还挺期待的。

另外就是剧中生活线的铺排，编剧放了一些钩子，比如，良良的妈妈到底是谁？她又遇到什么问题？我猜测她后续出现可能也会得到“针尖对麦芒”组合的帮助。还有就是到底是谁在黑刘浪，我还挺想知道答案的。

我感觉像这样的单元案件，设置还是挺友好的，两三集一个完整的故事，人设有趣、剧情烧脑，追起来不会感到疲惫，再加上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又拔高了一些案件的立意。像诈骗案这种真的很容易代入当事人的立场，如果是我买到了骗人的瘦腿裤会不会追责？如果是我亲戚家的孩子读了黑心幼儿园，又该怎么办？正是因为偶尔带着这种心情去看剧中主角们的反应，才能在某些时候与之共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