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动机主要是对舒淇的喜欢，以及对迷人英伦风光的喜爱。但看完本篇，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一部披着翻拍外衣的三流言情剧而已。
 
 
      首先就是人物设定。舒淇是时尚女主编，冯绍峰是 BBC副主编（看到这里我就想笑了，BBC什么时候愿意把副主编给中国人，这编剧意淫的可以），宋茜是某企业大亨的女儿。这群不接地气，飘在云端的人物，有着大把的金钱挥霍，却在这边纠结着有些无趣的儿女情长真是让身为平民的我们没办法找到带入点。
 

      其次就是人物台词的雷人，宋茜的富家小姐所说的台词真的已经被台湾偶像剧和大陆家庭剧都用滥了好吗？可以不要那么雷人、装傻白甜，在男友是该继承我们家业还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这种烂俗的玛丽苏问题里纠结了好吗？
 

      再次，就是对男女主友谊与爱情的刻画。哎，我想说，电影主题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可拍了吗，“男女主由纯友谊升级为爱情”的这个梗，已经被拍到烂了，已经没有新意了。再加上，原作的珠玉在前和近几年如《我可能不会爱你》、《爱你，罗茜》类似题材的大火，类似好剧的出现对这部纯靠改编和意淫而翻拍经典的这部电影而言。。。真的只能让它相形见绌。看了时光置顶的几个影评都是一片叫好之声，也是让笔者真的寒心，不知道是真水军，还是真有人觉得拍的好。。也许都有吧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也只能 “呵呵”了。
 

      本剧冯绍峰的人物bug真的让我耿耿于怀。他既然父母早逝，是如何凑足30万+存款过了英国签证的？他的这笔留学费用是哪来的？？如果我没记错，他读的是本科？？本科3年至少100万他从哪来的钱？？还有BBC记者各个忙的半死，他却还有闲情逸致说着SB的对白？这类电影只会给年轻的孩子们制造一种假象，好像世界最高学府很容易进，出国留学也很简单，进BBC当副主编开着法拉利娶了白富美就真成人生赢家了。对于这种如白日梦般的虚幻现实，它也就只能送给充满幻想的孩子们，也挺好的，毕竟世界还是需要充满爱的。
 

      反观这一年的电影市场，IP电影、翻拍层出不穷，这正是说明了，我们当下好的电影剧本和优秀电影编剧的匮乏。电影市场的火热，吸引了大批的投资人参与了这场市场蛋糕的争夺战。靠着明星、大IP来恶意圈钱的行为真是屡见不鲜。虽然我们回不到张艺谋的《英雄》前的那片低迷的以文艺片为主的电影时代，但至少要对得起“电影艺术”这个名词。不要过度消费艺术，不要过度消费观众的耐心。我记得李立群老师有一句话说的很好：“现在是观众想看电影了，而不是真的是某些电影拍的好”。

希望中国电影的烂片越来越少吧。

我差不多是在小学的时候看的吧 那时看的真是叫一个惊心动魄，因为那个时候家人都不在家吧，说实话吧，一个人看确实很恐怖，我就是在我同学家看的吧 准备去她家写作业，可写到一半再世追魂就在电视上播放了，我就赶快写完作业就好像就开始看了吧。同学还要写。因为他智商没我好! 哈哈.....我就开始看了吧。我还以为这是个犯罪电影。到了后面。越来越不像了。洪乔和洪涛投胎转世来要伟的命 她们做出很多异常的行为。首先是夹伟的手指 再是 把伟的耳朵弄鸣 再是吃生的金鱼 再是拿着手枪要毙了伟 还让妈妈摔下了楼梯，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两小孩的脸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变成洪涛洪乔死的时候的脸。洪浪也是在监狱里很狡猾他既然还把一个狱警给弄的生不如死。既然还把狱警的手指给咬掉了。。两根。。其实在同学家同学被吓个半死。好吧。这部电影。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阴影......但是我却没有看到结局。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洪浪要杀了那两小孩时候我就走了。到现在。都没敢去看结局.......

一、找寻

　　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开始了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孤独时光。他独居于远离人群的湖滨木屋，享受着漫步于脚下的思想旅程。旅行不仅仅是单纯地游览不同城市的风光，呼吸异国风情混杂陌生植物的空气，将被时间和一成不变的环境冻入麻木土地的思想，放在他乡的暖阳下舒展筋骨。一位旅行作家对于一个城市的描述，绝对与当地的城市专栏作家所见不同。大到城市风貌的变迁，小到街头商贩的叫卖，当地人联想的多是明日上班的路线和下锅的饭菜，偶尔会凭借着经记忆中的图纸将不同时空的街道重合，感慨一番。本雅明认为“假使把现有的城市描写根据作者的出生地分成两组，我们肯定会发现，当地作家对相关城市的描写只占少数。”。当游人赞美伊斯坦布尔的光辉历史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依然矗立的木质房屋和鹅卵石街道，一直居住于此的帕穆克却沉浸在国家贫穷、破败的忧伤中，渴望黑夜吞没代表贫困的街道，等待路灯苍白的影子越拉越长直至夜幕披盖了整座城市。不自觉地，旅行便成为了一种思考，一种对于美的发现。那些熟识的风景在陌生好奇的眼中变成了有着神话意味的美景。

　　当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我们要做的无非是找寻和思考。被无数次开启的心灵之旅，可能缘于吹向奥兹国的一场龙卷风，缘于尼尔斯家中那头突然萌发旅行念头的雄鹅，也可能只是因为格列佛始终无法时来运转的生活。有时候精心策划很久，不如就像“真相大白”（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2005）中的美籍犹太人乔纳森那样，把两个厚厚的酒瓶子底扣在眼睛上，提个小皮箱，跟着不靠谱的年轻导游，试图寻找祖父在二战中的救命恩人，一路上把各种各样的物品塞进密封袋保存：一个狗都不愿意吃的马铃薯，乌克兰河边的一小撮土，一张几十年前的褪色照片。它们让回味旅程时，一切变得比照片里的凝固画面要真实许多，它们携带着曾经所有者的记忆。谁都知道，乔纳森找到的不只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田，一个照片背后的名字那么简单。

　　“鹳鸟踟蹰”开始于电视导演亚历山大到希腊边境摄影取材的一次行程。他的所见所想都纠缠着对比雷埃夫斯港口事件产生的疑惑：亚洲的难民遭到希腊政府的拒绝，无法登陆，最后选择投海自尽。电影一开始就是死亡，直白突兀得让人猝不及防，一时间难以应对。面对死亡，我们总是开始不自然的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爱伦坡为了制造忧伤的气息，把美人之死放在诗里，因为“各种忧伤的题材中，基于我们对人类的普遍认识，什么最为忧伤？显然是死亡。”溺毙于海上的人为何选择最为让人忧伤的方式作为一切的结局，是最令亚历山大不解的。低空盘旋的飞机在海上层叠的波浪上吹出圆形的波纹，尸体在海上浮沉。那一刻持续了几秒钟，却凝固了一次旅程的终点和另一次旅程的开始。仿佛他们不再需要逃跑和施舍，终于在浩瀚的海洋上找到了栖息的家园，将整个的世界抛在了身后。把生活的谜团抛给了我们。他们为什么去了？去了哪里？

　　那位失踪的政治家就是被谜团包裹的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只不过他选择开始全新的旅程去寻找谜底。由马赛洛?马斯楚安尼扮演的政治家，因为其作家的身份在国际上也备受瞩目。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妻子。在希腊军事政权崩溃后，他一直作为内阁幕僚，在政治界崭露头角。198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世纪末的忧郁》，评价了当时的国际形势，遭到了政党的反对和批评。在之后的一场重要的议事会上，大家都等待着他发表一番精彩的演讲。可是，他站在演讲台上，看了看厚厚的演讲稿，随即塞进了兜里，低下头。整个大厅都回荡着他低沉如黑夜的声音，“有时，在雨声背后，为了能够听到音乐，大家都沉默着什么也不说。”自此，他走出了议事堂，也走出了所有人的视野。虽然不断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的妻子，他在希腊各地的行踪，但他的妻子仍旧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曾经到过火车站，为墓地献过花，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工，坐在广场的角落抽过烟。他不停的变换角色、身份，但一直在追求最初让他出走的答案。他在这个电影中是没有名字的。正如他在答录机里的留言，他什么都没有，不停有人夺走他的东西，让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只好借个名字生活。他是谁，叫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向北，走向边境，试图找到他所归属的地方。

　　当你出生、成长在一个国家，不管你爱它、恨它，仍旧难免成为它的一部分。讲起她的时候，就像在讲自己。讲自己的时候，又像是在叙说国家的遭遇。当拍摄一个发生在国家的事情，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但政治很少成为安哲的主题，他更多地在讨论生命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人类的生存与痛苦。流浪的政治家曾经给一个小男孩讲那个放风筝的故事。在世界的末日，人们开始旅行、迁移，以撒哈拉沙漠为目的。一个小孩扯起了风筝，大人也和他一样，不断拉着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东西，开始了漫长的旅行。这个故事直到最后都没有讲完，没有人告诉孩子这个旅行何时结束。但这就像是政治家令人费解的旅行的原因。他的世界就像距离太阳太近的星球，原本平静的生活慢慢受到外界的伤害，让他开始燃烧。各种各样的事件冲击着他的价值观，不仅仅是政治，而是发生在身边的所有事情，那些真诚的、虚假的，善意的、恶意的，把他的灵魂放在命运巨大的手中揉搓着。他必须去旅行，去探索，去寻找。

　　有时候，找寻的意义不亚于在旅程尽头得到的答案。就像奥尔罕?帕穆克说的：“提问本身就像车子、屋子、渡轮窗外的景色同等重要”。这些风景随着路程的延伸，渐渐成为了在路的尽头最值得回忆的东西。

　　二、边界

　　大陆与海洋的交界，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希腊与阿尔巴尼亚的接壤，心与心的阻隔，生与死的轮回。这些都是存在于生命中的边界，有些我们渴望跨越却难以跨越，有些不应跨越的边界却纵身飞跃了过去。

　　（1）国境线

　　当飞机越过不同的国家，很难从云层之间发现区别。国境线一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这种隐藏的界限就像是每个民族的差异，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很少去看、去想。而电影则一路把我们拉到那条国境线前，仿佛在说，看看我，听听我。

　　希腊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处只是一条用红白蓝三种色彩的颜料画出来的线，把一座桥分成了两半，很难从外观上判断出两者的区别。也许你可以感受到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这两片不同土地上的风貌，但是当一切都用一根线来作为划分，总是有些滑稽的，让人想起了儿时与邻桌的同学吵架，她气哼哼的用铅笔划出课桌间的一条线，不许对方越过这条线，以示气愤。带领亚历山大参观的上校站在国境线前，微微抬起右脚，就像一只笨拙的鹳鸟蜷起一条腿准备休息。跨过这条线就不是希腊的土地了。只要踏出一步，就是外国的了。就是死啊——对面的守卫端着机枪，随时准备击毙私自越境的人。一线之间，竟然是生与死的距离。陡然间，这条细线背负的巨大意义令人深感压抑、不安与费解。它似乎一下子包含了文化差异、民族矛盾、生离死别的全部涵义，但是你却很难用言语表达感受到的重量。这个重量直直地压在了每个人的灵魂之上。

　　上校作为边境线的守卫者，不仅要看守国境线，还要防止两国的人通过那条分开两国的河流来互通有无。河两岸的人通过长长的线绳，拉着一个小木板在河上穿梭往复，交换着不同土地上的文化，阿尔巴尼亚的音乐，希腊人的音乐，风格迥然不同却都歌唱着爱情。他们渴望交流，渴望无国界的拥抱。同样是一根细线，却成为了连接两国的桥梁。强烈的情感对比，更加加深了人们面对边界的无助感。有些我们努力跨越的东西，却很难实现。

　　希腊政府在边境附近划定了一片地方供难民暂时居住，那里远离城镇，被称为等待室。他们在那里等待被允许进入希腊定居。希腊对他们来说比其流传两千多年已久的神话还要遥远。亚历山大拍摄边境素材时，将难民居住的环境纳入镜头——这里有男人、女人、小孩、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等从遥远国度逃难而来的人都聚集于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好像一幅浓缩的世界图景。他们从被潮气和风雪侵蚀得歪歪斜斜的废弃木质车厢探出身来，渴望着什么。身后狭窄低矮的空间便是他们曾经的国家。背景音乐传来手风琴翩然起舞的音调，开始是轻松的，仿佛享受着画面带来的美感，但随着镜头的移动，生活的惨况渐渐抵消掉了异地风光带来的美感。就像前面说的，游人的赞美有时却是路人的忧伤。

　　他们跨越了国境线，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离愁、羞耻、内疚、贫寒、沉默，最令人愁苦的是到底哪里算是家呢？他们跋山涉水，几次面临险境，来到了这里，仍旧住在漆黑阴冷的屋子里。难道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划着破旧摇摆的木船，每天行驶在缓慢的河道上买卖东西换取微薄的收入么？他们曾以为跨越了那条国境线，却没想又面对着另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文化的差异。他们也许有一天真的多到需要生活到希腊城镇中了，都很难成为这里的一员。

　　国境线是凝望中的远方，记忆中的故土，河对岸的花朵，一根永远跨越不过的细线。

　　（2）心与心的阻隔

　　国家之间的距离是由一条线拉开的。而心与心之间呢？

　　政治家与来自法国的妻子，他们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被他的不辞而别彻底打碎了。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环境，都不足以成为他们的障碍。最令妻子感到空虚和绝望的是，丈夫曾经在失踪后回来过，她试图和他重建往日的生活，以弥补议事会后空白的时间，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个人。不停地把伤痕掩藏起来，不让她看见。就好像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人，长相相同，但是却有着不同的追求和经历。当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就在那个圣诞夜，在那个过去与未来的交界处，他们安静而充满激情地做爱，仿若初识的男女。深夜，他站在窗前凝视着远方，第二天就登上了离去的汽车，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妻子并未四处搜寻他，一直和亚历山大说他已经死了。一个人抛弃了过去，抛弃了家庭，抛弃了感情，那么何必再找呢，曾经的作为政治家的他已经死去了。作为妻子的她也该继续新的生活。虽是这么说，每次谈及他，妻子还是满脸哀愁。曾经，“西雅图夜未眠”制造的浪漫来自于距离难以阻挡心灵的贴近。而她和丈夫之间，却永远被拉上了禁止穿越的帷幕，连偷看一眼都不行。在边境的破旧城镇，他们再次相遇，已经仿如隔世。她不肯承认那个是他。那个确实不是他。他们模样相同，却不是同一个人。心的距离也许是比国境线还难跨越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到那条界限在哪里。

　　亚历山大在小酒馆里遇到了一名阿尔巴尼亚女孩。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是凝视着对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距离，仿佛那条国境线上的河流横渡在了他们中间。屋顶的灯光在雾气与夜色中散发着犹如月亮的光晕，低吟着一首浪漫的歌。油画一样的黑暗中，女孩的卷发像星河一样披散下来，月牙的光辉柔和地俯视着她青春的脸颊，将此中的忧愁也泄露出来。亚历山大的手伸向了她的卷发，画面沉默着戛然而止。再次醒来已经是早晨，餐厅的光线在白昼下失去了神韵，愈发地有些苍白。亚历山大和女孩站在中央，厅堂顶的大灯被店主关上了。近景处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吧台上的三盏灯亮幽幽地闪亮着，女孩融合在了近景的黑暗中，亚历山大则被远处的灯光照亮。这样的画面，让他们看起来虽然手拉在一起，却被不同的光线隔得很远，就像是她的心在把他推向了远方，将忧伤掩藏在黑暗中。她在昨夜呼唤了其他男人的名字。仿佛她和亚历山大从未靠近，只是将他当成另外一个人。每次她和别的男人靠近，都只是将他们当成心中那个人的影子。她对那个人的爱，成为了阻挡所有人接近的河流。

　　（3）生与死的交界

　　从影片开始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事件，就交织着生与死的疑问。生与死到底相隔多远？只是一条国境线的距离？他们为何要跨越这条界限呢？

　　战乱成为了难民离开家园的主要理由。库尔德人的村庄因为受到化学武器的影响，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于是他们举家逃亡。一路沿着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厄沃罗斯河逃出来，他们把死亡抛诸于身后，跌跌撞撞地奔向自由。一个库尔德人说，那是他第一次祈祷希望月亮死掉，因为月光照亮了他逃跑的路线，仿佛指引着一条通向死亡的路径。当生存的希望只在一线之间，人们就开始求助于非自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开始变得迷信。不是说就真的相信会有奇迹出现，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力量支持他们走下去，不至于在绝望的黑夜中迷失方向。

　　当他们最终披荆斩棘地来到了希腊，却又面临着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边界线。上校说，“沉默”是这里不成文的法则。每天都是沉默而压抑的日子，以防触及看不见的生死线。不同的信仰和民族，让他们的矛盾一触即发。就像窗外一成不变的冰天雪地。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开始飘起隆冬的雪花。餐馆中，两个男人争吵起来，内容有关背叛，其中被认为是叛徒的人哭嚎着为自己争辩，使劲用刀片在手腕上割出内心挣扎的伤口。这次争吵由一个人的死亡作为结局。那个曾经指责对方是叛徒的人，被吊车勾住脖子悬在了空中。没有人去追查凶手，谁都知道这不只是一次谋杀，不只是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矛盾，而是把他们所有人心中不停留血的伤口挂在了半空中。他们的恐惧、孤独与不安。他们逃出了国家，却仍未能逃出生与死的疆界。上帝的无能为力，让这个地方更加渺小。

　　三、忧伤

　　安哲电影的基调总是忧伤的，这种忧伤不是刻意为之的煽情，这种忧伤来自于生活的激情，以及对于美和生命的探究。安哲的故事里总少不了废墟的身影，这也增加了画面的惆怅之美。废墟之所以美，在于其忧伤，在于其承载着时间与历史滚压而过痕迹。安哲的电影，是诗意的，是美的，是忧伤的，所有的这些都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希腊之情，他对希腊对生活的爱与痛。帕穆克用一本书来描述土耳其式的忧伤，这种土耳其语里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土耳其烟雾弥漫的早晨，冬日里荒芜的公园以及刮风的雨夜，微不足道的生活景象，受人歧视的命运，都构成了城市的忧伤。他们为此痛苦，也因此感受着忧伤带来的喜悦。安哲镜头中希腊的忧伤来源于沉默不语，他用镜头感受生活，感受潮湿阴冷的街道，感受被云朵遮盖的暧昧阳光，感受浓雾中的倒影，他如此投入，才会如此失落。

　　有时候，我们为了听到生命的喘息，画面后的忧伤，沉默着什么也不说。“鹳鸟踟蹰”中的政治家是沉默的，面对亚历山大的追问，他只是走进河水的浅滩中，像鹳鸟一样捕捉水底的小鱼。他的生活就在于此，明知也许是徒劳，还要去追寻、打捞、捕捉生活留给他一晃即逝的背影；亚历山大也是沉默的，他喜欢坐在黑暗中，一个人思考。当他深深感受到边境居民的无奈与忧伤后，不知如何表达，只能不停地在黑暗中奔跑，直到被巡逻的人拦住；看守边境的上校和亚历山大谈论着各自的生活，在边境工作的体会，远在伦敦的女儿，服务员手臂上的伤疤。然后，他听着用口琴吹奏的“平安夜”，忽然沉默着潸然泪下。他们都用沉默掩饰自己的忧伤。你若想走近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忧伤，只需要看看那幅画面。那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情愫。

　　将这种沉默的忧伤发挥到极致的场景无疑是阿尔巴尼亚女孩结婚的日子。一年中会有一天，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河两岸，与亲人相聚。整个过程是宁静的，令人窒息的。人们躲藏在土垛后，等待对岸巡逻的车缓缓开过后，纷纷聚集到了岸边，相互挥手致意。他们都异常小心不发出任何声响，只能听到河水静静流动的声音，和鞋底摩擦土地的“嚓嚓”声。镜头望向了对岸，并试图拉进目所能及的距离，却还是只能依稀看到他们的动作。忽然，人们整齐地向两边退去，一个男人从中间走到了岸边，举起了手中洁白的花束。凭空举着，作为一种召唤与宣誓。今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仪式在一片沉寂的气氛与渴望的眼神中进行着。仪式的最后，新人把各自的花束都抛向了河流，让日夜奔流的河水保存他们的誓言。新娘和新郎站在岸边，沉默地举着手，悲伤与热情，心的热度就在飞过河流到达彼岸。这是属于希腊的爱情悲剧，利安德尔每晚循着灯光游泳约见希洛，皮剌摩斯和提斯柏只能隔着墙壁亲吻，俄耳普斯还未走出山谷就回头看了妻子的亡魂。河水静静地流淌着，不紧不慢。它们在夜里嚎叫，却在白日里沉默不语。刚刚成为人妻的阿尔巴尼亚女孩，终于忍受不住沉默与距离带来的巨大悲伤，掩面跑走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假设，这是世纪末的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1日。地球接近了太阳，正在燃烧，人类不得不踏上旅途寻找全新的世界。最后是安哲作品中最为壮美的画面之一：雪后的夕阳变幻着光线，阴冷的灰色渐渐褪去，天空和河岸都染上了蓝紫色的霓虹，在云朵的边缘透射着一点玫瑰色。修电线的人爬上了电线杆，像是鹳鸟，望向远方，准备旅行。像里尔克说的，在生命的开始之前，我们能够包容死亡，又不会拒绝生活下去，继续走到旅程的终点，能找到永恒的家园。这是多么难以言说。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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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把刀的《等一个人咖啡》后，一直对台湾式的都市传说体心怀神往。人活着，本来就都是心中大把大把幻想的小人物。

    这就是这样一个个故事啊，我也曾经很喜欢复印店的气味，也在各种卷纸学案上画画抄歌词，也丢过很重要的东西，拾到了别人的东西却无从归还。

    电影真正的意义是，让你看到那些你拥有过，却没能完成的青春。
 
    最近越来越多的感受是，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人活着把一件事坚持到底很不容易。

    哪怕是日复一日地影印数不清的考卷，或者是把学生们的考卷整整齐齐地收集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人生那么多天，只抽100天数出来，也很漫长煎熬。

    哪怕每天坚持盯着天花板上那张很重要的便利贴，也很困难啊。

    答案究竟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

    估计没人能臆测，不过补习班的孩子们全都丢下书本投射纸飞机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保持整齐，保持信念，遇挫更强，把白日梦一步一步走出现实的长度，答案说不定会砸在你头上。

我觉得霸王龙才是本片真正的英雄。你想一下，本来深更半夜在自己小窝里睡着小觉，没招谁没惹谁，被女主角以吃宵夜的名义骗出来，莫名其妙就和连环杀人狂魔来了场生死相搏，差点小命都丢掉。打倒坏蛋后默默转身而去，看着男女主4团鲜肉也没下口，不为名不为利，连顿饱饭也没落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哪是霸王龙，这是活雷锋。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Jojo Rabbit》，看起来是一部欢快的儿童片--二战时期的德国小男孩乔乔，头发卷卷，脸蛋圆圆，还不太会系鞋带，梦想是要成为最完美的纳粹标兵，他脑海中的臆想好朋友是会帮他出谋划策的希特勒。 可是妈妈想让他成为这个年纪正常的小男孩，会爬树，然后从树上掉下来，怀抱希望...  (展开)

完全是冲着大柯基去看这部电影的。为什么演出的是柯基而不是萨摩耶、哈士奇亦或是泰迪呢？抛去柯基英国皇室成员的身份不谈，而是从其他选手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是这几位的话情况会如何：

1.萨摩耶：
萨摩耶微笑中。
导演：“来，换个表情。”
萨摩耶微笑中。
导演：“来，换个表情。”
萨摩耶微笑中。
导演：“来，换个表情。”
萨摩耶微笑中……

2.哈士奇：
导演：“各组准备，下个镜头，男一号就位……叫男一号别啃女主的袜子了……怎么停电了？”
剧务：“男一号把电线杆咬断了。”
导演：“……”

3.泰迪：
导演：“男一号！准备！让男一号别强X我的腿了，快点给他拉走……”
（剧务们把激情澎湃的泰迪从导演的腿上扯走）
导演：“男一号准备好没有？怎么么还不过来？”
剧务：“他抱着萨摩不松……”

所以，以上各位尚且如此，斗牛松狮哼哈二将、京巴边牧秋田等偏远县城选手、茶杯博美等等丢到樟脑丸里面找不到的汪星人们就更不用想了……最终，只好让富态的柯基担负起了演出重担！嗯！

有关于这部片子的鸡汤作用我就不多赘述了，一言以蔽之就是，饱受歧视与折磨的单亲大陆‘乡村妹’凭借着自己的诚恳与善良最终克服了邻里不和与校园暴力并获得街坊们与同学们的理解与支持，融入了香港社会的‘经典’剧情。做人一定要快乐，下碗面给你吃，和洒家干了就好。但与此同时，这部电影又莫名其妙地指向了现实，充斥了大陆与香港的异与同、矛与盾。比如开场的富豪美女叫郭媚媚（红十字会事件的郭美美，她的曝光致使大陆红十字会名誉扫地）；对于整容名媛Baby的吐槽（杨颖）；‘学校那么多内地人’这类对白对于大陆人赴港的议论；‘广东人都说普通话了’这种对于香港被红化的暗讽；印度房客倒卖苹果手机和香港奶粉也是前阵子的热点问题；‘你这个强国人竟然要我这个南亚人教广东话’的‘逗趣’；因为炒房而倾家荡产的人；甚至是颇有深意的那句‘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些种种，坐在我身后观影的小孩子们听不明白，但居于庙堂之高的人民公仆们难道也纯真的像个孩子吗？踏血寻梅花何在，树大招风苦自知。

其实凭良心说，无论是从鬼婆、棒棒糖这些演员还是香港的背景以及那种20年前的剧情设定来看，这片子简直就是个TVB剧的剧场版（还不是当家大剧）。而且从柯基的配音来看，这的确就是个亲子片（声音酷似小叮当的柯基：“大小朋友们”），因此也有很多电视剧缩成电影所带来的弊端，例如四家房客的背景故事缺乏以至于很多地方强行解说、人物形象不够饱满以至于剧情跳跃唐突等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弊端也带来了一大波其他较为复杂的国产电影没有的‘优点’，比如说，首先，这部电影主线情节稳定，几乎不存在支线干扰主线的问题（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支线……）；其次，本片老少咸宜，属于真·全年龄的好影片，不必因为中国不健全的电影分级制度而担心（堂堂女主，脖子以下，膝盖以上，除了双手，这位我闻所未闻的影坛新锐没让我看到她的一块肌肤；被压倒在废墟中几乎不能动弹的女主愣是没有一点血糊在脸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片有着超一流的主演——小柯基~（其实这只柯基已经胖得不像样子啦）！就当这是部训练柯基的杂技片也是可以看看的……

一部作品免不了被拿出来和别的作品进行比较。如果非得进行个比较的话，我个人认为本片和忠犬八公、再见了可鲁这些作品缺乏维度上的可比性。在看完上述两部电影或是图书之后，你可能会抱着自己那本来看不顺眼的狗一念之下老泪纵横（哪怕他是正在拆家的雪橇三傻抑或是正在日鞋的泰迪），但你恐怕不会在看完本片之后对柯基那厚厚的大围脖和圆圆的大屁股增加多少的亲近感，反而一些思想较为纯洁的朋友会有负面的政治情绪……尽管如此本片却在某种意味上让我想到《一只名叫痛苦的狗》这个动画（这也要归功于大陆的神翻译，要知道这部片子的香港名字叫《哥基王子》），而关于《一只名叫痛苦的狗》这部动画的具体情节我也不多讲，只是有一点，小萝莉小正太们还是不看为妙……总之不要把它当做是动画来看就对了。翻译者（们）在《一条叫王子的狗》这部电影的片名翻译上做的手段是想攀龙附凤还是随声附会，是独具匠心抑或是别有用心，这恐怕就只有他（他们）自己知道了。

p.s：.如果不是照顾到孩子们的话，柯基应该完全没有配音，如同默片一样，打出花边字幕 ，这样的效果会高大上五个层次。
p.s.2： 看电影如同扫雷，要有心理准备。
p.s.3：观影要有戒备之心与宽容之心，七月与安生这片子我不是也看完了？小安生那么像小岳岳，我不也是好好的？

很欣喜，这是我近二十年来，在心中最烂电影排行榜里面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恐怖电影。和哥们睡不着，去看午夜场，这场电影被院线安排在了半夜十二点半，有多可怕你们可以晓得了吧。从头笑到尾，全场八个人包场，这是一场欢乐的盛宴，这是一场蜜汁聚会~开场卖按摩垫的大爷，是我唯...  (展开)

[美]特德·蒋
　
　　是一层冰，摩擦着我的脸，感觉粗糙，不过倒不觉得冷。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东西，手套老是在冰上滑落。看见头上方有人跑来跑去，但他们都爱莫能助。我竭力挥拳敲打冰层，可是手臂动作缓慢，我的肺部准是迸裂了，大脑一片混沌。我觉得自己正在消融——
　　一声惊叫，我醒了，心脏风钻般狂跳不止。基督呀！我揭去毯子，坐在床沿上。
　　以前，我想不起当时的情景，只记得掉进了冰窟；医生说是我的思维压抑了记忆。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
　　我双手紧紧抓住羽绒被，浑身颤抖。我竭力镇定下来，缓慢呼吸，却止不住地呜咽起来。梦里的感觉太真实了：那是死亡的滋味。
　　我困在水里接近一个小时，等到人们把我救起来时，我简直成了植物人。如今我恢复了吗？这是医院首次对大脑严重受伤者使用新药。新药奏效吗？
　　我反复做噩梦。第三次噩梦后，我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一直折腾到天亮。新药就是这个效果？我会不会发疯？
　　明天要去医院做每周一次的体检，由医院的住院大夫检查。希望他能解答我的疑问。
　　我驱车前往波士顿市中心，半小时后就能见到胡珀医生了。我坐在诊断室里黄色屏风后面的轮床上。墙壁一面齐腰高的地方伸出一个水平荧光屏，角度经过调整，视域很窄，从我的角度看去是一片空白。医生敲击着键盘，估计在调出我的档案，然后开始检查我。他用笔形电筒检查我的眼球时，我告诉他我的噩梦。
　　“那次事故之前做过噩梦吗，利昂？”医生边问边掏出一把小锤子，敲击我的手肘、膝盖和脚踝。
　　“从来没有。这是药的副作用吗？”
　　“没有任何副作用。荷尔蒙K疗法能够使大量受损的神经细胞获得再生，对你的大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脑不得不作出大量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你做的噩梦可能就是调整的一个迹象。”
　　“这种现象是永久性的吗？”
　　“不会的。”他说，“大脑习惯了所有这些通道后就没事了。现在，用食指摸一摸鼻尖，然后再摸一摸我的手指。”
　　我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接着他让我用每一根指头快速与拇指相触。随即又要求我走直线，有点像检验是否酒后驾车的测试。然后，他开始考问我。
　　“一般鞋子由哪些部分组成？”
　　“鞋底、鞋跟、鞋带。哦，鞋带穿过的孔，鞋眼，还有鞋舌，就是鞋带下面那种……”
　　“不错。重复这个数字：３９１７４……”
　　“……６２。”
　　这可出乎胡珀医生的意料。“什么？”
　　“３９１７４６２。你第一次检查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数字，当时我还在住院。想来你经常用这个数字测试病人吧。”
　　“并不要求你把它背下来；这个数字是用来测试直觉记忆力的。”
　　“可我并不是硬背下来的。我是偶然记住的。”
　　“那么，你记得我第二次检查你时说的那个数字吗？”
　　我稍停片刻。“４０８１５９２。”
　　他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如果只听一遍，是不可能记住这么多数字的。你用了记忆术？”
　　我摇了摇头。“没有，连电话号码我都懒得记，一直用自动拨号。”
　　他起身走到一台终端前，敲了敲数字键。“再试试这个数字。”他读了个十二位数，我重复给他。“你能倒着背吗？”我又倒背出来。只见他皱了皱眉头，开始往我的档案里输入什么东西。
　　我坐在精神病房诊断室里一台电脑终端前，这个地方是胡珀医生作智力测试用的。一堵墙上嵌进一面小小的镜子，镜子后面可能安有摄像机作记录。我朝镜子笑笑，挥挥手。每次我到自动取款机取款，总是对藏在机器里面的摄像机微笑挥手。
　　胡珀医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我的测试结果。“嗨，利昂，你的测试结果……非常好。两个测试你都得了９９分。”
　　我吃惊得张大了嘴。“你开什么玩笑。”
　　“没有。没有。”他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这个分数并不表明你答对了多少问题，只是意味着相对于常人——”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心不在焉地说，“读中学时他们来测试我们，当时我只得了７０分。”９９分。我竭力在自己身上找出点高智商的迹象：高智商应该有什么感觉？
　　他坐在桌子上，目光依然盯着打印出来的数据。“你没有上过大学，是吗？”
　　我的注意力给拉了回来。“上过，不过没有毕业，因为我对教育的看法和教授们不一致。”
　　“我明白了。”也许他还以为我是成绩不及格呢。“唔，从那以后你显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三分是自然发展：岁数大了，成熟了，七分是荷尔蒙K疗法的结果。”
　　“好一个副作用。”
　　“这个嘛，你先别太高兴。测试分数并不预示你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得心应手。”趁胡珀医生没注意，我翻了个白眼。发生了这么神奇的事，他却只能说这些陈辞滥调。“我想再做一些测试，继续观察你这个病例。明天你能再来一次吗？”
　　我正埋头修整一张全息图，电话响了。接电话还是继续工作，我着实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去接电话。我在编辑东西时，电话通常都让答录机接，但现在需要让人知道我又恢复工作了。我在住院期间失去了许多业务：这是自由职业者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我拿起听筒说：“格雷科全息摄影制作公司，我是利昂·格雷科。”
　　“利昂你好。我是杰瑞。”
　　“你好杰瑞。什么事？”我仍然在研究荧光屏上的图像：是一对螺旋形齿轮，彼此咬合。比喻合作精神，这个比喻很陈腐，但客户偏偏要用这个做广告。
　　“今晚想去看电影吗？我和苏、托里要去看《金属眼睛》。”
　　“今晚？哦，去不成。今晚汉宁剧场要上演最后一场女演员主演的独角戏。”齿牙的表面有些划痕，看上去油乎乎的。我用光标凸显齿面，然后输入需要调整的参数。
　　“什么名字？”
　　“《对称》，是独角诗剧。”我调整亮度，消除齿牙啮合处的一些阴影，“想一块去吗？”
　　“是莎士比亚风格的独白吗？”
　　过分了：亮度太强，边沿的色彩太亮了。于是我为反光的强度设置了上限。“不是，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四种韵律交替，抑扬格只是其中的一种。所有的评论家都称之为风格十分显着。”
　　“想不到你这么喜欢诗歌。”
　　我再次检查了全部数字，然后让计算机再次计算啮合模式。“我一般不太喜欢诗歌，但这部剧好像真的挺有意思。想去吗？”
　　“谢了，我还是去看电影吧。”
　　“那好，玩得开心点。也许下周我们可以聚聚。”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挂上电话。我等着电脑结束二次计算。
　　突然，我又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以前我只要打电话，就无法同时做好编辑活儿。这次我却能一心二用，轻而易举。
　　这些惊喜会不会连绵不绝、始终如此？不做噩梦、身心放松之后，我首先注意到自己的阅读速度加快了，理解力增加了。我的书架上有些书我一直想读，却苦于没有时间，现在能够饱览了，连艰深的技术资料也能读懂了。早在大学时代，我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感兴趣的东西很多，全部涉猎却不可能。现在发现自己也许能够做到，真让人欢欣鼓舞。前几天，我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大抱书回来。
　　现在又发现自己能够一心二用，同时做好两件事，从前绝不敢想像自己还有这个本事。我忍不住从书桌前站起来，放声大叫，好像我心爱的棒球队刚刚出人意料地打出一个本垒打。就是这个感觉。
　　神经病科主任医师谢伊把我的病历接过去了，估计他想抢头功。我几乎不认识他，可他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他多年的病人似的。
　　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只见他十指交叉，手肘支在桌上，问我：“你对你的智力增强有什么感受？”
　　真是个蠢问题。“我觉得很高兴。”
　　“很好。”谢伊医生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荷尔蒙K治疗的任何负面后果。那次事故造成的大脑受伤，你没有要求我们作进一步治疗。”我点了点头。“不过，我们正在进行一项研究，目的是多方面了解荷尔蒙对智力的影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你再注射一针荷尔蒙，然后监测效果。”
　　这番话突然引起我的注意；终于有值得一听的东西了。“我愿意。”
　　“请你明白，这纯粹是出于研究目的，不是治疗。你可能会从中得益，提高智力。不过，从健康角度讲，你已经不需要再次注射了。”
　　“我明白。我想我得签一份协议书吧。”
　　“是的。参加这项研究，你可以得到一些酬劳。”他说了一个数字，但我几乎根本没在意。
　　“这样很好。”我不禁想像起注射之后的情景来，对我意味着什么。一股兴奋的寒颤掠过我的全身。
　　“我们还要求你签一份保密协定。当然，这种药的药效非常令人振奋，但在研制成熟之前我们不想过早对外公布。”
　　“那当然，谢伊医生。以前有人打过这种针剂吗？超出治疗目的？”
　　“当然有啰，你不会是实验品。我向你保证，这种药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害作用。”
　　“那么，从那些试验者的结果看，这种药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什么药效？”
　　“我们最好别给你暗示，否则的话，你就会想像自己正在体验我所提到的症状。”
　　大夫什么都知道。谢伊医生玩起这一套来得心应手。我继续追问：“至少，你该给我讲一讲他们的智力增加了多少？”
　　“因人而异。你不能用别人的体验来套自己。”
　　我掩饰住失望。“好吧，医生。”
　　关于荷尔蒙K的情况，即使谢伊医生不想告诉我，我自己也能发现。我用家里的计算机终端登录信息网络，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公共数据库，仔细阅读他们目前收到的新药实验申报资料，得知申请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对人体进行实验。
　　研制荷尔蒙K的申请是由索瑞森制药公司提出的，这家公司正在研究可以促使中央神经系统细胞再生的合成荷尔蒙。我浏览了对失氧状态下的狗、狒狒进行的药物实验：所有动物都彻底痊愈了。这种药毒性很低，通过长期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大脑皮层取样的结果令人振奋。大脑受伤的动物长出了新的神经细胞，而且更新后的细胞具有更多树突，然而健康动物服药后大脑却没有变化。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荷尔蒙K仅仅替换受伤的神经细胞，并不替换健康的神经细胞。对于大脑受伤的动物，新生的树突似乎并没有危害：经正电子射线层析照相扫描，大脑的新陈代谢没有显示出变化，动物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同样没有变化。
　　索瑞森公司的研究人员在人体实验申请资料中提出的方案是，先对健康人试验荷尔蒙K，然后将试验范围扩展到几种病人：中风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以及我这种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我无法进入病历档案查阅试验进展报告——试验对象是匿名病人，只有参加试验的医生才有权查阅病历档案。
　　对动物的研究井没有解开人类智力提高之谜。有理由假定：智力提高的程度与荷尔蒙催生的神经细胞的数量成正比，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大脑最初受伤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深度休克的病人智力提高反而会最大。当然，要证实这个理论，还需要了解其他病人的进展情况，这需要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智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不会趋于稳定？多注射荷尔蒙会不会进一步提高智力？我要赶在医生之前知道这个答案。
　　我并不紧张：事实上我感觉非常松弛。我只是俯卧着，舒缓地呼吸。背部麻木，他们给我实施了局部麻醉，然后往我的脊髓里打了一针荷尔蒙K。这种药不能静脉注射，因为荷尔蒙无法通过血液—大脑保护屏。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针，当然，人家告诉我，此前我打过两针：打第一针时仍然昏迷不醒，打第二针时虽然苏醒过来了，却没有认知能力。
　　又做噩梦。这些梦其实也不全都惊心动魄，却奇特无比、不可思议，很多情况下梦中的内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常常惊叫着醒来，躺在床上胡乱挥舞手臂。但这次，我知道噩梦会过去的。
　　目前，医院里有好几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我。目睹他们如何分析我的智力十分有趣。一位医生观察我的技能的各个发展阶段，学习、记忆、应用与扩展。另一位医生则从数学和逻辑推理的角度观测我，如语言交流能力和空间想像力。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当年我就发现，这些专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每人都对证据削足适履。现在我对他们比从前更不信服了，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东西。他们分门别类的观测对分析我的能力无济于事，因为——用不着否认——我样样都极其出色。
　　我可以学习一种全新的方程式、外语语法或者引擎的操作原理。无论学习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论学习什么，我都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然后机械地应用。我总能一眼看出那些系统如何作为整体、作为实体来运转的。当然，我也不忽视任何细节与具体的步骤，不过我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几乎凭直觉就能把握它们。
　　渗透计算机的安全措施实在枯燥乏味；我看得出这种事对某些人是一种诱惑，对这种人来说，只要稍稍撩拨一下他们的机灵劲儿，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不过说实在的，黑客破解在智力方面没有一点美感。一幢锁着门的房子，你一扇扇拽门，找一扇锁没安好的——有用，却谈不上什么趣味。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甩手不管了。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她的一份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又试了试登录，这次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有些病人患的则是昏迷症。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显示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动物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多注射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其实情况正相反，恰恰是医生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不了。他们断定药物虽然提高了我的智商，却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但是，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反映了这种巨变的一个影子。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的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先前我错过了，我明白这些信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是实验室的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每当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的模式。还有别的模式等待着我去发现，更大、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的行为不像别的医生。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读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叙，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读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以前我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况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定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异常。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况接着一个情况。我读第四个情况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况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能力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以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另一个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两天后，谢伊打电话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撤谎；这种事情决不会在电话上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长得太快，而且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护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计算机，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卖掉我的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换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他还会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待在医院里等待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的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马上会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读下去。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的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可能你决心让警方发出对我的通缉令，所以我自作主张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这是因为我在信中流露出傲慢的语气，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于是他们就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的确切的车牌号。这就会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激活的当前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K。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查明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候，他们清除病毒时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我进入了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K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讯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K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暂停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K。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座摩天大厦转角处。我身上的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只带键盘的小小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行人一半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远的地方驶来一辆新型的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那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押送车不久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口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该文件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关感可言，但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我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发现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K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所有相关文件全部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K和随身物品，驱车前往纽约。
　　真奇怪，对我来说最快捷的弄钱方式居然是赌博。彩票赌马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愿惹人注目，只弄了一小笔钱，再投资到股市来维持生活。
　　我住在一套公寓的一间客房里。这是我在纽约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公寓，配有数据网接口。我使用几个化名投资，定期改变化名。我要在华尔街花一段时间，通过观察经纪人的身体语言来认准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机会。每周我顶多去股市一次，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向我招手。
　　随着我的智商发展，我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在增强。有人以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智慧虽然发展了，却付出了身体能力下降的代价。这是一个误解，其实调动人的身体是一种神经活动。虽然我的体力没有增加，但身体的协调能力却超过了常人；甚至我的左右手都变得同样灵活。此外，由于我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我能有效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循环功能，经过一番小小的练习，就能提高或者降低我的心跳和血压了。
　　我编了一个程序来匹配我的头像，同时，只要我的名字出现，这个程序就能够捕获；然后我将程序并入一个病毒，扫描数据网上所有的公共显示文件。中央情报局会让全国数据网在新闻简报中展示我的照片，宣布我为危险的在逃精神病人，再不然就是杀人犯。病毒将会用空白形象取代我的照片。我将一个类似的病毒输入药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搜寻下载到各地方警察局计算机上的我的照片。他们的程序员就是绞尽脑汁，也对这些病毒无可奈何。
　　不用说，谢伊和别的医生正在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学家们一道磋商，揣测我的行踪。我父母双亡，因此中央情报局会把注意力转向我的朋友们，询问我是否同他们接触过；特工们还会对他们严密监视，以防我和他们接触。特工们会说，实在抱歉，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但事情实在紧急。
　　中央情报局不大可能对任何特工使用荷尔蒙K，以找出我的下落。具有超级智商的人太难控制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要密切注视其他病人，说不定政府会决定雇用他们。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穿众生百相。漫步街头，我观察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虽然他们一言未发，但其心思昭然若揭。一对年轻的恋人慢悠悠地走过，其中之一醉心于爱情，另一个却只是勉强容忍对方。一位商人的眼里露出一丝忧虑的目光，那目光伴随着他，表明他害怕上司，开始怀疑他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位妇女披了一件似乎华丽的披风，可是与真格的披风擦肩而过时，就露馅了。
　　通常，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年纪更长、更为成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我的眼里，世人就好像在游乐场游戏的孩童。我被他们的认真劲逗乐了，回想起当年我也如此，不免感到几分尴尬。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我已经无法忍受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成人了，告别了孩童世界。我也会应付芸芸众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
　　每周我都获得通常需要数年的教育，组合日益扩大的知识形态。我以比任何人都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知识丰富多彩的织锦：学者们从未意识到的锦绣中的空白，我可以填补，并在他们以为已经完整的地方增添新的内容。
　　自然科学的内在模式最为清晰。例如物理学，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基本因素的水平上，而是扩展它的范围和意义，那么它便具有一种美丽的统一性。诸如“光学”或者“热力学”之类的分门别类只不过是紧身衣，阻止物理学家看到无数学科间的纵横交错。即使抛开抽象的美感，单以应用而论，物理学上被忽视的领域多得无以胜数，比如人造球面对称重力场，工程师本该早就能够制造出来。
　　我虽然认识到这点，但自己却不会制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装置。这需要许多定制的零部件，制造起来既费力耗时。再说，实际制造这种装置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欣喜：我早已知道它定会运转，实际制造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能借此发现新的规律。
　　我在写一首长诗。完成一章后，我就能够选择一种手法将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各种风格结合起来。我使用六种现代语言、四种古代语言，这些语言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主要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提供异彩纷呈的诗情画意；数种不同的语言并列在一起饶有趣味。每一诗行都同时包括旧词新意，赋予旧词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性变化，从而凸显出新意。整首诗完成时，可以看作《芬尼根守灵夜》与庞德的《诗篇》的组合。
　　中央情报局打断了我的创作；他们正在给我设下圈套。捕风捉影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承认采用常规方法是找不到我的行踪的，于是便诉诸非常手段。新闻报道说一名疯子杀人犯的女友被指控帮助和纵容杀人犯潜逃。她名叫康妮·皮瑞特，在去年和该疯子有过一段交往。如果审判，她必然会被处以长期监禁。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是我不会对这种事听之任之，必定要策划营救，于是我便会暴露，束手就擒。
　　明天将举行康妮一案的预备听证会。他们会确保她获得保释，必要时通过一个保人，从而给我机会与她接触。然后，他们就会在她的住所周围布满便衣，守株待兔。
　　我开始在荧光屏上编辑第一个图像。这些数字照片远不能与全息图像相比，但能满足我的需要。照片是昨天拍摄的，显示康妮居住的公寓的外观、楼房正对着的大街、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移动鼠标，在图像上的某些地方画上几个小小的十字细线：楼房斜对面的一扇窗户，没有灯光，但窗帘却是敞开的；离楼房后面两个街区远处有一个自动售货机。
　　我一共标出六个位置。这些地点就是昨天晚上康妮回家时他们埋伏的地点。他们有我在医院期间拍摄的录像，知道如何在来往的男人或者模糊不清的行人中间寻找我：就是那个中等步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人。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需拉长步伐，头略微上下移动。减少手臂的动作，再加上一身奇装异服，便足以使我瞒过他们的眼睛穿过那个地区。
　　我在一张照片的底部输入特工们用以联络的无线电台频率以及一个分析他们使用的不规则加密算法的方程式。制作完成后，我将这些图像发送给中央情报局长，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弦外之音：除非他的便衣撤走，否则我就要他们的命。
　　要使中央情报局撤销对康妮的起诉，要一劳永逸地遏制他们对我的干扰，我还得做更多的工作。
　　我又识别出了一种模式，但这一次与理论无关，完全是平淡无奇的繁杂世事。数以千页的报告、备忘录、来往信件；每一页都是一幅点彩画中的一个彩色小点。我从这幅全景画前倒退一步，注视线条和边缘出现，产生图形。我浏览了数以兆计的信息，这些信息仅占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所有记载的极少部分，但也足够了。
　　我的发现平淡无奇，比侦探小说的情节简单多了。中央情报局长知道一伙恐怖分子阴谋炸毁华盛顿市的地铁系统，但为了获得国会授权采取极端手段打击那伙恐怖分子，他听任爆炸发生了。爆炸遇难者中有一位国会议员的儿子。于是国会授权中央情报局长放手对付恐怖分子。虽然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里没有直接陈述他的这些策划，但其含义清清楚楚。有关备忘录只是转弯抹角地提及，这些计划漂浮在无伤大雅的文件形成的海洋中间，如果某个调查委员会审读全部档案，证据一定会淹没在杂音里。然而，只要对那些暗藏玄机的备忘录作一番分析过滤，新闻界便一定会相信。
　　我列了一份备忘录的目录，寄给中央情报局长，并附上一张条子：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他会意识到他别无选择。
　　这个小小的插曲加深了我对世事的信念：如果我随时了解时事，任何地方策划的任何阴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不过，我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我要继续我的研究。
　　我对身体的控制力在继续发展。现在我可以在火炭上行走，或者将针刺进我的手臂，只要我愿意。然而，我对东方式面壁修炼的兴趣仅限于这种方法对肉体的控制方面。我可以达到冥想状态，但从中得到的愉悦远远不能同从原始信息中拼缀出本质规律相比。
　　我正在设计一种新的语言。我己经达到了常规语言的极限，受这些语言的限制，我已经无法再取得什么进展了。它们无法表达我需要表达的概念，即使表达普通事物时也捉襟见肘。它们连表达话语都难以胜任，更谈不上表达思想了。
　　现存的语言学理论没有用处；我重新评估了基本逻辑，以确定哪些语言元素适合我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一部分将兼容一切数学语言，这样一来，我所写的任何数学公式都具有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另外，数学仅仅是这种语言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非全部；不同于莱布尼兹，我认识到了数理逻辑的极限。这种语言的其他部分则将包容我用以表达美学和认知理论的符号。这是一项耗时的浩大工程，一旦完成，将大大澄清我的思维。等我将自己的全部知识用这种语言译解一过，我所寻求的种种模式就将清晰呈现。
　　我的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在研究出美学符号之前，我必须建立一套词汇，可以将我所能想像的一切情感完全表达出来。
　　我体会到许多超越常人的情感，我看出常人情感的范围是多么狭窄。我不否认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爱与烦恼是实实在在的，但现在我看清了它们的真实面目：和我目前体验到的一切相比，过去的情感就像小孩子的痴迷与压抑，最多只是一点点先兆而已。我现在的情感纷繁异呈，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所有情感都复杂了许多个数量级。如果我要完成那首长诗，就必须充分描写这些情感。
　　当然，与我能够体验的情感相比，我实际体验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我的情感发展受到周围人的智力以及我与他们稀疏交往的制约。我不时想起孔子的“仁”这个概念：“仁慈”这个词远不足以表达“仁”的内涵，“仁”浓缩了人性的精华，只有通过与人接触才能获得，孤独者是无缘问津的。而我，虽然与人同在，处处都与人同在，却没有与任何人往来。按照我的智商，我可以成为一个完人，可是目前我仅仅是完人的一小部分。
　　我不会以自怜自伤或者自大自傲来自欺欺人；我自始至终都能够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心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情感资源，缺乏哪些情感资源，重视哪一种情感，蔑视哪一种情感。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创造的新语言成形了。它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导向，能够完美地承载我的思想，但却不适合于书写或者口语，无法以线形排列的字词把这种语言写下来，它的形式是无所不包的表意符号，只能整体吸收。这种表意符号比图画更微妙，能够表达上千个词都无法表达的意思。每个表意符号包含的信息愈多，它自身就愈复杂精微。我在怡然自得地构思一个庞大无比的表意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描述整个宇宙。
　　用印刷文本作为这种语言的载体太蹩脚、太呆板了。惟一可行的载体是录像或者全息图，可以显示时光流逝的图像。由于人的喉咙的音域有限，因此这种语言无法言说。
　　我思绪万千，头脑里充满古代和现代语言中的咒骂语，它们带着粗鲁嘲弄我，使我想起我的理想语言也应该有恶毒的词汇，以表达我的挫折感。
　　我无力完成我的人工智能语言，工程太浩大了，我目前的资源无法胜任。一连数个星期潜心研究，却一无所获。我独立创作，不借助任何外力，从我已经定义的基本语言着手，改写成为新语言，使新的版本更加丰富。然而，每一个新版本总是突出其缺陷，迫使我扩展我的终极目标，却又使目标注定误入歧途，遥不可及。真还不如推倒一切，从零开始。
　　动用第四瓶荷尔蒙Ｋ？这个念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目前停滞状态中所经历的每一次挫折都提醒我，我是有可能达到更高境界的。
　　当然，这要冒很大风险。这一针可能导致我的大脑受伤，再不然就是精神错乱。也许这是魔鬼的诱惑，但毕竟是诱惑。而且，我找不出抗拒的理由。
　　最好在医院注射，再不然就在家里，找个人陪着，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可转念一想，注射的结果只有两种：或者成功，或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于是我放弃了这些安全措施。
　　我从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订购了设备，装配成独自一人进行脊椎注射的器械。针剂的效应可能几天后才会充分呈现，因此我不得不待在卧室里。可能发生剧烈反应，于是我将屋里所有易碎的东西都搬出去，用皮带把自己松松地系在床上。邻居听见任何声音都会误以为是瘾君子在嚎叫。
　　我给自己注射了一针，然后等待。
　　我的大脑在燃烧，脊椎火辣辣地穿过背部，觉得自己快要中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头脑一片混沌。
　　我产生了幻觉。种种说不出的恐怖包围着我，历历在目，清晰得不可思议，剧烈冲突。一定是幻象。不是肉体的暴力，而是头脑心理的分裂。
　　精神上的剧痛与极度亢奋。恐怖与歇斯底里的狂笑。
　　我的知觉恢复了片刻。我躺在地板上，双手紧紧地抓住头发，一绺绺连根拔起的头发撒在我身边。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舌头咬烂了，喉咙红肿：估计是尖叫的缘故。反复痉挛致使我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后脑青肿，可能发生了脑震荡，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持续了几小时还是几分钟？
　　接着，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头脑中的喧嚣咆哮又开始了。
　　药物突破临界量。
　　醍醐灌顶。
　　我认识自己的思维机制，我确切认识到自己了解事物的过程。这种认识经过反复验证。对自我的认识无比精微，不是一步步地，无休止地去了解，而是直接领悟极限。反观自身，清明朗照。在我这里，“自我意识”这个术语有了新的意义。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借助一种新的、比我所想像的更有表现力的语言，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我。上帝用一句话便从混沌中创造出秩序，我则用这种新语言使自己焕发为一个全新的人。这种语言能够自我描述，自我编辑，不仅能描叙各种层次的思想，还能描述并修正自己在各种层面上的运作过程。在这种语言中，修改一个陈述句，整个语法都会作出相应变化，如果哥德尔在世，他宁愿抛弃一切也要见识一下这种语言。
　　用这种语言，我可以看见自己的大脑是如何活动的。我不自夸能看见自己的神经细胞在燃烧，这种豪迈属于约翰·李利和他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致幻药实验。我能做到的是洞见规律。我看着思维结构如何形成，如何相互作用。我看着自己在思考，看着描叙自己思考的方程式，看着这些方程式如何描叙它们被我理解的整个过程。
　　我知道这些方程式如何构成我的思想。
　　都是什么样的思想啊。
　　最初，我被所有这些输入的信息震撼了，洞悉我的全部自我，我因此惊骇得麻木了。过了好几小时，我才能够控制自我描述的信息潮。我没有将信息过滤掉，也没有将其推进背景里。它与我的思维过程融为一体，运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以后我才能轻松自如地运用这种手段，犹如女舞蹈演员运用她的运动感觉一样。
　　从前我从理论上对我的意识所知道的一切，如今连细节都历历在目。性、侵略和自我保护的潜流，由我童年的环境生成，与理性发生冲突，有时候也乔装打扮成理性。我每一种情绪背后所有的原因、我每一个决定之下的动机，我无所不知。
　　我用这种知识能做什么呢？对于通常所谓的“人格”，我都能随心所欲；我的心理的更高级部分表明我现在是谁。我能够用我的大脑进入各种精神或者情感状态，同时对一切始终保持着清醒意识，能够随时恢复我的本来状态。既然我了解自己同时做两件事情时的运行机制，那么我就能将自己的意识划为几块，运用自己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专心致志处理两个以上彼此分离的问题，自动意识到问题的所有方面。还有什么能难倒我呢？
　　我知道我的身体脱胎换骨了，如同截肢者的残肢突然换上了钟表匠的巧手，控制随意肌易如反掌。我具有超人的协调能力。通常需要重复数千次才能获得的技巧，我重复两三次就学会了。我找到一盘钢琴家弹琴时手指运动的录像带，不久，眼前不需键盘也能模仿钢琴家的手指动作。通过有选择地将肌肉一张一弛，我的力量和灵活性提高了。无论是自觉的动作还是条件反射，我的肌肉反应时间都只有三十五微秒。因此，学习杂技也好，武术也好，几乎全都不需要什么训练。
　　我对肝脏功能、营养吸收、腺的分泌作用具有直观的认识，甚至能意识神经传递素在我的思维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状态所涉及的精神活动，其剧烈程度远远超过任何由肾上腺素驱动导致的紧张度，我的一部分大脑所处的状态，换了一个正常的大脑和肉体，数分钟内便能将它们置于死地。我重新调整安排了我的意识，能感受到意识的潮涨潮落，这些涨落触发我的情感反应，提高我的注意力，或者微妙地决定我的态度。
　　然后，我将视线投向身体之外的世界。
　　我周围满是令人目眩、欢快而又恐惧的对称。一切都与内在规律暗合，乃至于大千宇宙即将成为一幅丝丝入扣的图画。我正在接近终极规律：知识万象尽入其中，光芒万丈，是宇宙的洪钟大吕。
　　我追求光明，不是精神的光明，而是理性的光明。我必须更上一层楼，达到光明的彼岸。这一次目标不会从我的手指间滑走了。有了自己的思维语言，我与光明彼岸的距离可以精确地推算出来。我的终极目标已经遥遥在望。
　　现在，我必须计划下一步行动。首先，需要简单地加强自我保护能力，开始习武。我要观看一些武术比赛，研究可能使用的进攻手段，尽管我只采取防卫；我的动作神速，足以避开速度最快的进攻。这样，一旦遭到地痞流氓的攻击，我就能够保护自己，解除对方的武装。与此同时，虽然我的新陈代谢的效率已经大为增加，我还是必须多吃多喝，加强大脑的营养。我头部的血液循环速度比常人快得多，所以我还要剃光头发，让头部散热更快。
　　接下来，我将着眼于我的主要目标：破译世界的规律。要进一步提高我的思维能力，人工强化措施是惟一可行的手段。我需要把自己的大脑与电脑直接联接，下载思维。要实现这一步，我必须创造出一种新技术。任何数字式计算机都不足以满足我的要求，我在设想基于神经网络的纳米结构电脑。
　　一旦想出了基本思路，我的大脑就开始并行处理：大脑的一部分求出反映神经网络行为的数学模型；另一部分发展一种方法，借助具备自修复功能的生物陶瓷，在分子层次模拟神经路径的形成；第三部分则研究如何指导私营企业的研发工作，让它们有能力制造出我所需要的东西。时间不等人：我要做出理论与技术的重大突破，让我的新兴工业成长、迅跑。
　　我进入大千世界，重新观察社会百态。过去我的眼里是种种表达感情的语言、迹象，现在我看到的则是一个种种因素交叉关联的矩阵。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观念与观念之间，力的线条扭曲、延伸。其中的个人是可悲的，如同牵线木偶，一个个原本活跃的个体被他们视而不见的网络缠住。如果他们有这个愿望，本来是可以抗拒的，但是这样做的人却寥寥无几。
　　此时此刻，我坐在一家酒吧里。离我右边三只凳子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男人，他熟悉这种环境，只见他环顾四周，注意到角落一个黑暗小包间里有一对情人。于是，他露出微笑，示意侍者过来，然后俯身悄悄地对那对情人说三道四。我不必听也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向侍者撒谎，谎言脱口而出。这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撒谎者，他撒谎不是为了寻求更有刺激的生活，而是觉得欺骗他人很快乐。他知道侍者很淡漠，仅仅装着感兴趣——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侍者依然上当了——这也是真的。
　　我对人体语言愈来愈敏感，已经达到眼不看耳不听也能读出对方心思的高度：我能嗅到对方肌肤散发出来的信息素。我的肌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觉察到对方肌肉的紧张，也许是我感应到了他们周围电磁场的变化。这些手段还不能提供精确的信息，但我获得的印象为我进一步推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常人也许在潜意识状态下可以探测到这些从体内散发出来的信息素。我要进一步修炼，更加适应这些信息素，也许可以由此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散发出的信息素。
　　我开发出来的种种潜能不由得使我联想起小报广告所吹嘘的意识控制术。我能够控制自己体内信息素的散发，从而在他人身上引发准确的反应。通过控制信息素与肌肉张弛度，我可以使对方产生愤怒、恐惧、同情或者性亢奋等方面的反应。不用说，这足以使我交上朋友，左右他人。
　　我引发别人的反应后，还能使他自动强化这种反应。通过将特定的反应与满足感结合起来，我便可以创造出一种自激效应，如同生物信息反馈一样，使对方的身体自我强化其反应。我要将这个用在公司总裁们身上，促使他们支持开发我所需要的工业技术。
　　我再也无法正常做梦了。我缺乏任何可以叫做潜意识的东西，大脑的全部功能尽在我的控制之下，于是，梦成了过时货，不存在了。偶尔我对大脑的控制也会松懈，但这说不上是睡眠。也许可以称作超幻觉，简直是一种折磨。这些时候，我处于分离状态：知道我的大脑是如何产生幻觉的，却神志恍惚，不能做出反应，难以辨认我看见的一切，只是些怪异的，超限的自我观照、自我修正的意象，即使是我都觉得荒诞不经。
　　我的意识大耗大脑资源。头脑有限的容量和生理结构只能勉强支撑这种对自我无所不知的意识。不过，这种意识也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我让我的意识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不要超越这一范围。这很困难：我仿佛局处笼中，既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一旦要松弛或者伸直身体，接踵而来的便是剧痛、疯狂。
　　我处于幻觉之中，看见我的意识在想像它能够产生的种种结构，结构纷至沓来，又一一消散。我目睹自己的幻觉，我在幻想：一旦掌握终极规律，我的意识将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我会获得终极自我意识吗？我的意识形成终极形态所需的种种，我能够发现吗？我会洞悉人类的种族记忆吗？我会发现道德规范的内在本质吗？也许我可以确定意识是否能够从物质中自发产生，可以理解是什么东西将意识与宇宙的其他一切联系起来。也许我可以看见主体与客体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元经验。
　　或者，也许我会发现自己的意识无法形成终极形态，这项工作必需某种外力干预。也许我会看见灵魂——超越物质、形成意识的要素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吗？我会看见本体、存在的真正本质。
　　我将大彻大悟。一定是一种狂喜的体验……
　　我的意识收缩到正常状态。我必须牢牢地控制自我。我的意识处于能生成其他程序的程序母机的层面，一般情况下我能控制住自我，意识一旦游离，立即可以进行完美的自我修复，从酷似妄想症或者遗忘症的状态中恢复自我。然而，如果我在这个层面漂移得太远，意识就可能变成不稳定结构，我便会滑进深渊，比单纯的疯狂更加可怕。我必须对意识编制程序，约束它自动生成程序的范围。
　　这些幻觉使我创造人工大脑的决心更加坚定。只有拥有这种结构，我才能够真正把握我追求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梦想里。要获得大彻大悟，我的脑神经衍生物还需要大量增生，突破临界值。
　　我睁开眼睛。我合上眼睛已经有两小时二十八分十秒了，只是闭目养神，不是睡觉。我翻身起床。
　　我在计算机上调出我的股票交易情况。俯身向荧光屏瞧去，顿时浑身冰凉。
　　荧光屏向我吼叫，告诉我另一个人也且有超级意识。
　　我的五种股票显示亏损，虽然不是猛跌，但也够大了，我察觉到股票经纪人的身体语言都发生了变化。我的眼光扫过以字母顺序排列的一览表，发现股值下跌的公司的首写字母是：C，E，G，O和R。经过重新排列，就是GRECO。我的名字格雷科。
　　有人给我发送了一条信息。
　　那边有一个人和我一样，一定也是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注射了三针荷尔蒙K。他在我进入医管局数据库之前就将他的文件抹去，在他的医生的账户中输入假信息，从而混淆视听。他还偷走了另一瓶荷尔蒙K，促使医管局关闭有关荷尔蒙K的文件。在当局不知道他的行踪的情况下，他修炼到了我的水平。
　　他一定是通过我以假身份投资的模式识别出了我；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具备洞察入微的眼光。作为一个超人，他有能力精密地动动手脚，给我造成损失，从而引起我的注意。
　　我借各种数据咨询公司了解股市行情；我的各种股票全都没有问题，说明对手并不是简单地修改我的账户。他改变了五家互不相干的公司的股票交易模式，仅仅为了一个词。真是好身手。做到这一点真不简单。
　　估计他比我先开始接受治疗，这就意味着他走在我前面了。走得多远？我开始推测他的进展，一获得新的信息立即汇总。
　　关键在于，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善意地展示他的本领，还是表明他要毁掉我？我的股票损失不大不小——关心我？抑或是关心他做手脚的公司？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便做出不少小动作，虽说危害不大，我却不得不假定他怀有一定程度的敌意。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就危险了。对方可能采取的手段可以是恶作剧，也可以是致命的攻击。小心起见，我要立刻避开。不用说，如果他对我充满敌意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他发给我的信息意味着他希望我们俩玩一玩游戏。但我必须在同等条件下和他玩：隐蔽我的住处，确定他的身份，然后设法同他联系。
　　随机选择一座城市：孟菲斯。我关掉电脑，穿上衣服，收拾旅行包，将住所里准备的应付紧急情况的现钞全部带走。
　　我在孟菲斯一家旅馆住下，立即开始在屋里安装数据网络终端。首先，我通过几个假终端改变我的网络活动路径；如果警方追踪我，我的询问看上去来自犹他州的不同终端。军事情报部门也许能够查出这些询问来自休斯敦的一个终端，从那里继续追踪的话便有可能查到孟菲斯。不过万一真的查到那里，我在休斯敦的的预警程序就会通知我。
　　我那位孪生兄弟抹去了多少有关他身份的线索？联邦药物管理局数据库没有他的文件，我开始查询各城市信使公司服务点的文件，搜寻荷尔蒙K研究期间药管局与医院之间的包裹传递情况。然后，检查当时医院保存的脑损伤病历，理出了线索。
　　他名叫雷诺兹。最初来自凤凰城，早期发展与我差不多同步。他注射第三针是在六个月零四天前，领先我十五天。他并没有抹掉任何明显的档案，着样子是等着我去找他。估计他成为超人已经有十二天了，比我早一半时间。
　　我现在可以看见他的手在股市搅动，但要找到他的下落却异常艰难。我检查了整个数据网的用户注册表，以查明他渗透的账户。我在终端上同时开通十二条线，使用两个单手键盘和一个语音话筒，同时进行三处查询。我的身体大部分静止不动，为了防止疲劳，我保证血液循环适度，肌肉适当收缩，排除乳酸。我吸收所有看到的信息，透过音符研究下面的旋律，搜寻网上每一次轻微震颤的源头。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们俩都在浏览数以千兆字节的数据，与对方周旋。
　　他在费城，等着我。
　　我乘一辆溅满稀泥的出租车前往雷诺兹的公寓。
　　根据几个月来雷诺兹所查询的数据库和各种机构判断，他个人的研究涉及以生物工程微生物处理有毒废物、实用核聚变的惰性控制以及对社会各阶层潜意识地传播信息。他计划拯救世界，保护世界免遭自我毁灭。另外，他对我的印象不好。
　　我对外部世界的事物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来帮助芸芸众生。我们俩都无法改变对方。我认为外部世界跟我的终极目标关系不大，他则不能容忍一个具有超常智慧的人单纯做个自了汉，置苍生于不顾。我的人脑—电脑联接计划将会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反响，引发政府、公众的反应，进而干扰他的计划。正如格言所云，我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自己反倒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仅仅是超人社会的成员，我俩互相交往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幸的是，我们俩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主宰万物的角色。常人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但我们两人，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无法忽略对方。必须拿出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俩已经避免了好几次交锋。我们可以采用上千种方法置对方于死地，从在门把手上涂抹含有神经毒素的二甲亚砜到借用军方的攻击卫星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我们俩都拥有无数手段，可以扫平对方身体所处的空间和他的数据网络，也可以事先设下圈套，静候攻来的对手上钩。然而，我们俩都按兵不动，觉得有必要先等等再说。转念一想，我们俩都放弃了千百万种攻击手段。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事先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中哪些才会最终决定胜负却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出租车停下，我付了车钱，然后步行到公寓大楼。大门的电子锁为我开着。我脱下大衣，爬上四楼。
　　雷诺兹的房门也开着。我穿过门廊，走进客厅。一只数字音响合成器以超波频率播放着复调音乐。这显然是他的杰作。声波经过调制，常人的耳朵无法听见，连我也听不出其中的模式。也许是他的高信息密度音乐实验。
　　屋里有一把大转椅，椅背朝着我。看不见雷诺兹，他将身体信息素的传递控制在惰怠状态。我发出信息，表示我到了，认出了他的身份。
　　雷诺兹。
　　他也传出信息，表示收到。格雷科。
　　转椅轻轻地、缓缓地转过来。他对我微微一笑，关掉他身边的音响合成器。答话。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用常人的身体语言交流：这是普通对话的精简。身体发出一条信息只需要十分之一秒。我传达遗憾之情。真不幸，一定要成为敌人。
　　带着伤感同意，作出假想。是呀。想一想如果我们珠联璧合，可以怎样改造世界。两个超人。如此良机却错过了。
　　真的，假如我们俩合作，一定会创建单独行事无法比拟的伟业。我们两人无论以什么形式合作都会结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硕果。他的谈话速度和我一样快，他能够提出令我耳目一新的主意，他和我一样能够认知万物的本质，与这样的人讨论问题是多么惬意。他也怀着同样的渴望。一想到我们俩有一个不会活着离开这间屋子，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他提议。想交流六个月来咱们学到的东西吗？
　　他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
　　身体语言缺乏专门术语，于是我们出声交谈。雷诺兹说得又轻又快，只说了五个词。短短五个词意味深长，超过任何一段诗节：每一个词都提供一个逻辑立足点，弄清楚前面的词所隐含的全部意义后我便能登上这个立足点。这五个词加在一块，简明扼要地概括出社会学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新观点；他用身体语言表示这个观点是他最初获得的成果之一。他所认识的我也领悟到了，但组织形式却不一样。我立刻发出七个词回应，其中四个词概括了我们之间的观点区别，另外三个词推导出以上区别所阐明的一个隐含结论。他也做出回应。
　　我们继续谈下去。我们如同两位吟唱诗人，互相提示对方即兴吟唱另一诗节，共同谱写一首知识的史诗。片刻之后，我们加快交谈速度，同时开口，又能听出对方话中每一个细微之处。渐渐地我们开始吸收、下结论、应和，连续不断、同步并举。
　　时间一分分过去。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许多，他也从我这里学会了许多。突然沐浴在思想的光辉里令人多么心旷神怡，这些思想的含义本来会耗费我数天的时间去琢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汲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我推测出他所掌握、却没有说出的知识的范围，与我自己的领域相比较，揣测他做出的类似推测。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意识到，这一切必然会结束的。交流的结果，我们世界观的差异显现无遗。
　　雷诺兹没有看到我所见到的美。他站在顿悟所展示的美景面前，却视而不见。激发他灵感的惟一的本体规律恰恰又是我所忽视的，即地球社会的规律、地球生物圈的规律。我热爱美，他热爱人类。彼此都觉得对方忽视了大好机会。
　　他有一个计划没有提到，那就是为了世界的繁荣，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网络。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准备雇用不少人，其中一些人他要赋予简单的增强型智力，另一些人则要赋予高级自我意识。其中的少数人会对他构成威胁。何苦为了凡人冒险？
　　你获得了大彻大悟，对常人淡漠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你的王国与他们的世界互不相干。但只要你我仍然能够理解他们的疾苦，那就不可能超脱。
　　我可以准确地测出我们各自道德立场之间的距离，它们互不兼容、各走各路，我能看出其中的对立。他的动机不仅仅是出于同情心和利他主义，他的动机大得多，将同情心和利他主义包容其中。另一方面，我却只潜心于认识尽善尽美的境界。从大彻大悟中显现出来的美呢？难道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要达到大彻大悟的意识需要什么样的结构，这你是知道的。时间不等人，我不想把时间花在等待建立必要的产业上。
　　他视智慧为手段，我却视智慧为终极目标。再高超的智慧对他都没有多大用处。他目前的水平不仅能够找到解决人类经验王国中任何问题的最佳途径，还能解决许多超越人类经验的问题。他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来实施他的方案。
　　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经过双方同意，我们开始了。
　　对我们来说，突然袭击毫无意义。当然，事先声明也不是出于骑士风度——即使知道动手时间，我们也不可能比不知道时更加警觉。不过是把不可避免的事具体化而已。
　　通过交流，我们对对方都作出了推论，但这些推论中仍然存在缺失，存在空白。我们不知道对方在内在心理方面有什么发现，取得了什么进展。在这个方面，我们从未流露出一丝迹象，整个世界对我们这方面的发现毫无线索。
　　我开始了。
　　我集中意念在他的身上激发两种自激效应。一条十分简单：急剧增高血压。如果不加以遏止，而是听任这种自激循环增强继续一秒钟以上，它就会将血压增高到中风的程度——也许高压４００，低压３００——他的大脑毛细血管就会破裂。
　　雷诺兹立即觉察到了。从我们的交谈中看来，显然他从来没有调查过在别人身上产生生物信息正负反馈循环自激的情况。尽管如此，他却立即明白了。他当即减慢心跳速度，扩张全身的血管。
　　可是，另一条更精妙的自激线路才是我的秘密武器。这个撒手锏我自从开始搜寻雷诺兹以来就一直在研制。这一招会导致他的神经细胞急剧产生过量的神经传递阻挠素，阻止神经冲动穿过突轴，进而关闭大脑活动。这条自激线路上我施加的强度远远高于前一条线路。
　　雷诺兹抵御我的佯攻时，觉得注意力稍稍有点不集中，好像血压增高一样。转瞬间，他的身体开始放大对自身的效应。他惊骇地感到他的思维在逐渐模糊。于是，他搜寻起因，很快就会查明我的战术，但却没有仔细审视的时间。
　　一旦他的大脑功能降低到常人的水平，我就能够轻易地操纵他的思维。采用催眠术，可使他那超级意识所拥有的信息大部分都倒流出来。
　　我观察他的身体语言，注意到身体语言暴露出他的智力在减弱。减弱的迹象清晰可辨，决不会错。
　　就在这时候，倒退停止了。
　　雷诺兹稳住了。我惊呆了。他居然能够打破自激效应。他遏止住了我最厉害的进攻手段。
　　接着，他开始修复所遭受的创伤。尽管他的能力已经减弱，但还是能够恢复神经传递素的平衡。短短几秒钟，他完全恢复了。
　　他也同样看透了我。在我们交淡期间，他就推测出我研究过正负反馈循环自激效应。趁着交流的机会，他瞒过我的耳目，找到了基本的预防措施。在我实施攻击时，他观察其具体细节，分析出化险为夷之道。真是火眼金睛，行动神速，神不知鬼不觉，令我惊叹不已。
　　他承认我的功夫。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技术，让你这样全神关注自身的人用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没有看出预兆，它就——突然，他发出一种不同的身体信号，我立刻辨认出来了。三天前，我在一家杂货店，他尾随在我的身后，当时他使用的就是这个身体信号。杂货店的走道挤满了人，我身旁有一位老年妇女，气喘吁吁地跟在她买的空气过滤器后面，还有一位吸毒的瘦削的年轻人，穿了一件饰以不断变幻的迷幻图案的幻彩衫。雷诺兹溜到我身后，有意将自己的意识转到黄色书摊上面。他虽然没有获得我的自激武器的信息，但确实对我的意识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我预感到一种可能性。于是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意识，在其要素中植入随机数，组合后的意识将不可预见。我现在的意识方式与往常大相径庭，雷诺兹怎么也不会猜中，他的心理武器于是丧失了用武之地。
　　我微微一笑。
　　他报以微笑。你考虑过——突然打住。他会说出来，我却无法预见他要说出什么。接着，来了，轻得像耳语：“自我毁灭指令吗？格雷科？”
　　话一出口，我对他的推想中存在的一处空白迅速填充，满溢出来。这处空白一填充，他在我头脑中的形象立即大不一样，他指的是语辞：一句话，一旦出口，便会摧毁听话人的意识。雷诺兹表示，那个传说千真万确。也就是说，每一个大脑都有一个内置的触发器，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句子，可以将他化为一个白痴、一个疯子、一个紧张症患者。而且，他声称知道毁灭我的那一句话。
　　我立刻转移全部用于输入的感官，将它们指向一块抗干扰的短期缓冲记忆。接着，我编制出一个自我意识的模拟器，用来接受输入，慢速吸收。我的意识则作为高端编程者，间接检测模拟器。只有确认了传感信息是安全的，我才会实际接收。如果模拟器遭到毁灭，我的意识就应该被隔绝起来，我会顺着原来的路径，一步一步折回毁灭点，获取信息，重新编制我的意识。
　　雷诺兹说出我的名字时，我已经一切就绪；下一句话可能是毁灭指令。此刻，我以一百二十毫秒的时间滞后接收我的传感输入。我再次审视我对人类意识的分析结果，以检验他的论断是否真实。
　　与此同时，我平静、淡漠地发出信息。有什么高招就使出来吧。
　　别着急，还没到舌头上呢。
　　我搜寻到了某个东西。我不禁咒骂自己：人类意识中有一道十分隐秘的暗门，可我的意识没有调校好，无法辨识。我的武器产生于对自身的观照，而他的武器却只有操纵他人者才能创造出来。
　　雷诺兹知道我已经建立起防御系统；他的触发装置指令是专门用来挫败我的防御系统吗？我继续探测触发指令的性质。
　　还等什么？他胸有成竹，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防御系统。
　　猜一猜吧。他太自鸣得意了。他真的能够这样轻易摆弄我吗？
　　现在，我能够从理论上描述触发装置对常人的影响了。仅仅一个指令就能将任何普通人脑沦为一片空白，但要抹去超级意识，却需要巧计智取。抹去意识的指令有明显先兆，我的模拟装置会对我发出警报。可是，这些先兆我虽然可以计算出来，毁灭指令本身，按其定义，应该是某种我的想像范围的句子；我的超级意识在诊断模拟器的状态时会崩溃吗？
　　你对常人使用过毁灭指令？我开始测算需要什么东西才能产生出一个特定的毁灭指令？
　　用过一次，是对一个毒贩子做实验。随后，我一拳打在毒贩子的太阳穴上，把证据隐藏起来了。
　　我豁然开朗。原来创造指令是一项浩繁的工作。创造触发令，需要对我的意识了如指掌。我推测他对我究竟知道多少。就我能够重编程序来看，他了解得还不够，不过他或许另有观察技术，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我深深地意识到，由干他对外界进行了研究，所以对我占有优势。
　　这种事你肯定得练习很多次。
　　雷诺兹的内疚显而易见。要实施他的计划，不死更多的人是不可能的。有普通人，还有几个他的超人助手，这些人一心希望达到更高境界，受这个欲望的诱惑，他们会干扰他的计划。发出指令后，他可能会重新给他们——或者给我——编程，使我们沦为他的仆人，心无旁鹜，自我超级编程能力受到制约。死人是实施他的计划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我没有自称圣人。
　　仅仅是拯救者。
　　芸芸众生也许会将他看作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误以为他也是一个常人。庸人缺乏明智的判断，他们怎么也看不出他能胜任拯救世界的伟业。他对常人的判断具有远见卓识，而常人却无法将贪婪与野心等观念套用于超人身上。
　　雷诺兹以一种戏剧化的姿势举起手来，食指前伸，似乎要强调一个论点。我的信息不够，看不出他的毁灭指令，所以暂时只能招架。如果我抵挡住了他的进攻，就有时间发动反击。
　　他竖起食指。他说道：“领悟。”
　　起初我没有领悟。接着，恐怖的一刻——我领悟了。
　　他设计的指令不是为了宣之于口，甚至根本不是传感触发器。它是一个记忆触发器：该指令产生于一连串的知觉，这些知觉单个是无害的，但他却将它们成批植入我的大脑，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由这些记忆结果所形成的神经结构此时消解收缩，成为一个模式，形成一种心理形态，这个形态注定了我的死亡。我其实等于自己吐出了那一句言辞。
　　我的大脑立刻高速运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毁灭意识。我竭力止住联想，可是抑制不了这些记忆。我的意识导致联想过程，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冷酷无情、不可遏止。我仿佛从高峰坠落，不得不目睹这个过程。
　　时间一毫秒一毫秒地过去了。我的死亡历历在目。
　　是雷诺兹经过杂货店的图像。还有那年轻人身上穿的幻彩衫。幻彩衫上是雷诺兹编制的图像，在我的大脑中植入一个暗示，其结果就是，尽管我转移了自己的输入感官，但心理仍然处于接受状态。即使作出转移这个行为的同一时间，我的意识仍然是敞开的。
　　没有时间了。只有以飞快的速度重新以随机模式编织意识。这是绝望的挣扎，也许是走向自我毁灭。
　　刚刚踏进雷诺兹的屋子时，我听到经过调制的奇特声音。我吸收了这个关键的暗示——在做出防御姿态之前。
　　我的意识分裂了，但结论却愈来愈凸出，愈来愈清晰。
　　是我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个模拟器。为了设计这一防御手段，我的感知力作出了改变，调整到最易受他那个触发令影响的状态。
　　我承认他比我更富有创造力。这是他的事业的吉兆。对于拯救者来说，实用主义远比唯美主义实用。
　　我不知道，拯救了世界以后他想做什么？
　　我领悟了那个词及其发挥威力的方式。接着，我死了。

杨德昌素以冷酷著称，这在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就领教过了，至今还把它看作华人电影的顶峰之作。其凶悍可以用乔纳兄的一句话来说：“四个小时的积蓄，一刀刺出，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恐怖分子》不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样的史诗式的巨作，时代背景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有人从中看到台湾的变迁。

　　大多是些琐碎的小事。医生李立中有个作家妻子周郁芳（电影里出现她的书封面：《周郁芳自选集》，那个封面还不错——职业习惯，呵呵）。提到女作家我们便会想到卫慧棉棉木子美，当然这样不是太好，高手还是有的，比如虹影，我就佩服得很。周郁芳显然不具备虹影那样的虚构能力，因此感觉30多年的生活，一下子就写光了——我能理解这种苦闷，所以干脆不写。

　　然后就出了点小事情，问题少女淑安刚刚从一次搜捕行动里逃脱，躲在家里，穷极无聊，乱打骚扰电话。打到李立中家时，周郁芳接的电话，她便顺手扮了一把李立中的情妇。上面说到周作家正郁闷着呢，正好碰到了旧情人，就搬出去了。还从骚扰电话中得到灵感，写了一篇不错的小说，得了奖，成了名。李立中医生本以为已是囊中之物的组长一职也花落另家，老婆又跑了，劝都劝不回来，还说你不懂，最后只好改行当了恐怖分子，枪杀了上司、情敌一干人等。OK，剧情介绍结束（写影评最烦做这件事）。

　　有人从该片看到了台湾的变迁，有人谈软弱，还有人谈电影技术，这里我想说，其实都很无聊，不，对不起，我是说这部电影谈的是无聊。里面有段周郁芳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就在她搬家之前给李立中说的，因为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李感到很委屈。

　　她说：“我很讨厌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辈子就那么过。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想那些诗情画意的句子，因为它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痛苦。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当初结婚，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跟你讲这些，你会懂吗？你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我关在小房间里，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这些你明白吗？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为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叔本华的那段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徘徊。看看，周郁芳就是这么一个样板，我们很容易从她那段话中推出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这次和以前不是一样？而且，周搬家之后的新选择是重新上班，又回到了从前。更加荒诞的是，紧接着她的小说得奖了，她重新开始写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在忙得团团转。她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吗？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李医生，他不选择，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老老实实得过日子。我一点都不想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分个高下，虽然也许有很多人藐视李的选择。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他还是没能守住或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落得一无所有。

　　杨德昌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他展现的是一条绝路。其实要问的是：在一个无聊而又庸俗的社会，怎样生活？电影里有个旁观者的角色：酷爱摄影的小强，只有他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看到周郁芳获奖的报道后，他叫了起来：“好恐怖啊”——这是整部电影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恐怖”二字。

　　好恐怖啊，这就是现实，我早就知道了。就好像韦伯在《学术与政治》的结尾说的那样：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倒，谁能面对这个局面仍然能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政治如此，其他亦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此而已。

　　一个寂静的清晨，李的上司走在上班的路上，靠近车门，枪响了——枪声很突兀，很闷，传得很远。这时候，我正在用一个不趁手的充电器砸核桃，没有一丝颤抖，稳稳地砸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