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胡同》渐入佳境，第15集之后，绝对能算“宝藏剧”。

《胡同》呈现了生活在胡同中的祖孙三代女性的人生，分别从三个时间点切入：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当下。

祖孙三代都是热心人：祖辈田枣是“孩子王”，江湖气重，但敢爱敢恨；第二代孙晓敏两次高考失败，挤不进文化圈，却赶上市场经济大潮，天生的领导力得以充分绽放，但她的志向不在个人成功；第三代林悦伶牙俐齿、办事周到，但与传统的胡同文化之间已有裂痕（尚在播出中，林悦的角色走向还不完全清晰）。

三代女性都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勾勒出从街道大妈，到干练的管理人，再到现代社区服务者的变迁。其中饱含的“京腔京韵”，让人沉醉。

为什么要从第15集看？

三个时间段中，第15集开始的第二个时间段最对我的胃口：

其一，从7岁起，我在厂桥街道（2004年后并入什刹海街道）生活了25年，《胡同》的主要背景就发生在柳荫街社区附近，那里每条胡同我都熟。

其二，剧中改变林卫东、孙晓敏、豁子们命运的个体服装市场（在西单商场东），我上高中时常路过，更是见证了新荷花市场从兴建到取消的全过程。那时的混乱、迷茫、纷扰，汇成了一种激情：“人可以靠双手改变命运，只要奋斗，就能成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其三，当时胡同中，确有很多孙晓敏式的女孩，美丽，大方，得体，从小被同龄人众星捧月，随着胡同文化式微，这样光彩照人的女孩已不多见。

我见证过《胡同》中的许多细节：百姓深夜排队买世界文学名著（当时应是网格本，刘硕良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还没出版），社会青年碴琴、打架，大量返城青年找不到工作，地铁站口林立的烟摊，一夜间遍地发廊……包括用升喝啤酒，也让我感到亲切（当时很流行，后来少见了）。

在第二时间段中，林卫东兄弟与孙晓敏的感情是主线，林家哥哥是文化人，但生分、自私、不地道，打心眼里看不起胡同人，林卫东文化低、爱犯混，但重情重义。孙晓敏想上进，感情天平一度倾向哥哥，但命中注定，他和林卫东才是一路人。

今天看，改革开放犹如传奇，但亲历者知道，那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艰难的路，《胡同》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它告诉今天的青年人：从他们一出生，生活条件就已经很好了，而无需“天天盼着过年”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父辈，也很难深入理解改革开放。

前14集的味道，看过15集以后的部分才知道

那么，15集前的内容是不是该删去呢？当然不是。

前14集与后面存在有机联系，只是不易被接受：一是青年田枣式的粗豪人格，在当下较罕见；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抓特务”关乎普通人的生活，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三是社会组织方式变了，个人渐从集体中剥离。

对田枣那一代北京人来说，集体生活非常重要，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开会、集体学习、组织活动，生活紧张而充实。他们本是旧社会的边缘人，蜗居在胡同中抱团取暖。比如索爷这样的破落户，一身毛病，内心又保存着人性的温暖，如果不是邻居们搭把手，他早就饿死在街头。再如僮老板，清高、傲慢，但已无缘社会，只能坐吃山空。

上世纪50年代，这些沉默的人们被发动了起来，给他们以当家做主的感受，那种自豪感是难以描画的——所以他们信服田枣。

毕竟，大多数老北京人生活在大杂院中，进了门，彼此就是家人，必须互相照顾，现代人觉得，老一辈“热情过度”“不重视隐私”，可对老一辈来说，现代人的拘谨、强调个人才是虚伪、装蒜和不仗义。现代人从小生活在一个个单元中，甚至已不习惯在同性面前洗澡等，而胡同人从小在公共浴池一泡就是半天，双方遇到同一问题时，第一感完全不同。

正因前14集铺垫出老一辈的特质，才能理解，孙晓敏为什么选择了林卫东，而不是他的哥哥；为什么林卫东有那么多机会，偏对孙晓敏不离不弃；为什么豁子一边犯混，一边却对朋友两肋插刀，对女友百般呵护……这中间，包含着内在的合理性，去了哪一边，他就不再是真正的北京人。

不纠结于具体演员的表演，沿着“什么是北京人”的线索看，《胡同》完整且有趣，但它需要一点耐心——这是一部风俗版的北京市，应慢慢品味。

怎样演好北京人

写北京人，该怎么写出北京味呢？至少三点，《胡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北京人是“顶着说话”。

北京话有味道，不只是用词独特，而是“顶着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双方在话锋中试探并妥协。比如孙铁教孔三撂跤，田枣看不惯孙铁卖弄，便有了下面的对话（大意）：

田枣：你那一脚也踢得太高了呀，差点踢人家肚子上。

孙铁：不是，那是他肚子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孔三：两口子打架，别伤街坊，谁肚子大？干脆，你们也别耍嘴了，你们俩来来吧，我也瞅瞅……过过眼瘾。

孙铁：你过眼瘾，找你媳妇摔去啊？

孔三：我媳妇玩文的，再说她也不是我的个儿啊。

面对孙铁硬怼，孔三从容退让，既找回了面子，又侧面鼓动田枣和孙铁动手，这种“既把别人逗了，又不失面子”的技巧，与油嘴滑舌迥异。胡同生活逼仄，滑稽是为了留有余地，万一对方翻脸，可以说是“开玩笑”。北京话不只“损人”，也“自损”，通过“顶着说”，完成彼此试探。这样的桥段，《胡同》中比比皆是。

其二，主动融入小共同体。

小共同体有排他性的一面，但也有温暖的一面。妓女春喜被解放后，索爷和她的爱情终于有了指望，可家徒四壁，怎么将春喜娶进门？邻居都伸手帮忙，连家具店老板都说：我们家和索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他要，我一分钱不收。

这不代表人们真的不在乎钱了，但只要融入邻里小共同体，一切便可忽略。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社会扮演，通过婚姻、公共劳动、日常接触等，达成彼此信任。这是上千年农耕文明积淀而成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悖于现代性，但由此形成的情感模式、认知方式，注定会长期存留。

在《胡同》中，刚子和春华的成功，小煤核儿被师傅僮老板原谅……都体现了这一文化过程。

其三，“仁义”是老北京人的“魂”。

《胡同》中呈现的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难免丧失方向感，但胡同文化的修炼，让他们习惯了集体生活，习惯了以“仁义”为压舱石。

随着社会进步，林卫东、豁子等昔日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渐被淘汰，该如何安顿心灵？如何重建人生意义？成了大关节。林卫东兄弟的选择迥异：哥哥将家人送到海外，自己则在国内横跨几道，靠关系闷声发财；林卫东却怎么也看不上哥哥这种“成功人士”，他离不开自己生命的根，那是他的骄傲、自尊的基础。

孙晓敏曾是个体户们的“一姐”，可她决定回街道工作，一旦与群体剥离，她便无所适从，找不到安心感——真正的老北京人不习惯只从“我”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我们”，其内核一言以蔽之，就是“仁义”，只有活得“仁义”，让熟人也说你好，你才是真的好。这其中，包含了成就“大我”的契机。

在《胡同》中，刚子、索爷、僮老板、豁子、孙铁、田枣、林卫东……真正支撑着他们的，便是那份来自传统的“仁义”，不论生活中状态如何，但对这份“仁义”的向往与坚持，始终不变。呈现北京文化的电视剧有很多，《胡同》独树一帜，正因它抓住了这一根本。

明天的观众还会看这部剧，从中寻找“仁义”

随着胡同逐渐消失，曾经的“推门就进”“邻里如亲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渐行渐远。不否认，小共同体也有两面性——亲亲疏疏，内部与外部的规则不同，生活在二元世界中，难免有虚伪、欠公平、公心弱等问题。

第三代林悦遇到的麻烦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大爷明知理亏，就是不愿拆掉私搭乱建的小厨房，把个人利益说成是集体利益。讲感情时，温暖如春；讲道理时，故意犯混。

在《胡同》中，豁子是典型代表，当年跟随林卫东发了小财，当不了“倒爷”，只能靠出租违法门脸生活，孙晓敏告知租户实情，断了豁子的财路后，他气急败坏，不顾多年情分，在田枣家当着长辈大闹起来。在小共同体生活中，类似的磕碰有时是无解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用4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需经历一个长时间，才能被社会消化。而孙晓敏、林卫东这一代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已难适应新问题，未来需要林悦这样的、与胡同文化有一定隔阂感的年轻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老北京文化会不会逐渐消逝？怎么保留温暖的小共同体文化？

然而，这可能是个伪问题。时间永远向前，小共同体文化消逝了，会有大共同体文化涌现，老北京文化消逝了，会有新北京文化崛起。正如冯骥才先生在《神鞭》中写到：辫割了，神留着，换个样，还是绝活。

相信“仁义”就是那个“神”，它注定会在人间常留。未来的人们，也许还会打开《胡同》，追忆曾经的“仁义”，那是如此温馨、体贴，如此有人情味，会感慨剧中几代人在发展与守旧间，能如此好地把握自己……不过，明天的观众仍要有一点耐心，至少看过15集后，再做评判。

首发于奇遇电影：图文版

功夫片终结了吗？《一代宗师》和《叶问》系列之后，如果《战狼》系列不往功夫片发展，那肯定是终结了。功夫片终结了之后怎么办？徐浩峰给出过一种路线：在“练家子”的基础上去写“武林”，不再去展现“功夫”的奇观，反而去分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性（《倭寇的踪迹》），以及以“功夫”为名的权力斗争（《师父》）。陈翠梅的新作《野蛮人入侵》令人惊喜地给出了另外一种重启功夫片的路径，这也是本片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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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评论有人吐槽说对南方刻板印象，和种族主义政治正确。但是生活在南方的我想说歧视和种族隔离的遗秽在南部历历在目。电影里有些细节真的扎在我心上，尽管没有情节里那样极端，但是很多很隐晦的事实，真是像极了某些人和事的本质。

就例如密西西比警察的傲慢自大，且不会读Toni的last name和嘲笑姿态；和伯明翰那个waiter虚伪的友善面具下的尖酸邪恶的真面目。在南方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自己在白人主流居民眼中永远像个“Alien”。南方，deep south真的是另一个世界。好像这里荒蛮未开并不像是电影里的美利坚。黑人爱吃炸鸡爱喝西瓜汁这是很隐晦的种族歧视梗。但是你去chikenfla、tenda chick看看那排队的哪里有几个黑人。种族隔离在阿拉巴马竟然还是合理存在的。甚至有些亚裔或是中国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在大学里的一个白人教授，上课点名时不会读亚裔和印度同学的名字，他便开玩笑说难道你们不能选个美国名字吗之后强行给自己的学生取英文名。你走在大街上稍微去了个保守的社区白人就爱盯着你个小黄人看；这些南方大学生并不怎么爱和有色人种打交道，他们也不关心世界发生着什么，只听自己的country music办自己人的tail gate。南方人接待外来者像极了伯明翰的那个waiter，彬彬有礼，貌似热情亲切，请你告诉我任何你的需要，但是请你be reasonable。

要么做一个脱敏者，可以假装一切不存在的生活。要么就逃离。

“张一山这演的是巩汉林吧？感觉下句宫廷玉液酒就要出来了。”

“金庸老先生才走两年……”

“看了5分钟，只有一句话，这叫什么玩意。”

新《鹿鼎记》悄然开播，却赢得巨大反响。在豆瓣上，网友留下3.4万条短评，绝大多数与前引3条内容近似。最惨时，该剧评分下探到2.5分，后略反弹，也只有2.7分。

有网友刻薄地说：怪不得上线前没怎么宣传，看来投资方也知道它不行。有影评人将此概括为《新〈鹿鼎记〉，烂得通红》，意思是：该剧之差，已达“带火话题”的水准。

“一边倒”的评价背后，应注意两点：

首先，大多数网友是根据前两几集得出的观感，随着角色逐渐就位，新《鹿鼎记》还是有可看性的。

其次，大陆先后拍过三版《鹿鼎记》，都不算太成功，这说明，业内对《鹿鼎记》的理解上，存有集体偏差，新《鹿鼎记》的缺陷并非个案。不突破此瓶颈，下一版《鹿鼎记》仍难成功，片面指责新《鹿鼎记》，意义有限。

《鹿鼎记》的根本在解构主义

拍好《鹿鼎记》，前提是读懂《鹿鼎记》。《鹿鼎记》是一本“反武侠”小说，基本理念来自解构主义。

传统武侠小说坚持正邪不两立，主人公必须“又红又专”——既是道德典范，又是功夫高手。驱动他们行动的动力是匡扶正义，但正义与日常生活关联较少，所以传统武侠多聚焦在争夺武林盟主、获得秘笈、报仇、维护和平等狭窄的题材上，形成了非黑即白的叙事传统，它很难更准确表达出世界原本的灰度——即使在正派中，权力分配、权威塑造等也未必公正，这可能也是制造出邪派的一个原因。

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江湖秩序意味着对个体的异化，它只接纳一种人，即绝对愚蠢、绝对忠诚的单向人，太聪明、太多元、太喜欢反省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危险的。

金庸一直试图突破这种藩篱，在他笔下，许多大侠亦正亦邪，包括上黄蓉、赵敏、任盈盈等，她们狡黠、顽皮、狠辣……与传统意义上的侠客不太相同，有“反英雄”倾向。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便是韦小宝。

韦小宝的一切都与“侠”相反，他胆小、武功差、浑身市井气，出身也不高贵，此外他满口谎言，而且好色。可偏偏是这么一个毫无人格魅力的角色，却取得了惊人的个人成功，而以严肃著称的名门正派、宫廷内部、官场等，却犹如儿戏，所谓规矩、道义、体面等，完全被解构。

金庸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个解构的价值，可能他也担心自己在走向“油滑”，此后再没写出新的长篇小说。

全球化下，人们才接受了韦小宝

《鹿鼎记》刚问世时，遭遇了较多批评，金庸在后记中提醒读者：“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质，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其实，只在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韦小宝才会讲“义气”，且讲完后又会附加许多自吹自擂，并要求对方回报。这能称为“义气”吗？只能说，金庸既喜欢韦小宝，又不知道如何让他看上去“有价值”，只好用“义气”来搪塞。

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了第一版《鹿鼎记》电视剧，共60集，为避免观众反感，只好让女演员扮韦小宝，遗憾的是，该剧最终未能播出。

20世纪80年代，《鹿鼎记》突然受到欢迎。作家亦舒写道：“（韦小宝是）男人中的男人，嫁给韦公是幸福的，是以他有七个老婆，她们都得到实际的爱护，精神与生活上的照顾。”

从“小痞子”，到“男人中的男人”，因为在体现变迁下，读者们从《鹿鼎记》中，读出自我身世之感：韦小宝能力不大，也不算努力，只靠运气和小聪明，便既得皇帝信任，又在江湖扬名立万，高官、财富、功绩、美色等，一个不落。

上世纪80年代是全球化的萌芽时代，受此冲击，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此前，普通人还能靠个性、才华，给自己争取一点空间，可随着资本全球流动，普通人日渐被套牢，再难挣脱资本的束缚。

曾几何时，职业被视为一辈子的事，年轻人被教导，只需钻研业务，地位与待遇自然会越来越好。可在今天，大量职业在消失，已没人能告诉你：明天会不会失业；该怎么做，才能保证未来。连大企业也不再制定五年规划之类，因为它们离倒闭可能也只差一年。

从没有哪一代人，能像当代人那样，充满不确定感。萧峰已无法给他们以代入感，他们能看到的最遥远的彼岸，就是韦小宝。所以才有“做人最好是萧峰，出来混还得韦小宝”之说。

没有“痞”，就没有韦小宝

遗憾的是，大陆先后拍了三版《鹿鼎记》，却始终没有get到解构主义这个点，只是把它当成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构成了创作上最大的困境。

对比香港推出的三版《鹿鼎记》：

1984年版由梁朝伟主演，他刻意强化了韦小宝爱打小算盘的一面，前半部演绎到位，只是梁朝伟的形象太英俊，使角色的正面感略强。

1998年版由陈小春主演，增加了更多心理戏，使观众更能理解韦小宝的行为逻辑，从而产生亲近感，该版在人性深度的把握上，独树一帜。

2000年版由张卫健主演，这是对原著改动最大的一版，突出了韦小宝的侠义精神和绝世武功，虽有些离谱，但改编者紧紧把握住解构的主脉——在畸形的权力场，韦小宝与康熙这对少年玩伴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

这三版《鹿鼎记》都紧紧把握着韦小宝的“痞”做文章。这种“痞”和传统的“痞”不同。韦小宝不反抗秩序，也没有暴力倾向，他在被动地顺应着，并呈现出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与生存哲学：卑微、挣扎、自恋、自怜……韦小宝因此拥有强大的共情能力，那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切切实实的温暖。

韦小宝为漂泊的现代人，提供了白日梦的可能，以及人性犹在的证明，从而保留了抵抗被异化、被改造的一丝希望。

再看大陆拍的三版《鹿鼎记》，黄晓明、韩栋、张一山在演绎韦小宝时，都努力呈现他的善良、天真、温情的一面，“痞”只是可有可无的包装。而没有了“痞”，韦小宝便不再是韦小宝。这种赝品的韦小宝，不论表演上多么用力，也难得到观众认同，更无法使他们得到安慰。

不能一提创新，就只有形式创新

客观地看，新《鹿鼎记》还是比较用心的：画面精致；角色塑造可能有些夸张，但演员很努力；服化道上也比较用心。只是后来者总会承担更大压力，《鹿鼎记》原著偏重娱乐性，而娱乐功能的达成，只能靠感官刺激，这只能一次性成功。毕竟，感官刺激会越来越麻木，第一口辣椒总是最辣的，此后的几口就很难达到同等效果。

对于《鹿鼎记》的人物与情节，许多观众比电视剧主创人员还熟，他们不愿看熟悉的东西，又不能接受偏离他们印象太多的东西。如果新《鹿鼎记》早于其他版本，可能观众们反而会觉得，韦小宝的面部表情原本就是这么丰富，张一山的演绎很准确。

后来者不论怎样创新，都会激怒一大批“忠粉”。可新《鹿鼎记》的评分如此低，说明出它的创新方向有误。

不知为何，如今一提影视创新，就是在画面、表演、镜头、道具、故事等方面创新，而不是原著理解、表现主题、人物演绎等方面的创新。“形式大于内容”似乎已与“专业化”画上等号，可这种形式上的新，无非新瓶装旧酒。

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偏执，使新《鹿鼎记》在表达上充满矛盾，以叙事速度为例：

一方面，节奏过快。就像网友批评的那样：“5分钟韦小宝进京城了，15分钟海公公就瞎了，25分钟韦小宝康熙就认识了……照这个速度10集就可以大结局了。”这个快可能是压力的结果，但快得没道理，即属硬伤。

另一方面，又离奇地拖沓。韦小宝在康熙的书房找《四十二章经》，巧遇公主并发生打斗，该桥段竟长达2分半；为填满节奏过快留下的空白，新《鹿鼎记》加入大量毫无趣味的新梗，仅韦小宝掰手指数“四十二章经”是五个字的滥细节，竟出现了好几次。

类似的拧巴，随手还能举出许多。

新《鹿鼎记》的导演马进说：“我们这一版《鹿鼎记》的受众是谁？我坦白地说，是00后和10后。”可在未作充分市场调研的前提下，导演如何知道“00后和10后”喜欢什么？这种话术貌似严谨，却只起到掩盖不严谨的作用。既没迎合市场，又降低了艺术品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懂“什么是创新”。创新不是“老故事+新笑话”，也不是“拿着肉麻当有趣”，更不是“一肤浅就说只给年轻人看”……个人倒觉得：不具备从原著中读出新意的能力，最好不翻拍。

我来（以我个人理解）解释下为什么全员恶玉这么烂。首先他起了恶玉这个名字，从头到尾就没讲清楚何谓恶玉。难道处刑课代表的正义一方单方面认为是恶玉就是了吗，处刑课是否以前就做过这种强行判决行刑的暴行？处刑课，警察署和关东具体的上下阶层，机构分布，权利范围，能力规模这些都没有讲清楚。连所谓的本部也都是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

另外这几位主角的行事动机也是不明了，如果1亿和10亿根本算不上什么为什么要参与袭击新干线？一开始如果是为了钱，试身手和好玩。和各自的目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还要陪两个灾星小孩子玩过家家，理由在哪？只有黑客脑子在线，得到了报酬，达到了目的，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被女主那嘴炮都算不上的洗脑蛊惑。

另外黑客也太万能了，等于说前期剧情会被卡BUG的地方就由黑客解决。中期他不在了，BUG就越来越多。我完全看不懂小孩召集这几个人的用意是什么，黑客和搞事王还有搬运工的作用我看到了，其他人呢？就只是凑个数？

女主本身不是恶人，那么她的动机就莫名其妙。你跟我说她只是为了还500块钱。那除此以外，她奉陪这群人一路走到黑的理由是什么？看起来她最基本的明辨是非能力应该是有的，那么她是觉得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是正义吗？还是说上了贼船就理所当然想当恶玉了？因为我中期从未从女主一行人口中提到诸如“处刑课才是真正的恶人，所以我为了自由才要和他们对着干”等等的话。所以她就真的只是为了圣母连命都不要？

我看到短评里拿诸如银翼杀手全面回忆那种设定背景和剧情大纲类比。这其实是有区别的，首先在这部作品里主角们作为反派并不是被诬陷而是的的确确干了很多恶行被悬赏那么他们肯定不是好人。可是前期并没有说清楚关东到底是什么以及处刑课警察署是否有黑幕所以主角一行人的行动理由一开始就不构成“救世”这个典型的赛博朋克反乌托邦主题。

反之，如果这是讲女主如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恶玉的故事那她为什么会想这么做的动机就完全不明了。我可从来没看到过她一开始说了自己的目标是成为恶玉因为自己过去经历过什么，又或者因为对生活感到太无趣主动寻求刺激等等。完全没有提到。

另外其他本身已经是恶玉的人，做这些事是像医生和搞事王和黑客那样有自己的目的。生活太无趣，接受委托也是为了自己姑且还讲得通。搬运工是有在正经接受委托达成工作，他的目的从头到尾都是完成工作不是找刺激也成立。那多少符合一点恶人的样子，算是有“自己的美学”。这在送人送到新干线那还能讲得通，后面直接就收钱拜拜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参与。

这帮人难道难道难道是……那个，那个那个在寻求自我救赎吗？

如果是寻求自我救赎那就更看不懂了，因为我就没看到过有哪个人物说他一直想怎样怎样然后终于完成了，可以不留遗憾死去了之类的话，一句也没有！搞事王虽然算是找到了想做的事并为此而死，可是他这个人物的智商和性格太单薄了，他的死亡也很没有重量。

就像短评里有兄弟提到的致命的一点，人物之间沟通对话就是两个角色两个角色这样的对话，其他人就和挂机了一样死板。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空无一物，每一个人物的塑造和单独故事线都讲不完整（不管你是用倒叙还是插叙）就退场的话。最开始就不应该塞这么多人，编剧你把握不住。

可惜了这个水平中上的制作了。

作为曾经的地主的后代，我太爷爷之所以成为地主，是因为更勤劳更有头脑 知道怎么干也肯干！我奶奶就是长工的女儿，从小和爷爷定了娃娃亲，祖上的关系也和亲兄弟一样，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剥削！该剧我只看到前半部分，感觉很喜欢，不同于以前的革命题材过度红化的叙述，本剧比较客观了展示了一个真实地主老财，一个精明能干，且宅心仁厚的商人，整剧中各个方面素质最高的人就是他了！范伟老师演技也没得说，把老财这个人物刻画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狡黠中有一些可爱，赞赞赞！

关注这部剧，比起演员，更吸引我的是剧中的服饰，虽然不是真正的汉服，多少有些型式还算凑合，特地搜了下关于这部剧的服装见解，以下转载的一篇杂谈，我觉得说的很好了，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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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洛梅笙链接：中国古装服设的问题到底差在哪儿来源：微博中国古装剧现在基本形成一个奇特的模式，就是每一部制片方还自认为不错的片子，都会打着制作严谨，高度还原等等旗号，当然，在商言商，一句话，都是生意，大家也就不必苛责了，但往往有粉丝痛心疾首，说，制作方都这么努力了，你们不能用考据的标准来要求古装剧，这中间真的有很大的误会，这里不是用考据的标准在谈古装剧，而是基本的影视服装的要求，中国古装服设到底差在哪儿？这就好比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不是你答的多你的分就高，是你有没有答到点上，显而易见，这点中国古装服设做的是很差很差的。一个误解：因为是影视服装，所以是可以凭空设计的；到底什么是影视服装，可以查查影视服装设计的定义：Costume design is the envisioning of clothing an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a character or performer. Costume may refer to the style of dress particular to a nation, a class, or a period. 影视服装设计是对一个角色的塑造和想象，它的设计必须配合这个角色的特定背景，比如国家，阶级或是所处的阶段。就是说，虽然不一定是完全写实的作品，但至少应该是能体现某些时代特征的，而非凭空捏造，单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一向都不认为《泰坦尼克》有啥深度，可人家的服设可是一丝不苟的，请问这不就是个小言剧情吗？但就是小言，人家也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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