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城市梦》在2020年8月28日登陆影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独立纪录片和陈为军这个名字。影片聚焦于武汉鲁磨路的水果摊贩王天成一家和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以鲁磨路按照城市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事件为切入口，记录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不断升级的冲突与矛盾。导演通过展示双方的博弈、协商与角力，向观众呈现了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与本土
纪录片《城市梦》在2020年8月28日登陆影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独立纪录片和陈为军这个名字。影片聚焦于武汉鲁磨路的水果摊贩王天成一家和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以鲁磨路按照城市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事件为切入口，记录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不断升级的冲突与矛盾。导演通过展示双方的博弈、协商与角力，向观众呈现了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与本土同构而冲突的梦想。
《城市梦》也被认为是导演陈为军的“告别之作”，因为在2017年之后陈为军就因病痛缠身难以完成后期工作最后在制片人戴年文的帮助之下，使得该片成功完成并于2020年在国内上映。陈为军是我国著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出生于1966年，1992年从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之后曾经短暂地在湖北省艺术研究所工作过，后进入武汉电视台尝试影像创作，而这段工作经历也对后来陈为军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为军在1994年拍摄了《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哲学》和《脚印》，但都没有获得关注。直到2004年执导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使得陈为军进入了国际的视野，获得了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2007年，执导纪录片《请为我投票》,该片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获得亚什兰独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8年，执导了纪录片《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2012年，执导纪录片《出路》,并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2016年其执导的医疗题材纪录片《生门》在中国国内院线上映。陈为军作为少数其作品能在院线公映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纪实性与戏剧性兼顾的叙事策略也值得深思与借鉴。
虽然《城市梦》上映于2020年，但是影片的故事发生于2014年，陈为军的兴趣发生于当时铺天盖地的城管负面新闻，几乎所有的舆论都指责城管执法不当。西方甚至称城管为全民公敌。但是陈为军对此有着更复杂的看法，“在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为全民脱钩的形势下，是否让外界觉得打交道40年的中国突然变得很陌生？其实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观众并不清楚地认识当今中国的巨变。就像城管与小贩，并不是猫和老鼠那样简单”。除此之外，本片背后还有着更深广的社会背景。据片中王天成所说，他们来到武汉已有14年余，也就是说他们大约是在世纪之交进城务工的。那时正是土地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时候，城市征用了大量的土地，许多农民成为了失去农民，所以像王天成一家“地少，没有地”，难以维持生计，只得进城打工。但是这些进了城的农民只有极少数能留在城市。据统计表明，从1998到2010年，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到4.6万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亿增加到6.7113亿，户籍人口仅有4.5792亿，人口城市化率仅有34.15％，也就是说有2.1321亿人进了城却没有成为市民。王天成一家即是这2.1321亿农民中的一份子。在回不去的乡土和留不下的城市间，他们怀揣着城市梦，面对着生活的多重困境。
内容分析：
王天成一家与城管局的冲突不仅仅执法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也更深刻地蕴含着城乡矛盾，而这种城乡矛盾在城市街头这一场域无限放大。许多人认为《城市梦》片名仅仅指向王天成一家河南农民渴望留在武汉成为城里人的梦想，其实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一个更隐晦的“城市梦”其实指向武汉乃至于中国。本片中的王天成及其子王兆阳反复地强调“要让孙女萍萍在武汉读完书，上大学，做城里人”，可谓是将“城市梦”都寄托在了后代身上——这深深地反映了农民进城渴望成为市民的梦想。而他们对自身这种梦想显得有些遥远，他们甚至只是不断地迁徙漂泊以求生存罢了。王兆阳的妻子在镜头前曾经表示自己不一定非要待在武汉摆摊，可以去广东打工，只是因为孩子上学绊在这里。另一方面，当王天成在呐喊“我要生存”的时候，城管队长胡毅峰则无奈地表示“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做大城市”——这也是武汉的城市梦，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当然有做大做强的愿望，于是镜头转到武汉另一街头，政府工作人员向路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次，工作人员都在强调“武汉要争做全国文明城市”。
其实某种程度上，王天成一家的梦想与武汉要做大城市的梦想是同构的。因为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将像王天成这样的农民转化为市民，而这些农民在武汉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实在是无法忽视的力量。片头开场字幕提到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这么一座体量的城市必然吸收了中部地区不少人口，而以王天成一家为代表的农民在来到城市之初实则为城市发展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是以极度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价值，挣的是真真正正的血汗钱——王兆阳23岁进工厂，工作中失去了一只手，而所获赔偿仅有两万八千块。这其中的红利难道不是为城市所拿走的？在胡队长说武汉要发展之前，王天成说我们来到武汉，我们为这里提供便利、提供实惠，我现在只是要生存。然而王天成是慧黠的，他要的是真正归属于城市的生存，但是他不想交入场费，因为入场费对于他来说实在有些昂贵——一家老幼病残租门店做生意实在是成本高昂，据他所言，一天开支就需要一百一二十块。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并没有给予王天成一家这种生存的允诺。当王天成扇着胡队长耳光怒骂“你是在诬陷农民”的时候，城乡矛盾其实已经显露无遗。这座城市不属于王天成这样的底层进城务工人员，而是属于谁呢？王天成实在是慧黠，在开场与李副队长的冲突中，他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可以把这条街租给那些开珠宝店的，凭什么不给我们老百姓在这摆摊”。事实上，90年代开始的进城务工潮使得城乡矛盾内化为城市内的阶层矛盾——外地移民与本地市民，农民工与城市精英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才是王天成一家的城市梦与武汉的城市梦之间真正的冲突所在。而这种贫富的鸿沟是不可跨越的，王兆阳的妻子在谈及女儿未来的婚事时说道并不希望女儿嫁给有钱人，这些人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穷人。
如果以空间生产意义去观照本片，那么本片至少有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在城市的空间内，又可以分为武汉街头、城管局以及王天成和王兆阳家中。武汉街头是颇具斗争艺术的政治场域，每一次城管执法与王天成斗争都是剑拔弩张，王天成是一个聪明老道的人，在镜头前尤其善于表演自己，在一次冲突中，城管落荒而逃总结道“他晓得分寸，引起围观，逼我们打他”，连他儿子都说他不知道表演给谁看。然而他的这种表演也仅仅是在街头冲突中，其最终目的是正如王兆阳说“他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们”。在街头，面对顾客时，他客气迎合，深谙生意之道。而面对城管时，他用呵斥、殴打、躺倒、写大字报等方式逼得城管落荒而逃，且态度强硬，俨然有股与城管争夺街头权力的气势——只不过用的是弱者的武器，而这种方式在遇到真正的暴力机器时他便束手无策，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服从——当城管下定决心给他下达通知单时，出动盾牌隔离，王天成依然处于画面中央，在近景中，他依然气势凌人，可是只能围困于其中，骂骂咧咧而已。其实王天成颇懂斗争艺术，在影片后期，当问道他的想法时，他言“一手打一手谈”，一方面他在街头和城管都狠，绝不退让，另一方面以王兆阳为中间纽带与城管和谈。鲁磨路街头赋予他表演的权力，也是其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绝不退缩的前线。而城管只能在一次一次地落荒而逃中慨叹“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其实真正约束城管的是“文明执法”的法律。在城管局这一空间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因为坚持程序而焦头烂额，这是受约束的公权力，以至于在做案情研判时，执行任务的基层城管忍不住和咨询处长吵起来。片中还频频出现了王天成和王兆阳家中，所围绕的都是家庭琐事，王兆阳朴素地表示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同时多次展现询问女儿成绩“好好读书才能留在城里”，清晰地展示了王家长辈家本位的伦理观：阖家团圆，望女成凤。狭窄、拥挤、阴暗的王家空间显然与他们气势汹汹的明亮开阔的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当王兆阳在为萍萍做饭时，他处于画面的右方，墙壁与旁边的杂物架刚好形成了一个拥挤的景框将其围困其中。王家正是被围困在了留不下的武汉和回不去的河南农村之间。
当王兆阳和妻子回老家开贫困证明时，他们重新回到了村里的老屋，破败的荒草丛生的老屋显然已经无法居住，而妻子则说萍萍直言自己家就在武汉不想回去，他们很无奈地表示“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家了”。如萍萍这一代在城市长大的进城农民子女更是无法再回到农村生活，她早已熟悉城市的生活逻辑。可是武汉却也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就连孩子上学也是因为有书记帮忙开绿灯进的武汉公立初中，于是他们被围困在那小小的出租屋中。而乡村不仅仅是在这一层面上有意义的，片中展现乡村的陈旧旧荒凉与逐渐衰亡，村委会墙壁上高高挂着党徽和毛主席像，王天成的老家农村停滞在了前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后，90年代以来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村中只有老人，这个农村所面对的只有逐渐衰亡成为历史的命运。这与蓬勃发展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显现了巨大的城乡矛盾。
艺术特色：
叙事结构：戏剧化和双视角
影片虽为纪录片，却在叙事上富有戏剧性的编排，甚至可以称为标准的三幕剧结构：城管局决定拆除王天成的摊贩——王天成与城管局斗智斗勇——城管局为王天成一家安排了新亭子和新的摆摊点，典型的平衡——冲突——平衡式的结构。而紧紧围绕的冲突是王天成一家摆摊与城管局执法，围绕这一冲突，影片不断地走向高潮，并且最后通过城管局为王天成一家安排新亭子和新的摆摊点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本片运用了纪录片少有的双视角的叙事结构。导演通过两组摄制组分别拍摄王天成一家和城管局积累素材，最后完成剪辑。所以本片的交叉剪辑贯穿始终，双视角的叙事结构让观众更清晰地理解李队长所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给予观众对双方理解的可能。尤其是对于城管一方，当影片打破权力禁看的规则，让观众凝视公权力的时候，对于城管的权力达到了去魅的作用。这种双视角的叙事结构也更能围绕“农民求生存”和“城市求发展”的双核进行叙事，给予观众不同的视点去看待事件，更具有客观性。
景别：多近景、特写
影片在拍摄人物时，多近景、特写，以传达人物的心理状态。例如王天成的出场便是近景，对于王天成的人物的描绘采用近景，并且让人物位于画面中央的方式，一方面是展示王天成控诉的愤慨情绪激动，另一方面也富有戏剧张力，让观众感受到其中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近景特写在投向孙女萍萍身上时则少了很多张力，平和且温柔，因为孙女萍萍身上寄托的是全家的爱与希望。
音乐：节制却有效
陈为军导演遵循纪录片真实创作的原则，极少给影片添加配乐，本片中一共出现四次配乐：第一次是城管局出计让袁泉伪装成招生的在对面记录王天成生意情况，恰如其笑称是扮演无间道，配乐富有调侃戏谑意味；第二次是在城管局出动盾牌隔离与王天成起冲突时，此时的配乐如战场上金戈铁马，冲突意味很强，也是影片的一次高潮，也是从这一次之后，影片进入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局谈和的转折，王天成一家逐渐心悦诚服；第三次是王天成在李队长执行工作时跟着辱骂，较为幽默戏谑；最后一次是拆除老亭子时，王天成在镜头中背影渐行渐远。这些配乐的使用不仅配合了影片中的场景，同时也暧昧地表达了导演的倾向性，对于王天成这一人物的兴趣远大于城管执法的兴趣。同时，电影中仅在问王天成最后的打算时才使用了解说词，尊重人物的主体性，让被记录的人物自己表达，同时也不刻意引导观众。
总体评价：
作为陈为军导演的告别之作，《城市梦》的争议其实很大，许多人质疑这部电影是在为城管洗白。但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本片采用的双视角叙事结构，具有平等对话的意味，也对城管进行了去魅，而不是加深刻板印象，人与人之间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这是笔者认为的这部纪录片最与众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本片依旧延续了陈为军导演之前的纪实性与戏剧性兼顾的艺术特点，也成为陈为军导演继《生门》之后第二部在影院上映的作品。尽管导演尽量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呈现，但是不可避免地还是展现了导演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一直以来也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对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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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昂纳多
大象点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