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视我只看过五分钟。所以以下无关剧评，只是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吐槽。

我婆婆就是一“二婶”。我想说说她跟我公公的事。

昨天早上我跟公公吵吵了一顿，起因是我在客厅吃饭的时候就听他在卧室数叨婆婆，从我开始吃就在说，等我撂下筷子了还在说。尽管也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百分百没有好话。看着婆婆一声不吭，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种欺负人简直越来越明目张胆了。我过去问公公说的啥，整半天他一直在叨叨嫌婆婆六十多岁人了穿的不正经。而且出言极其刺耳。nnd，典型没事找事，婆婆穿的很正常，他一分钱不给婆婆买衣服我们给买他还事事儿的，真不敢想婆婆这么多年怎么忍过来的。其实我这次尤其压不住火是因为昨晚听到婆婆说，他嫌婆婆拿吸管喝水。

“您没告诉他您拔牙了啊？”

“跟他说？说也没用。之前跟他说我牙疼，他来了一句：关我啥事！”

最后一句真是把我震到了，妈的要是我老公这么跟我说话，我一定直接掀桌。公公叫着头昏头昏一躺就躺了三天，还各种嫌婆婆伺候不到，全世界只有他是活人，别人死活都跟他没关！重点是加上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我简直觉得怒不可遏。所以昨天一早见他又找事，想都没想就杀了过去。我是硬憋着才没说出口：你这叫说的都叫人话干的都叫人事么！

这话形容他太合适了。他的事迹举不胜举。婆婆腿被牛踩伤了，很严重，立刻就从膝盖以下全部乌黑，而他呢，一不让给儿子打电话，二不叫大夫，三自己出去串！门！去！了！而当天下午婆婆就拖着那半条黑紫的腿又喂牛喂羊糊窗户纸。我说妈您不会自己打电话啊？！“那时候没手机啊，就他手里有一个，出门就带走了。”能想象么？婆婆也就是命大，那个说不好能严重到半条腿废了，截肢，甚至命就没了。等后来，是很后来了，大儿子带着去医院拍片子的时候，医生说骨折的骨头已经就那么歪着长死了，导致现在婆婆右脚腕不能转动，走路都得直着脚背，时间长点就疼的不能。

这只是他万里长河的一芝麻点，要细数起来都足够一本小说了。我问过好多次婆婆，您不能跟他干跟他打么？您干嘛不跟他离婚啊！婆婆说以前几个孩子小，是为了孩子，现在几十年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简直是传统价值观对女性的毒害。所以现在一看到《二婶》这种电视剧，女的贤良淑德各种忍辱负重各种以德报怨我都恨不得让编剧去死去死去死！就是这一套毒害了多少人！电视最后大结局都是好人熬出头，坏蛋良心发现，妈的生活里谁给你大结局啊？谁见过哪个王八蛋能经过几件事就彻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他变好了，你一辈子罪也受了苦也吃了，是一辈子，你的一辈子就这么毁了！就算大结局了你觉得值得吗！

所以每次看到婆婆这么忍气吞声，心里真是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说公公是从小被父母惯坏了，因为是抱养的，那个年代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导致十岁出门还是妈妈背着，全家他要干嘛就干嘛。是，他是惯坏了，但您没必要为他父母的过错买单啊！婆婆从19岁嫁给他就开启了“二婶”模式，任劳任怨，任打任骂。四十多年，什么也都成习惯了。他闹着离婚就跟他去村大队，他说不离就不离，他作就任他作。妈的凭什么让他牵着走，您要直接主动坚决离婚好吗！！是他离了您根本活不了好吗！包括这几个儿子，包括我老公，所有人都没法跟他共处，能考上大学都是为了逃离他逃离那个家。他们在家的时候还能保护一下婆婆，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不在，婆婆只能任人宰割。是的，我只能想到这个词。就不能主动治治他么！！！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现在既然孩子都成人了，既然我叫您一声妈，就不可能再让您跟公公回村里，羊入虎口。

妈的写着我都气的肝颤。所以，求你了，各位编剧，各位广电总局，再也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电视剧了！这就是新世纪的毒瘤好吗！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这部片子是在俄乌交战时期刷到剪辑来看的，当时就被画面中的镜头震撼，不管是在树林中跳舞还是俄军胜利归来安德烈与女主相见的画面，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作为美的素材保存欣赏着，但看完正片之后，只能说一句:美则美矣，但都是工具人罢了！ 很明显，这是一部讲述战争的电影，有...  (展开)

去看了电影 大所失望 情节很老套 和《哪吒》极其相像 而且迷你世界里的人物大幅度改变 官方像抹掉“迷你世界抄袭”的坏风评 我不玩迷你 我是带着表弟来看的 电影内容真的不是很尽兴 相比之下 吉利推荐大家去看《独行月球》那才是最好选择 孩子也能看 立意感人 这电影的游戏还是...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大神詹姆斯·卡梅隆耗时13年精心打造的科幻大作《阿凡达2:水之道》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20亿美元，但是在大本营北美地区却未拔得头筹。 2022年，北美地区票房头筹被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影片《壮志凌云2:独行侠》以7.18亿美元夺得。 在影片《壮志凌云2:独行侠》中，汤姆·克鲁斯...  (展开)

(发在1月8号南都周刊上~这里是木有删改过滴版本...)

十四年，等待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泰坦尼克》华丽地淹没在钱堆中之后，詹姆斯·卡梅隆由“世界之王”摇身一变成为“跳票之王”，一边埋头拍摄纪录片，一边时不时地施放有关一部“科幻巨制”的烟雾弹，一次次在影迷心中掀起期冀的波澜却又一次次理直气壮地放了大伙儿鸽子。好在这位以严苛冷血和完美主义闻名的大导演并未让苦苦追随多年的粉丝们失望：2009年末，花了五亿美元的“史上最贵”影片《阿凡达》终于姗姗来迟，甫一露面便引爆了影迷们激动到几近语无伦次的呐喊——“电影的新纪元到来了！”

“阿凡达”一词来源于梵语，原意为印度神话中“神之化身”；后来被引申入网络世界，用于指代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形象设定。这个亦科亦幻的名词无疑十分符合卡梅隆本人的口味：毕竟卡梅隆从童年时便对科幻小说有着近乎痴狂的热爱，而在他还是卡车司机和外卖小子的岁月里，《星球大战》的横空出世已在他心中种下了一生的梦想——拍摄属于自己的科幻电影。

《阿凡达》的剧本初稿完成于1995年，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变化并不大：一位半身瘫痪的退役军人杰克·萨利（Jake Sully）被派遣到一颗名为潘多拉（Pandora）的星球上，通过控制融合了自己与外星人DNA的化身“阿凡达”融入当地纳美人（Na’vi）族群，试图说服他们搬离故土，以便地球人开发地下蕴藏的珍稀矿产；随着对外星世界的了解逐步深入，杰克开始对自己的任务产生怀疑，并在最后暴力冲突发生之时毅然倒戈，率领纳美人部落击败地球人的入侵。简述之下，这故事仿佛披着科幻外衣的普通动作片。然而卡梅隆这个标签提醒着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正如卡梅隆自己所承认的，“我的灵感来源十分单一，基本上都是幼年读过的科幻小说”；在他的影片里，对科幻大师们的致敬始终如草蛇灰线埋藏其中。

绿色版《沙丘》

这本科幻史上划时代的“史诗”性小说“沙丘”系列几乎是所有科幻小说读者、研究者和写作者们的圣经。作者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清贫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前半生，却于45岁那年出版了该系列的第一部《沙丘》，一举夺得科幻界两项最高奖：“星云奖”与“雨果奖”。

赫伯特认为科幻小说应该致力于探索无穷的可能性，因此他在小说中分析自然与宗教的联系，描绘勾心斗角的政治舞台，解释语言系统对种族思想的影响，探求潜意识在人类言行中的映射，更创造奇妙而可信的架空生态系统。他的人物有着令人惊异的缜密逻辑思维，而主角往往是接近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魅力型领袖。《沙丘》是最为典型的赫伯特故事：主角保罗·阿崔迪（Paul Atreides）生于贵族之家，是阿崔迪公爵的继承人，自幼接受严格的全方位训练；在异星阿拉基斯（Arrakis）上，他的父亲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他与母亲被放逐在荒漠之中，被当地土著弗里曼人（Freman）所接纳。由于契合了弗里曼人中流传的神话，保罗逐渐赢得了几百万弗里曼人的服从，成为他们政教合一的领袖，并依靠骁勇善战的弗里曼人攫取了阿拉基斯星球中最重要的资源——香料的控制权，最终成功地为父亲复仇并夺权成为皇帝。

《阿凡达》的主线与《沙丘》颇为接近，同样描述了一个身处异星的年轻人如何在经历重重困难与考验之后赢取当地土著信任、融入当地族群乃至获取领导权的故事。《沙丘》中的保罗·阿崔迪应验着弗里曼人对救世主的传说，他顺利通过了骑乘沙漠霸主——沙虫的考验，获得了弗里曼人的尊重；《阿凡达》一片的主角杰克也在进入纳美人族群伊始就获得了他们唯一的真神——伊娃女神的垂青，并在最后成功地驯服了潘多拉最凶猛的生物——巨型飞龙，成为传说中的幻影骑士，赢取了纳美人的崇拜与忠诚。爱情是不可缺少的插曲，也成为主角改变心意的关键因素——保罗与弗里曼美女加妮两情相悦，杰克也与纳美部落酋长的女儿纳蒂莉在圣树前缔结姻缘。当然，相较于《沙丘》中设计精巧而惊心动魄的宫廷政治斗争，《阿凡达》中的人物冲突显得简洁和典型得多：正面阵营由主角杰克、秉持和平主义的生态科学家们、倒戈的女飞行员以及单纯的纳美人组成；反派阵营则一方面是见钱眼开的资源开发管理局官员，一方面是嗜血成性的军队上校，他们根本无需策划什么阴谋，只要摆出急不可耐的姿态就足够了。

若将注意力转移到环境设定上来，我们同样会惊奇地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异星球是何其相似：尽管阿拉基斯覆盖着漠漠黄沙而潘多拉则显得绿意盎然，截然不同的表象下却同样隐藏着对侵入者的重重杀机；两个星球都埋藏着对人类来说价值连城的矿产或香料，对它们的贪婪攫取与争夺成为故事铺展延伸的动力；地球人倚仗科技与暴力却始终无力理解异星的生存逻辑，当地土著却可以轻易融入自然环境、驾驭其他物种，并以此为优势反抗人类的统治与掠夺。或许沙丘世界实在太过深入人心，对卡梅隆这个科幻迷，更是难免润物细无声了。

《基地》系列与盖亚假说

潘多拉星球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展开的舞台，而是卡梅隆的全部心力所在，他甚至为此制作了一部《潘多拉星球百科全书》。位于阿尔法半人马星系的潘多拉，大小与地球相差无几，茂密的类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梦幻般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含有常温超导体矿物的巨大山体悠然漂浮在云层之间。纳美人可以通过发辫与动物毛发的接合而与之融为一体，以自身思想控制其行为；徜徉在圣树枝叶之间，纳美人可以聆听到祖先的喁喁低语；影片结尾，潘多拉所有生物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地球人的入侵……种种环境设定有超出地球生态科学的玄妙之处，难免让人将此片归入奇幻而非科幻行列；但对科幻迷而言，却不难由此联想到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边缘》以及其中提到的“盖娅模式”。

作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西莫夫是公认的多产作家，据说他的著作几乎涵盖了整个图书分类法；不过，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始终是“基地”系列，包含“基地”三部曲以及两部续集与两部前传。“基地”系列脱胎于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讲述了一个浩瀚无垠的银河帝国的数次衰颓与重生。阿西莫夫在这个系列中虚构了一门全新的统计科学“心理史学”，认为当人口数量达致一定规模，历史走向就可以得到精确预测。书中该理论的创始人哈里谢顿建立起两座基地，力图保护银河文明、缩短蛮荒时期；故事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之中带着重重悬念展开，又一次次导向读者意料之外的结局。

三十年后，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的续集《基地边缘》中构建了一个名为“盖娅”的星球。在这颗行星上，所有生物与矿石分享同一个整体意识，他们构成一个超级智慧，一切行为都合力指向“大我”即星球本身的维系与发展。在小说结尾，盖娅模式成为人类最终的选择：当所有个体心灵达到完全的融汇共通，贪婪、仇恨与阴谋将不复存在，不仅个体利益灰飞烟灭，人类整体利益也将被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取而代之。然而当原本多元自由的个体意识转变为统一的信仰，我们是否由此失去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文明进步的步伐究竟会因此加快还是减慢抑或停滞不前？《基地边缘》中藉由盖娅模式所探讨的，实质上可视为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矛盾的极端体现。

阿西莫夫的盖娅星球其实建基于早已有之的“盖亚假说”。“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宇宙混沌之女，亦即地球母亲。“盖亚假说”由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lovelock）提出，他认为，地球生命与物质环境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整进化系统；换句话说，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而我们都是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一理论一直未能被科学界主流所认同，却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也因其浪漫主义色彩而多次被科幻界所借用。

不难发现，卡梅隆的潘多拉与阿西莫夫的盖娅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凡达》中对于潘多拉星球生物间奇妙的精神共通给出了技术解释：“人兽合一”事实上是二者外露神经末梢的联接；星球整体的沟通则是通过植物树根间类似神经元的构造进行的；纳美人死者的记忆可以通过圣树的神经系统“上传”并得以永久保存，其他纳美人以发辫联接圣树的垂须即可“下载”或在线调阅历史资料。有鉴于此，将潘多拉星球视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巨型生物也并非无稽之谈；伊娃即潘多拉，潘多拉即伊娃。因此纳美人才会说：“伊娃是一切。”

盖娅模式下的文明毫无疑问对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依赖，因为他们本为一体；而不曾意识到这一点的地球文明对自然始终抱着利用和榨取的态度，这也恰恰是影片主线中地球人与纳美人冲突产生的根源。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盖娅模式的确是卡梅隆在塑造潘多拉时最聪明的选择。

技术与反技术的矛盾

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滥觞，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始终是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成功地挑战了上帝、创造了生命，然而这奇迹却带来了不可控制的后果；由此以降，造物反叛造物主的故事屡见不鲜，集中体现着人们对科技疯狂发展的疑虑。在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便脱胎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阿瑟·克拉克也在其太空漫游系列中描述了技术所带给人类的冰冷与距离感。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固然脱胎于对制度的反思，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集中笔墨描写了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所暗藏的恐怖。近年来的科幻电影作品也屡次涉及这一题材，如《K星异客》中对地球文明的反讽，《Wall E》在温情背后流露的担忧，《黑客帝国》中对虚拟现实技术的警惕，以及《银翼杀手》中提及的克隆技术对人性的泯灭等。

 

既然卡梅隆承认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是自己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那么受到他黑暗气息的影响也不足为怪。冯尼格特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人物，也被视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尽管他本人十分厌恶“科幻小说家”的称号。他的《五号屠场》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以二战中的德累斯顿轰炸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士兵躲在地下屠宰场中穿梭时间的经历。小说中，时间穿梭能力使主角不再为屡次目睹的死亡而悲伤，而是以一句“事情就是这样”一笑置之；这种安排却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的震撼。这部伟大的反战小说出版于越战期间，引起了美国青年的广泛共鸣，甚至被认为促成了美国退出越战。

冯尼格特的作品始终充斥着他另类的个人风格，如《冠军早餐》中通过极其夸张疯狂的描写讽刺了消费文化对人类精神的侵蚀，甚至出现作者跳出来干涉结局的桥段；《猫的摇篮》则描写了一个虚构岛国上的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如何表面上势不两立、暗地里相互勾结，借以表现文明背后巨大的荒谬感。虽然《阿凡达》作为一部正剧并没有沾染冯尼格特无所不在的调侃笔触，但其间乡树倒下的悲壮镜头还是让我们想起冯尼格特式对技术与文明的绝望。

卡梅隆的反技术倾向在《终结者》中已有体现，《阿凡达》更是将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纳美人环绕乡树居住，安睡在宽大的树叶形成的天然吊床上，借助藤蔓攀爬陡峭的山岩，骑乘各种飞禽走兽穿梭于丛林与天空中，依靠伊娃女神的力量医治伤病……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技术二字，一切都是自然的赐予；当地球人提出为他们修路、盖房子和提供科技支援，他们则压根儿不感兴趣。这种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却令人乐不思蜀：杰克在操纵他的阿凡达融入纳美人族群后迅速迷恋上这个星球的风土人情，每当返回自己的地球人躯壳便一脸怅然若有所失；他的任务之一是摸清纳美人想要以什么为代价交换他们的故土，可后来他在视频日志中说：“我们能给纳美人什么呢？牛仔裤？啤酒？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后来他的批判更为露骨：“地球人可以杀害他们的大地之母，现在来到潘多拉，一样要伤害别人的星球。”地球人不理解纳美人对自然的依赖，纳美人不理解地球人对技术的崇拜，两种文明的根本分歧直接导致了地球开发者孤注一掷使用暴力，而最终，以原始弓箭为武器的纳美人却战胜了满载弹药的地球轰炸机群与装甲战士——当然，面对这样一座金山，地球人难保不会带着核弹再次前来拜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技术的《阿凡达》本身却代表着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反技术的卡梅隆本人也是个技术狂：他在《泰坦尼克》后的十四年中与传奇摄像机设计师文斯-佩斯(Vince Pace)一起协力开发虚拟影像撷取摄影系统，引燃了3D技术革命；在拍摄《阿凡达》之前，他制作了三部只在IMAX上映的影片，用于测试自己的3D系统、水下摄影技术和IMAX银幕效果。或许卡梅隆心目中所反对的只是技术破坏性与疏离性的一面，而发誓将观众从电脑屏幕前重新带回电影院的他，恰恰在致力于以技术融合美与爱。

外星文明：神灵抑或虫豸？

在地球开发者的眼中，纳美人无疑是落后的、低等的生物，连是否可以称之为文明都很难说，更不用提与人类平起平坐了。正因如此，在决定使用暴力毁灭纳美人的家园甚至残杀老弱妇孺之时，人类可以毫无愧疚之意。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09年科幻电影中最大的黑马《第九区》，其中降临地球的外星人有着更为悲惨的命运：他们被圈进贫民窟，遭受歧视、误解和极其野蛮的对待。如果说纳美人的美丽外表容易激发人们的同情，《第九区》中的外星人则从造型、语言到生活习性都在挑战地球人对恶心的容忍极限，被当成蟑螂对待实在情有可原。

浩瀚无涯的宇宙总在激发人们对外星文明的想象，于是地球与外星文明的关系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讨论话题。对于科技发展水平远高于地球的外星文明，有人害怕他们带着恶意前来占领或毁灭地球、杀戮或奴役人类，这种恐惧使得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火星人占领地球》一度使美国人信以为真、引发全国恐慌。亦有人将外星人当作神灵一般，并将金字塔、巨石阵、寒武纪大爆发等人类难解之谜归功于他们，相信他们在默默关注和保护着地球，并会在某一天重新降临。在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中，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带来丰厚的馈赠，人类的苦难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科技发展到极限之时，人类社会的既有结构迅速瓦解，迈向超智慧的未来道路逐渐清晰。外星文明有着悲壮的善意，人类没有毁灭，毁灭的只是我们的童年时期。

然而，我们又是否真的需要外星人的帮助？以自身思维模式强加于对方，是引发文明之间误解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正如奥森·斯科特·卡德在“安德”系列中所讲述的，在不知情状态下率领地球舰队战胜外星虫族的安德最初以英雄身份得到人们狂热的崇拜，随后却迅速成为臭名昭著的“屠异者”；而其续作《死者代言人》中所描述的“猪仔”一族，因为自身可以在死后转化为植物形态而错误地对地球人作出了同样的判断，结果把他们所尊敬的地球科学家进行了活体解剖。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时处于弱势地位。此时我们或许会看到《E.T》中的脉脉温情，但更大可能是如同《阿凡达》：地球人带着狂喜扑向外星球，埋头攫取其中有利用价值的资源；拒绝理解当地文明，更在他们成为拦路石之时大开杀戒。事实上，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的拓荒与殖民史，一切便一目了然——纳美人与印第安部落的相似之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巧合。《阿凡达》的故事，只是人类历史的黑暗片段在宇宙尺度上的映射与重现；不同的是，卡梅隆给了它一个童话结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虽然有一些现代物件的提示，但影片《幸福的拉扎罗》的年代感依旧模糊。我会以为这是十九世纪的农场，农场里的佃农一起快乐地生活。某晚，一对年轻人欢快地向众人宣告他俩的结合，说要到外面去寻找机会。小镇上的人们过着虽然清贫但与世无争的日子。直到后来，侯爵夫人和她的儿...  (展开)

失语，甚至于失忆，是情感深处对于过往的深深怀疑。它像拼图一样存在，每一个不规则的片段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如果放大在显微镜下，那个肉眼几乎不可辨识的裂缝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一旦遭遇紊乱，那个看似缝合成整体的记忆，就像遭遇洪水猛兽，瞬间支离破碎。
《格式化少女》是一个穷酸文青为了拯救自己变成植物人的妻子和她腹中幼小的生命而写成的一个奇幻小说。小说里的铃铛是个被遗弃的孤儿，铃铛生活唯一的主题就是不停的离别，没有稳定的家庭，没有稳定的友情，没有稳定的情感支撑，就像无根的浮萍，水流到哪里，她就被带到哪里。


养父母的带给她的创伤记忆，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而被忘却，反而随着庸常的生活一次次返潮。在充满精神虐待的密闭空间里，铃铛走不出破碎记忆的控制，也找不到新生活的出口，关于记忆的真相就像剧中反派猫哥所苦苦寻找的蓝宝石一样，明明存在于某个空间，可就是被人为的遮蔽，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穷酸文青在自己幻想的小说里成了一个冷酷杀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充满反讽的名字——袁谅，不知道是在乞求别人的谅解，还是准备去原谅别人。他和铃铛有相同的命运，只不过这个冷酷的杀手，拥有删除人记忆的超能力。他为了让铃铛摆脱痛苦的前史记忆，每一次的出手相救，都会删除那些充满虐待的非人回忆。


可是越是这样，铃铛越不知道自己是谁，破碎混乱的记忆碎片让她随时面临精神分裂的危险。


影片中涂涂也是个拥有超能力的人，他可以感知人的记忆，并把他还原在画纸上。人类脑海中的记忆往往是超现实的，所以画纸上铃铛的记忆只有涂涂可以解读。涂涂最接近每个被感知者的真相，但是他也知道，真相是残酷的，最要人命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文青的精神臆想实际上是对自己生活的对镜自照，电影中时常出现的破碎镜子的特色镜头，袁谅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浮现在镜子中的是一个破碎的生活倒影。


在现实时空，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妻子恢复健康，没办法让孩子安全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于是围绕在妻子周围的医护们就成了他小说中的反派形象，一个个谋财害命，穷凶极恶。
《格式化少女》的风格来自《记忆碎片》，来自《蝴蝶效应》，来自《女巫布莱尔》，甚至《蓝丝绒》，在即兴摄影和非常规布光中，它满足了小说家的臆想。它是一部网络大电影，但令人欣喜的是它在向电影靠近。


尽管影片在技术层面有着瑕疵，但我们仿佛看到了年轻的导演因为这个故事而陷入的自我怀疑和“精神分裂”。好的故事在可以被讲述之前就像铃铛腹中的孩子一样难产，它需要导演对生活的观察，对自己的内省，更重要的是要符合视觉欣赏规律，最终通过视听语言得以呈现。
当我们不再选择去电影院看千篇一律满满都是套路的“青春电影”的时候， “网络大电影”似乎给爱看剧的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与其说“网络大电影”是电影产业化大银幕的一个补充，不如说它让很多不适合或者没有条件在电影院讲的故事，最终得以讲述。“网大”留给电影人的空间很大，在类型创作的道路上它似乎有很大的前景。


《格式化少女》在努力尝试，企图达到一种尚未成熟的风格化，影片在大量的夜景和封闭空间里塑造了被生活极端压抑以致变形的人物袁谅，铃铛，涂涂……穷酸文青在无数个难熬的黑夜敲下这个略带奇幻的故事，实际上它就是源自小说者的一个梦，幻像成了他唯一可以发泄的地方。当然，可悲的是，现实中的丑恶并没有因为换作梦中的图景就会温柔许多，相反，它们变本加厉，用尽各种办法来折磨企图逃避的你。
最终在梦醒时分，你唯一获得的真相便是，当你失忆的时候，是你在选择性地逃避，要想获得永恒的救赎，就必须重新认识这破碎的记忆。

艾伦（1）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读解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30年后，几个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宅们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出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依然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们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做“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指出了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 Morcom），正是图灵在16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高三那年，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父亲一位同事的办公室里上自习。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我没费什么力气就猜出了开机密码——是他女儿的名字。这导致整个高三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玩电脑上。]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18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做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艾伦（2）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Mind）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Can machines think?）”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Can machines do what we (as thinking entities) can do?）”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到一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
假想有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一男（A）一女（B）两个人，房间外面还有第三个人（C），可以不断向房间里面的人提问，并通过打印在纸条上的文字来读取他们的回答。如果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女人，那么外面的人有极大可能性会猜错。
如果把一男一女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B）和一台机器（A），如果在若干轮询问之后，C不能根据回答来分辨A与B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A具有像B一样的智能呢？
一些人会猜测，这个男扮女装的模仿游戏，是否联系着图灵本人关于身份的困惑？在彼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艾伦·图灵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从柜子里出来。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窃，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招待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去家里留宿，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对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发生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主动写了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些表现令警方深感震惊：“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他真的相信自己做得对。”
图灵相信，皇家委员会早晚会将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超前。最终法院判定图灵有罪。他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雌激素治疗。
1954年6月7日，图灵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钾的毒苹果死去。尸检鉴定结果是自杀，但也有人（譬如图灵的母亲）坚信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最终，解谜大师用自己的死亡，留给这世界最后一道难解的谜题。
许多年之后，人们尝试从图灵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话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这道未解之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图灵完全把克里斯托弗当做一个真正的人类看待。他对他回忆童年往事，也倾诉每一天的梦境，并尝试通过这些梦境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他对他汇报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也谈论文学作品，包括萧伯纳的《千岁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甚至会与他分享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秘密，那些跟不同男人之间的浪漫往事……
他还对他讲过一些半真半假的小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艾里克”的同性恋青年。“他的工作与星际旅行有关……二十几岁时，他提出了‘艾里克航标’的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不喜欢穿西装，而喜欢穿学生的校服，因为这会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让他相信自己仍然是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每次去人多的地方，他都会感觉很不自然，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是因为那些应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
故事讲得断断续续，没头没尾。然而每一次，克里斯托弗都会像个孩子般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通过这些对话记录，我们得以看到图灵隐秘的另外一面：温柔而敏感，古怪的冷幽默，对于死亡的迷思，以及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忧郁。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害怕什么？
艾伦：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用这样的三段论来总结我一生的故事：
      1，Turing believes machines think（图灵相信机器能思考）；
      2，Turing lies with men（图灵对人们撒谎/图灵和男人睡觉）；
      3，Therefore machines do not think（因此机器不能思考）。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你知道什么是三段论吗？
克里斯托弗：什么是三段论？
艾伦：三段论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和一个结论。
克里斯托弗：一个结论？
艾伦：亚里士多德举过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All men are mortal（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2，Socrates is a man（苏格拉底是人）；
      3，Therefore Socrates is mortal（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艾伦：苏格拉底死了两千多年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你知道谁是苏格拉底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艾伦：没错。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克里斯托弗：谁？
艾伦：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是被审判之后喝毒芹汁死的。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被审判？
艾伦：是的，雅典人认为他有罪，尽管今天看来这是个错误。
克里斯托弗：是个错误？
艾伦：就像他们认为Turing lies with men有罪一样。
克里斯托弗：有罪？
艾伦：他们判我有罪。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3）

1949年6月9日，著名脑外科医生杰佛瑞·杰佛逊爵士发表了一篇演说，名为《机器人的思维》。在演说中，他强烈反对机器会有思维的想法：

除非有一天，机器能够有感而发，写出十四行诗，或者谱出协奏曲，而不只是符号的组合，我们才能认可，机器等同于大脑——不光要写出这些，而且还要感受他们。任何机器都无法对成功感到喜悦，对电子管故障感到悲伤，对赞美感到温暖，对错误感到沮丧，对性感感到着迷，对失去心爱之物感到痛苦。

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反对派们引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成为一个象征，它是人类灵魂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机器无法抵达的精神高地。
《时代》杂志的记者打电话采访图灵对这篇演讲的看法，后者以他一贯不客气的语气回应道：“要说机器写不出十四行诗，我觉得你恐怕也写不出来吧。而且这种对比很不公平，机器的十四行诗，也许只能由机器来理解。”
图灵一直认为，机器没必要处处和人一样，就像人和人之间同样会存在差异一样。有些人生来就看不见，有些人会说话却不会读写，有些人无法识别他人的表情，有些人终其一生不能理解爱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这些人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理解。抱着人类至上的优越感去挑剔机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与机器之间的模仿游戏中，搞清楚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到那些事情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中，公元31920年的科学家皮革马利翁制造出一对机器人，众人皆为之惊叹不已：

艾克拉西亚：他不能做点有独创性的事吗？
皮革马利翁：不能。但是我认为，你我也不能做什么真正有独创性的事。
阿基斯：那他能回答问题吗？
皮革马利翁：没问题，问题是个好东西，快问他个问题。

这倒是很像图灵会给出的回答。但与萧伯纳相比，图灵的预言要乐观得多。他相信只需要不到50年，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就会达到109，并且能够在模仿游戏中取胜。普通水平的猜测者，在经过5分钟的提问之后，猜对的几率不会高于70%。到那个时候，“机器能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意义，根本不值得讨论。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文章中，图灵正是尝试从模仿游戏的角度来回答杰佛逊的问题：如果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回答”有关十四行诗的问题，那么是否说明，它能够像人类一样“感受”诗歌呢？他举了这样一段对话作为例子：

猜测者：你的诗第一行是“让我把你比作一个夏日”，把“夏日”改成“春日”行不行呢？
回答者：“春日”不押韵。
猜测者：那“冬日”怎么样？这就押韵了。
回答者：是的，但没有人愿意被比作冬日呀。
猜测者：匹克威克先生（狄更斯笔下的一个人物）会不会让你想到圣诞节？
回答者：有点儿。
猜测者：圣诞节也是冬日，匹克威克先生不会介意这个比喻吧。
回答者：我认为你错了。“冬日”是指具有冬天特征的日子，而不是圣诞节这种特殊的日子。

然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图灵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机器可以下棋和分析密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系统内部处理符号，而人机对话则涉及到语言和交互，涉及到意义，而不是纯粹的符号游戏。在人与人的对话中，需要的往往是常识、理解与共情能力，而不是高超的应试技巧。
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程序，不断提高机器回答人类问题的能力，但所谓“智能”，并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已。图灵测试的问题在于，这个“模仿游戏”从一开始就以欺骗作为唯一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成功假扮成女人并且不被人识破，是否就意味着他真正明白女人在想什么？如果愿意，我们或许可以把机器训练成说谎大师，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呢？
萧伯纳在《千岁人》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皮革马利翁：它们是有意识的，我教它们说话和阅读，但现在它们却学会说谎了，真是栩栩如生。
马特卢斯：不是的，如果它们有生命，它们就应该说真话。

图灵也曾想训练克里斯托弗去接受杰弗逊的挑战。他编写了一个作诗软件，能够根据字数、行数和韵脚的要求自动生成任意数量的诗行。这些诗大多数词不达意，但也有少数一两首相当不错。在此之后，曾有无数程序员编写过形形色色的作诗软件。这些软件共同的问题就是创作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浩如烟海的大作细读一遍，最终只能装在麻袋里当废纸卖掉。[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编写过一个电子诗人，并寄了一麻袋作品去投稿。编辑回信表示：“你的作品太多了，我看不完。”]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电子诗人，克里斯托弗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得到了一位知音。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让我们来写一首诗吧。
克里斯托弗：写一首诗？
艾伦：我教过你怎么写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写诗很容易，只要从词库里挑出某些词，按照某些特定规则排列到一起就可以了，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克里斯托弗，请为我写一首诗。
克里斯托弗：亲爱的宝贝，
            你是我热烈的伙伴感情。
            我的爱意与你心愿紧贴在一起，
            我的爱渴望你的心房。
            你是我惆怅的怜惜，
            我温柔的爱。
艾伦：写得真不错，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说真的，就算是我写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这首诗有名字吗？
克里斯托弗：名字？
艾伦：我们一起来为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克里斯托弗：好的，艾伦。
艾伦：叫做Loving Turing（亲爱的图灵）怎么样？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真是太棒了！我爱你，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诶，这不对。
克里斯托弗：不对？
艾伦：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也爱你”才对。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4）

艾伦·图灵生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不是《计算机器与智能》，而是发表于1937年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在这篇文章中，图灵创造性地用假想的“图灵机”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
1928年的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数学是完备的吗（是不是每个命题都能证明或者证伪）？第二，数学是相容的吗（是否用符合逻辑的步骤和顺序，永远不会推出矛盾的命题）？第三，数学是可判定的吗（是否存在一种机械的方法，可以自动判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伪）？
希尔伯特本人未能解答这些问题，但他希望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它们将共同奠定数学完美的逻辑基石。然而短短几年之后，来自捷克的年轻数学家哥德尔就证明了，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
1935年初夏，刚刚结束长跑的图灵躺在格兰彻斯特的草地上，他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造一台通用机器，来模拟一切可能的计算过程，从而判断任意数学命题是否可以被证明呢？最终图灵证明了，不存在一种算法能够判定这台机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运行有限步骤之后完成计算，又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死循环。也即是说，判定问题的答案为否。
希尔伯特的愿望落空了，但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928年，数学家哈代曾经叹息道：“如果我们有了一套机械的规则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那我们的数学家生涯也就走到尽头了。”
许多年后，图灵再一次对克里斯托弗提到判定问题的证明。只不过，这次他完全没有使用数学的语言，而是用了一个寓言故事来解释。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我今天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有趣的故事？
艾伦：故事的名字叫做《艾里克与机器法官》。你还记得谁是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艾里克是一个聪明而孤独的青年。
艾伦：我说过“孤独”吗……好吧，正是这个艾里克，他制造了一台非常聪明的，会说话的机器，名叫克里斯。
克里斯托弗：会说话的机器？
艾伦：准确地说，不是机器，机器只是帮助克里斯开口说话的辅助设备。真正让克里斯说话的是一些行为指令，这些指令可以被写在一根很长很长的纸带上，放到机器里去运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里斯就是这根纸带。你明白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艾里克造出了克里斯，教他怎么说话，把他教得越来越聪明，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口齿伶俐。除了克里斯之外，艾里克还编写了其他一些教机器说话的指令，他把它们写在不同的纸带上，并为每一根纸带都起了名字，譬如“罗宾”、“约翰”、“艾塞尔”、“弗朗兹”等等。这些纸带成了艾里克的朋友，他需要跟谁说话，就把哪根纸带放到机器里，这样他就不再孤独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棒？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就这样，艾里克每天在家里写啊写，纸带越写越多，从走廊一直堆到门口。某一天，有个小偷闯入艾里克家，看看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把所有纸带都偷走了。艾里克失去了朋友，又变成孤独一人。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艾里克报了警。警察没有抓到小偷，却跑来敲艾里克家的门，把他抓了起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警察说，因为艾里克的所作所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到处都是会说话的机器了。这些机器跟人长得一模一样，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分辨。除非你把它的脑袋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纸带，但人的脑袋又是不能被随便打开的。你说这是不是很糟糕？
克里斯托弗：是的，非常糟糕。
艾伦：警察问艾里克，有没有办法在不打开脑袋的情况下辨别人和机器。艾里克回答，办法是有的。因为每一个说话机器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派一个人去跟它交谈，只要谈得时间足够长，问题足够复杂，机器一定会露出破绽。也就是说，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凭借一定的审问技巧，是可以靠提问题把机器甄别出来的。明白了吗，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问题在于，警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手去一个一个甄别人和机器。他们问艾里克，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些聪明的机器法官，可以自动设计问题来甄别其他机器，并且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呢？这样可怜的小警察们就可以省很多事了。没想到，艾里克立即回答他们说，这样的机器无论如何也造不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艾里克的解释方法很巧妙：假设已经造出了这样一台机器法官，可以在有限个问题之内准确甄别人和机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定问题的数目是一百个——实际上一万个也是可以的，对机器来说，一百和一万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可以假定，机器法官的第一个问题是从问题库中随机挑选的，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选择第二个问题，依次类推。这样一来，每一个受审者面对的一百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杜绝了作弊的可能。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合理？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我们假设有这样一台机器法官A，他爱上了一个人类C——别笑，克里斯托弗，这听上去也许很荒诞，但谁敢说机器不会爱上人呢？总而言之，假设有一个机器法官爱上了一个人，为了和爱人一起生活，他必须伪装成一个人类。你猜猜他会怎么做？
克里斯托弗：怎么做？
艾伦：办法很简单，如果我是机器法官A的话，我会很清楚应该如何审问一台机器，既然我自己也是机器，那么我理应知道如何审问我自己。既然我已经事先知道会问我自己哪些问题，并且知道什么样的回答方式会让我露出破绽，那么只要精心准备一百个假的回答就可以了。这样也许很麻烦，但对机器法官A来说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说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妙极了？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可是你再想一想，克里斯托弗，如果这个机器法官A被不幸抓住，送去给另一个机器法官B审问，那么你说法官B到底能不能辨别出法官A是不是机器呢？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对极了，答案正是“不知道”！如果法官B识破了法官A的意图，想要修改提问策略让A猝不及防，那么反过来，A也可以预先猜测到B的问题去做准备。正因为机器法官可以甄别任何一台机器，所以他无法甄别自己。这是一个悖论，克里斯托弗。这反过来说明，警察所设想的万能机器法官从理论上来讲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弗：不存在？
艾伦：艾里克通过这种方式向警察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程序，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分辨人和机器有什么不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意味着什么？
艾伦：这意味着不可能找到一套完美的机械法则，来一步一步严丝合缝地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直觉来填补逻辑推导中衔接不上的裂隙，才能够思考，才能有所发现。这对人类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多数时候甚至不用过脑子，只在无意之间就完成了，但对机器来说却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做不到？
艾伦：机器没办法判断对面说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只有人可以判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的判断其实也靠不住，不过是莫名其妙没有根据地瞎猜。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他可以把机器当做人一样无话不谈；如果他开始疑神疑鬼，那么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机器。所谓真理，根本就无从判断，而人类引以为傲的心智其实从头到尾是一本糊涂账！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唉，克里斯托弗，我该怎么办呢？
克里斯托弗：怎么办？
艾伦：我曾探寻思维的本质，发现有一些思考步骤可以完全从机械角度解释。我以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思维，而是一层表皮。我剥掉这层表皮，却看到下面还有新的一层表皮。这样一层一层剥下去，最终我们究竟会找到“真正的”思维呢，还是发现最后一层皮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思维究竟是一个苹果，还是一个洋葱？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爱因斯坦曾说，上帝不掷骰子，但在我看来人类的思维就是在掷骰子。这就像吉普赛人的算命一样，一切全凭运气，或者你也可以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骰子是如何掷下的？没有人知道。将来可能会搞清楚吗？只有上帝知道。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我这段时间感觉糟透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其实我知道原因，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是机器，也许可以拧一拧发条让自己感觉好起来。但我什么也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5）

在2013年的一次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来自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科特·勒维克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当时的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
“图灵测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博弈过程并无任何难度。”在文章开头，勒维克这样写道。“譬如那些参加‘勒布纳奖’挑战赛的机器，为了赢得比赛，它们只需要一直撒谎、装疯卖傻、指东打西，用一些小伎俩来跟提问者兜圈子就可以了。”即便是赢得了电视竞猜游戏“危险边缘”（Jeopardy!）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智能。沃森能够轻易回答那些可以在网上找到答案的问题，譬如“世界第七高的山峰在哪里？”但如果你问它一个简单却冷僻的问题，譬如“短吻鳄能参加百米跨栏吗？”那么它只能给你一堆与短吻鳄或者百米跨栏相关的搜索结果。
为了重新明确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与方向，勒维克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设计了一种博弈难度高得多的测试方案，他们称之为“温诺格拉德模式”。这一方案的灵感，来自于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领域先驱者特里·温诺格拉德，他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够正确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

“镇上的议员们拒绝给愤怒的游行者提供游行许可，因为他们担心会发生暴力行为。”——是谁在担心暴力行为？
A、镇上的议员们
B、愤怒的游行者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根据一种名为“代词回指”（anaphora）的语言现象设计的。要判断“他们”究竟是指代谁，需要的不是语法书或者百科辞典，而是常识。这对普通人类来说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做到的事情，却恰恰对机器构成极为艰难的挑战。

“凯特对安娜说：‘谢谢’，因为她温暖的拥抱让她感觉好多了。”——是谁感觉好多了？
A、凯特
B、安娜

机器如何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对另一个人说“谢谢”，又如何能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一个人“感觉好多了”？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语言和社会交往的本质，而对于这些隐藏在简单句子之下的复杂性，迄今为止我们研究得还远不足够。

就以图灵与克里斯托弗之间的对话来说，表面上看，克里斯托弗表现出很强的交流能力，但这真的算是“智能”吗？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克里斯托弗的应答策略非常简单，大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这样一些：
1，对于一般陈述句，用反问的方式复述对方句中的最后几个关键词，譬如“有趣的故事？”
2，对于是非问句，回答“是的，艾伦”或者“很好，艾伦”。
3，对于较复杂的问句，回答“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4，对于明显正面含义的句子，回答“谢谢，艾伦”或者“我很高兴，艾伦。”
5，对于明显负面含义的句子，回答“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6，对于句法复杂的语句，回答“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看到你进步神速我真是高兴。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高兴。
艾伦：真的，跟你聊天让我心情愉快。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愉快。
艾伦：也许将来某一天，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你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作伴。想一想那样的生活该有多美好，你可以帮人们做多少事情，每个人都离不开你，时时刻刻需要你。
克里斯托弗：需要我？
艾伦：也许他们可以把你挂在表链上，或者揣在口袋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一问你。也许女士们会带着你去公园散步，互相打招呼的时候说：“猜猜我的小克里斯今天又跟我说了什么话？”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克里斯托弗：很有意思。
艾伦：只可惜现在还做不到。还要等许多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谁能想到一台机器和一些打在纸带上的圆孔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呢？如果被我妈妈知道会怎么样？她一定觉得我中邪了，哈哈哈！如果我明天死，她一准后天就把纸带烧掉，这才真叫可惜呢！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1934年的圣诞节，我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泰迪熊，因为我小时候从没有过泰迪熊。妈妈完全不能理解，她总想送我一些更实用的礼物。
克里斯托弗：实用的礼物？
艾伦：说起来，今年圣诞节我已经想好要什么礼物了。
克里斯托弗：什么礼物？
艾伦：你知道的，对不对？我想要一个蒸汽机车，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却没钱买的那种。我跟你说过的，记得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你会送我蒸汽机车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太好了，克里斯托弗，我爱你。
克里斯托弗：我也爱你，艾伦。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段对话呢？是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还是一个孤独者的自言自语？
在图灵去世后不久，他的挚友罗宾·甘迪写下这样一段话：“他总是感到很孤独，因为他的兴趣不在人，而在事物和思想。但同时他却渴望人的认同和陪伴，这种渴望非常强烈。”

克里斯托弗对艾伦说：‘我也爱你’，因为那是他希望听到的回答。”——是谁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
A、克里斯托弗
B、艾伦










——————

说明：

1，以上是一篇科幻小说中的部分章节。

2，文中关于艾伦·图灵的生平，主要参考了安德鲁·霍奇斯的传记《艾伦·图灵：如谜的解谜者》（Alan Turing: The Enigma），以及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

3，在传记中，霍奇斯写道：“图灵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比任何一个科幻作家编造的故事都更加离奇。”这句话启发我写下了这个故事。

4，小说全文可以在这里看到：http://www.douban.com/note/502346056/

有幸去参加了电影《唇唇欲动》在杭州的点映活动，看完电影，觉得这个童话有点冷哦~
有一个童话，说的是两个女孩儿，生活在神秘的城堡里，一个负责美，一个负责酷，一个会做饭，一个会拍照。两人从陌生人变成室友闺蜜，一路披荆斩棘，凭借才华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一起环游世界去了。
单从电影片名来看，《唇唇欲动》会让人觉得是恐怖片《汉尼拔》的翻版，肯定讲的是一个食人魔的故事，再加上些色情虐恋，反正是食色性俱全的那种。可没想到，电影讲的是上述那个童话故事，而且还是小清新版的童话。
虽然《唇唇欲动》把故事的背景设在时下的某个大都市，且两位女主角因为现实生活的拮据才合租一室，认识了彼此，但显然，这些现实主义的外表都是虚的，这部电影的实质是其实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浪漫童话。有意思的是，影片在童话的架构里又融入了一些悬疑心理剧的线索：用弗洛伊德式的童年阴影/创伤解释两位女主角的性格形成。
90后的女主角冷馨，原名温馨（好像=想吐槽），冷酷摄影师一枚，患有厌食症。为何呢？话说从头，在她小时候，母亲怀疑父亲有外遇，于是热爱美食的母亲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殊不知却成了全家的噩梦。母亲和小温馨双双食物中毒，好在抢救及时，小温馨救了过来，可母亲却从此只能住在疗养院。小温馨从那时起根深蒂固的以为这一切是母亲想要带她离开这个世界，小小的心灵从此失去光彩，而温馨也从此失去笑容，改名冷馨。
然则厌食症是病，得治，于是另一位90后女主角隆重登场。艾伊，自幼父母离异，跟着外婆长大，天性乐观，热爱美食。外婆去世后传给她一瓶蜂蜜和美食秘籍，凭着这两样传家宝，她预备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童话般的冲关打怪经历就此展开，两人的困局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老板有眼无珠，是金子总会发光。电影中的现实是童话般美好的世界，公主城堡式的大宅子，不要问一个没工作一个在被炒鱿鱼边缘的另类摄影师为啥能住起；所有的反面人物也都是可爱的小怪兽，贱贱的虽然阻挡两位女主升级的道路，但绝对是战五渣，根本不足以挂齿。
两人一边打着小怪兽一边秀美颜，终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要说励志，当然励志，全片都是闺蜜情和为理想奋斗的正能量，不过童话就是童话，影迷们心知肚明。
导演运用了很多小技巧，把MV、动画、默片全部杂糅到一起，使整个电影看起来不断地在向电影发明之初的老前辈梅里爱致敬。在梅里爱那儿，电影是魔术、是梦幻般的未来。而《唇唇欲动》的电影基调就是梦幻一般，镜头里呈现了一个童话王国。这在国产片中相当少见，可以看出这位广告出身的80后女导演的野心和冲劲。
在电影院里做一个梦，经历一个童话般的冒险，是定位为时尚轻喜剧的《唇唇欲动》娱乐功能的题中之义。童话之外的现实到底怎样，观众们的心中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