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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的法国康康舞音乐正在响起，男人和女人们面带微笑激情地起舞，这是生活？这是文明？这是语言？为什么在翩翩起舞时男人倒下女人惊愕？是不是最后是猝然而至的死亡？

这是最后的影像，黑白的世界里没有色彩，或者黑白就是最后的色彩，二元论，就如一种生活、文明和语言的生与死，倒地而死，便如时间拉向了最后黑屏的终结。而在这之前，传来的是戈达尔的咳嗽，一声咳嗽，两声咳嗽，三声咳嗽，那前面的句子却已经完整地讲出：“一切必然会留有一个乌托邦，期望的田野会更广阔，正如过去不可更改，我的期望也不可更改。”寻找永恒的乌托邦，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时间的进程一样不可遏制，在这希望的世界里，戈达尔是充满激情的，也正是在激情的表达中，在提升的音量中，他却被咳嗽打断。

康康舞是一种激情，对于希望的确定性是一种激情，但是康康舞的舞者却倒地而望，乌托邦的言说者却咳嗽不止，死亡和病态的结尾在预示着什么？那个电影里女人的声音在戈达尔之前就已经说出了该说的话：“当我自言自语时，我的艳遇军事他时我自言所用之语。”自言自语便是自言自语，它不需要高亢的声调，不需要激情的展现，甚至不需要变成他人的乌托邦，所以咳嗽和死亡仿佛在破坏自言自语，破坏那个自足的言语世界。

破坏来自哪里？这是最后一部分：《中心区：幸福的阿拉伯》，幸福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历史，存在于想象？“东方人更具有哲思，每个人都是哲学家。”不论是沙漠还是海洋，不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阿拉伯就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外人眼中的山水风景，“在遥远的下方，有千万层的海浪，从空中俯瞰，仿佛一动不动。”但是戈达尔却用“失乐园”来注解这个神秘的世界，“他们原本有激情，现在却在杀害自己。”就像是躲在洞中的知更鸟，在飞出去的那一刻说出了预言：暴风雨就要来了。

于是，知更鸟死去，于是，鱼的身形消失了，于是，北方的大海上是一排排的鳄鱼，南方的海面上是像蚊子的渔船，于是，阿拉伯成为遗落的花，“蛮夷部队向迦太基进军。”历史的号角成为现实的一种隐喻，而那破坏的力量，那如鳄鱼和蚊子密布在海面上的船只，便从西方行驶到东方，便摧毁了这里的幸福，便征服了这里的乌托邦。“物种大灭绝之后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人破坏环境，穷人摧毁资源。”富人和穷人，截然划分出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截然独立，就像东方和西方，就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在多法开展颠覆性活动是不可能的，除非用炸弹。”戈达尔如此讲述这个城市的命运，谁必须用炸弹？炸弹炸毁的是谁的世界？其实不是关于富人和穷人的对立，他们的后面有另一双手，那就是：统治者和服从者。卡蒂姆，是戈达尔反复说起的一个名字，他痴迷于权力，建立起统治，但是最后依然被“反革命”赶出了城市，只能逃离而避难。而反革命呢，当他们通炸弹驱赶了统治者，自己反而成了另一个当权者，“革命并不重要，一切皆有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可能的意义上最后都变成了炸弹，变成了恐怖，变成了毁灭。

“梦想成为浮士德，何必梦想成为国王？”但是，在这个本是幸福的阿拉伯，这个远方的乌托邦，为什么只有国王而再没有浮士德？依然是权力，依然是征服，蛮夷军队向迦太基进军，是不是也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次进攻？阿拉伯的世界似乎再没有古兰经，再没有千万层的海浪，再没有古老的东方哲学，只有石油，只有利益，只有政治家的野心——所以，阿拉伯的故事，在戈达尔那里找到了罪恶的源头：道德错误和国家罪行，而这个源头不仅对于东方文明是一种戕害，对于西方文明一样是一种摧毁。

这是第五部分，从一到二再到三到四，仿佛伸出了一只手，而戈达尔就是用一只手来书写这本《影像之书》，““我们要制作一部电影，其中有五个手指，然后，五个手指在一起成了什么，一只手。”一只手是书写的手，是阅读的手，是放在神面前忏悔的手，是指挥进军另一个世界的手，但是一只手，也必须是创造我们新的乌托邦的手。五个手指的手，其实在多元意义上实践着戈达尔的“影像之书”。他先是将一只手分开，五个手指对应着五个主题，它们是“就像一场暴风雨”的战争，它们是“圣彼得堡的夜晚”的文明，它们是“铁轨间盛开的花，游走在迷惘的风中”的侵袭，它们是“法的精神”的缺失，最后是“中心区：幸福的阿拉伯”的“失乐园”。

一只手就这样被伸出来，但是这只手一定是带着鲜血，带着暴力，带着死亡，“天堂只能由血来抚慰。”爆炸，大火，杀戮，那些在战争中的镜头却在现实里发生了，世界似乎正进入新的恐怖，“谁能想象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白死了吗？”从影像里发出的声音，其实是在寻找现实中的答案，“没有什么比文本更容易放入书中，如果将现实放入现实里呢？”戈达尔就是这样在命名这一部“影像之书”——不是关于电影中的暴力，不是影像有关的死亡，而是在现实里打开书。所以电影从来不是完整的，它被切割，被分离，被转换，画幅在改变，色彩在改变，而所有的改变都是在现实中发现艺术的另一种可能：“每一个世纪缓慢进入下一个世纪，一些人转换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把后者叫做艺术。”

一种可能，是关于艺术的突围，但必须先“把现实放进现实”，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手指把现实放进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戈达尔看来，唯一的视角就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圣彼得堡的夜晚正在举行舞会，男人们和女人们戴着面具，穿着华丽的衣服翩翩起舞，但是一边是和平，一边是战争，这是征服的夜晚，这是沦落的夜晚，法国大军正浩浩荡荡向着圣彼得堡而来；里尔克吟咏着铁轨间盛开的花，华沙的火车正开往圣彼得堡，但是这一列火车运载着文明，还是装载着征服的权力？巴斯特·基顿也是开着“将军号”在美国的大地上驰骋，一种文明，其实在影像之外，变成了扩展的权力——而在西方国家眼中，疾驰而来的火车带来了希望和苦难并存的时代。

所有人，翠绿色，在夏天，尊贵的，火焰，秋天和冬天殆尽，在春天将会开花，再一次……断断续续，时间的更替，不是完整的希望呈现，有人奋力爬过铁轨，只为不让自己受伤的身体被火车压过；有人用石子扔向火车，一种渺小力量的对抗；一个女孩说“火车来了”，另两个小孩却等不到要等的人；暴风雪中的火车碾过了平整的道路，向着未明的方向驶去……火车是文明，火车开启了新时代，火车也碾压了道路，打破了寂静，甚至制造了血和暴力——纳粹押着犹太人的不是那列火车？

在西方国家眼中，在西方的文明里，在现实里的现实就是残酷的暴力，就是毁灭，那个孟德斯鸠在书中所说的“法的精神”在哪里？一种质疑是因为法只不过是当权者的法，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法，所以世界早就被截然分开：当权者和服从者。“欧洲人的行动是欧洲人自己做的。”那些强奸幼女的行为是谁干过的？那些弑杀父母的罪恶是谁带来的？而残酷的更在于：“监狱属于法院”。所以一种质疑，是一种否定：欧洲没有同一的道德原则，其上伴随着种种污秽而飘扬，社会是建立在共同犯罪基础上的。

这是戈达尔对于罪恶的书写，那一只伸出的手里沾满了鲜血，及至最后一根手指，也是幸福阿拉伯的一种沦落，爆炸声总是此起彼伏，哭喊声总是此消彼长，现实里的现实之书，是一只手的罪恶。但是，手之存在，除了创造铁路和火车式的文明，除了拿着武器制造爆炸，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就是书写戈达尔心中真正的“影像之书”：电影，艺术，需要的是手的劳作，需要的是手指的信仰，画面，声音，音乐，绘画，属于艺术世界的一切，都和手有关。

“世界上的大师应该小心贝卡施妮，因为她需要安静。”漫画世界里的那一个手指，正放在嘴唇上，这是言语的开始，然后放在圣经上，这是信仰的符号，下面是一本书，一本需要书写的书，需要翻开的书，需要重建秩序的书，需要用影像构建的书。“安妮-玛丽很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叫《言语的影像》，言语是单数，影像是复数。”在戈达尔看来，其实影像之书才是真正单一的书，里面不是有谎言、暴力、血腥和权力构筑的复数之书，而是单纯的单数之书，就像布莱希特所说：“只有语言的片段才带着真实性的痕迹。”所以当词语变得零碎，当言语失去了整体意义，影像却有了重建秩序的可能性。

而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反叛，大仲马正是写出了那一个阿拉伯，才让西方人在书中找到了通行证；马克思恩格斯说“尤格·苏是个瞎子”，是因为他用复数的言语虚构了另一个世界，还有巴尔扎克，“用变形的语言迷惑了我们”，所以戈达尔说，“一定要改革”——不是用枪炮征服式的所谓革命，也不是用炸弹制造的反革命，是用零碎的语言，单一的影像，构筑一个真正属于艺术的世界，就像那个女声所说的“自言自语”，只有“自言所用之语”才是自己的，才是唯一的，才是单纯的，所以一只手也是整体的单数，就像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开始说话，放在神的面前看见信仰。

“仙女的五指共同组成了一双手，人类的处境必须使他们用手来思考。”是的，一只手曾经在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里残忍地割开眼珠，一只手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里制造变态的暴力，一只手在格斯·范·桑特的《大象》里扣动过罪恶的枪，它们都是影像里的手，但那只是机械的手，被权力控制的手，被恐怖劫持的手，所以在最后康康舞的猝死之后，在不间断的咳嗽之后，病态就应该终结了，而唯一指向未来的影像之手，就是从那个黑暗世界里朝向真理的手，“我们一直思索如此鲜艳的色彩如何能在黑暗中孕育而生，微弱而温和的话语在梦境中响起，讲述着一些重要的、惊奇的、深刻的真理，影像与话语，就像暴雨夜中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