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早上偶然看了这部记录片《藤子·海敏的时间》，感觉很幸运能看到这么优秀的电影。会画画的女钢琴家藤子·海敏小姐说：“我一直觉得自己16岁（但快要100岁了）”“去了天国后应该永远都是快乐的，但我也需要悲伤调和，这样才美。”“爱动物胜于人。人类小时候是很可爱，但13、4...  (展开)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 公号ID：ttyingtan 作者：甜茶 转载请注明出处 今年，2020年。 距离2017年7月，已过去整3年。 为什么这么算？这是我等一部作品的时间。 这期间，我想过无数可能性： 制作组断资、解散；制作计划搁置、夭折。也曾想过它或许没有机会面众，又或者需要等待更...  (展开)

《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讲述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该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

看着这个纪录片，有一种被洗礼的感觉··
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的精致，允许我用精致这个词语。。

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少看那么一点点美剧韩剧，看看我们的文化历史，你会被一群人打动，你会被很多东西所感动，你会为自己的祖国有这么多的传承和精神感到骄傲。

同时，你也会心疼那些师傅们，会担忧这些技艺的传承，
也会被他们所征服，他们日复一日的做着这些枯燥的事，但是，有的确是对技艺传承的坚守，对祖国文化的坚守。

所有的古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也代表了创造出它的人的心血，它承载了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报以敬畏之心。

现代人，都追求的物质生活，在这些古物和古物的修缮者身上，我看见了不一样的东西在闪闪发光···

理智与情感：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

passionfly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要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根据金·巴克(Kim Barker)回忆录《The Taliban Shuffle: Strange Day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改编，当时的她是一名战地记者。本片主要展现了2004年-2006年，战地记者群体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生活状态。影片的类型被定性为战争/喜剧，怎么看本片的这两个类型。首先，《威士忌、探戈、狐步舞》算不上是战争片，只能说战争是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另外，本片也算不上是喜剧，相对来说，本片在处理一些比较沉重话题时采用了回避的处理方法，这就算是本片所谓的喜剧定位。既然是改编自人物的真实经历，大可将本片当成传记片来看待。
       虽然只是展现了人物短短3年间的变化，即便是最重大的转接也不足以勾勒一个人物人生的轨迹。不如那些像《米尔克》这样的电影更像是传记片，但是也不妨碍将本片当成传记片来看，那112分钟展现的三年权当是生命长河中的一个片段吧。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要当成传记片来看，因为在所有电影类型里面，它的虚构成分是最低的。虚构占比与影片质量并无任何关联，也不是评判的标准，影响的是观众的评判标准。指导一部喜剧片或者战争片的剧情创作法则，有可能是陈旧的三一律，有可能是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规则，以及其他在专业教材上都能找到的风格规范。本片的高潮部分，“戏肉”是什么，是成功营救被绑架的苏格兰摄影师么？有一点像，实在谈不上。
       可能大家生活中也体验过这种感受，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确实发生了。我们认为有一些电影里面的情节很精彩，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画面，常常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创作者匠心独运、独具慧眼；二是四个字，“有发生过”。你信神、信佛、信天也好，或者你只信或然率，“有发生过”胜过所有电影创作上的金科玉律。观看传记片，时间是唯一的线索，是可考据的维度，让你不足以在混乱散漫的零碎场景画面中失去了耐心，混乱了思维。
       全片围绕着常态与非常态这个命题来展开，一开始提到的有趣理论4-10-4，它指的是一个女人在自己国家只有4分，到了其他国家变成了10分，但是她一旦回到自己的国家又会变成4分。乍看起来，像是对女主角的一种嘲笑，想想她并没有损失，不是还有曾经提升到10分的机会么。问题大概会出现在，这个女人到了别的国家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提高到10分的水平，甚至是等她回到自己的国家还以为自己是10分。战地女记者KIM来回于战地与和平地之间，游走于两者之间，切换着这种常态与非常态。她虽然奋力营救出苏格兰摄影师，这个她在阿富汗的情人，但是在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离开，要回到纽约或者华盛顿。Because I think there's plenty of good work to be done in the real world,and the kabubble is well-established.I just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before it's too late.I started to feel like this was normal.
      在常态中，KIM感受到自己一直原地踏步，就像那台在健身房的运动器械。于是，KIM接受挑战，来到这个非常态的地方，寻求突破自己。为了这种刻意的自我突破（不刻意确实也难突破），她就像她的本地工作伙伴Fahim口中的瘾君子，上瘾至不可自控不顾险境。KIM确实在非常态中获得了突破，但是那样的突破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她再也没有在电视上露过脸。也就是说，KIM在非常态中也达到了那个在常态的效果，她没有再前进，这也就是她所说的normal，当非常态变成了常态，它还能算是“非常态”么，这样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环境的意义。于是她回到了那个常态的环境，将常态的地理环境，变成了自己事业上的“非常态”环境。影片最后，KIM作为新闻主播出现在电视屏幕，她与远在他方的摄影师同屏，虽然你可以认为这是下一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不过这大多与爱情无关，这个画面的意义在于两条平行线交接的一点、硬币落地站住的一刻、常态与非常态正好打了一个照面。

作者：cherie chik
公众号：wordshowu
日期：201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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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电影结束时屏幕上打出的字，献给所有的外婆！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献给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

    有关冷暖温情的韩国生活片总能在我心底留下有形有状的印迹，看过要回味，回味时又会沉浸其中。我一直是电影画面里生活细节的忠实粉丝，不仅在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就连瓶瓶罐罐儿的小道具都能激起我心底无限遐想。尤其在无法张扬青春，设法要隐藏鱼尾纹的当下回首。

    像《爱.回家》这样的生活艺术片，在日韩电影界已作为颂扬民族文化的一股通俗叙事风存在于主流或非主流的映画环境中，其性格忽略票房的压力，无视电影语言的实验目的，也不在乎得奖与否，单纯为叙述清楚电影人的思想，映照观看者的记忆而作。也有着孜孜不倦探索并继承其风格的影视人，充满热情地不断呈现着一部部只为记录努力生活的人们的影视作品。

    韩国女导演李廷香应属这类影视人，从银幕长篇处女作《爱情倒后镜》到《爱.回家》，再到今年将要上映的《今天》，作品并不太多，但从她选材与拍摄角度都可明显感受到她迷恋生活寄情于普通人的执导风格。又稍区别于凛冽残酷的电影新浪潮，无论温暖，还是冰冷，力求客观贴近现实的原则决定了她的电影画面多了更多自然随和的韵味。

    可以说，电影《爱.回家》传达的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亲情，其实也不够确切，就像总结一段生活，很难说它是成长中一堂教育课，还是记忆库里刻录下的甜蜜，总归包含着各色各异的酸甜苦辣。

    就像坐上火车，再换成公共汽车，最后盘绕一圈圈的山路，与妈妈一同走向外婆家的记忆。那回外婆家的路，被踩进去的是妈妈感受到安全的甜蜜，又一定是妈妈被生活折腰需疗伤的复杂心情。而在妈妈露头现尾的短少镜头中，不考虑外婆与外孙之间的故事，完全展现了韩国同样存在的社会问题，十七岁离家，成家又离婚，饱尝单身妈妈的艰难，又失业无力带孩子，甚至连给老母亲买双鞋子的能力都没有。看到这些，无法不长吁短叹。

    幸好这些不是电影想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可是在罗列外婆无私亲情的点滴故事中，时刻刺激眼球的依然是“贫穷”与“老无所依的悲戚”。当然，我是放大了故事的灰色色彩。若放松心情体会祖孙两代人的温情，这部电影又调转车头，驶向了充满幽默与平凡的快乐生活。

    有些细节简直像住在我童年回忆中的秘密，长了翅膀，飞进了编导李廷香敏感的耳朵里，又从她的笔下生花，成形。我倒没有相宇那么调皮任性，相反还很会察言观色对大人拍马屁。但一样视奶奶、外婆为敌人，若爱唠叨，就多加一分讨厌；视爷爷、外公为银行，不给钱买冰棒，就往酒瓶子里灌水。总总矛盾与斗争，却从未做过输家，欺负他们的招数也在不断成熟。而在入学，或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时候，心存无限依恋。像相宇留给外婆的那两张贺卡所诉说的稚嫩亲情，外婆要捎信来，记住“我生病了！”“我想你!”这几个字。因为要离别，把生命中最脆弱的两份情“爱”与“死亡”，放进了刚刚滋生的牵挂中，生动地演绎了出来。

    其他的细节，如小相宇帮外婆认针穿线；相宇上厕所，外婆在旁等他免害怕；外婆帮他剪发，到底惹他不痛快（小时剪发，很少能让孩子满意高兴的）；偷外婆的发簪，想换钱买电池；外婆炖整鸡，蘸盐吃法等等，太多让人一眼便能认出回忆之路的画面。虽然平淡，不说出来，却有一种未完全分享快乐的遗憾。

    而在电影开头至结尾的平凡生活中，相宇令人讨厌的行为举止，非但没有削弱角色的魅力，反而突破了一些做作粉饰的“和谐”刻画方式。无论生活多么困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论调同样影响着韩国的家庭。相宇的妈妈为生活奔波，没有精力教育孩子，但她却要竭尽所能满足孩子的要求。电子游戏机、旱冰鞋、匹萨汉堡等等对照着孩子粗鲁自私的行为，最为深刻的表现在相宇常挂嘴上的脏脏的口头禅，从不对外婆与妈妈用敬语的无教养状，整个拍摄风格传递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毫无疑问，外婆的形象是全剧最大的亮点。在本片拍摄地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婆婆金艺芬，在自家院子里被导演发现时，她不过是位正安享晚年的普通老人，据说老人一辈子只看过一部电影，便是自己演绎的《爱.回家》。对于她真实生动的演绎只能归功于岁月留在老婆婆人生路上的痕迹。而剧中，外婆聋哑却肩负大爱无言的文化精魂，恰也是岁月流逝的背影中，留在韩国人心中越来越珍视的瑰宝。

    2002年，“韩国国民弟弟”俞承浩在拍摄《爱.回家》时八九岁，岁月如梭，一晃已成美少年，且在2010年被韩国影迷推举为最有潜力的明星。话说凭借《爱.回家》闯荡出平坦星路，亦无异议。当年电影无意一鸣惊人，结果票房口碑皆大欢喜。除了剧本感动观众，导演拍摄风格得到认同，老婆婆与小俞承浩的精彩表演绝对是大功臣。或许记不清太多的故事剧情，却很难忘记聋哑的外婆与调皮捣蛋的小相宇。

设定超级带感，妹子各个都牛逼到爆，公路片科幻片的结合，节奏畅快无滞碍，打斗场景卓越，细节也很突出，主题新颖，选角完美，开场十分钟就忍不住给五星，镜头美爆，能看到老版的影子，全程无尿点，追车的动作设计非常好看，燃爆了！滚来滚去……~(～o￣▽￣)～o 。。。滚来滚去……o～(＿△＿o～) ~。。。

他也说了，现在是平昌周期，向北这么稳定发挥，稳扎稳打出成绩才是稳妥的，你们不会以为改起跑和出门突然换件衣服一样轻松吧！这简直就好比是毕业答辩前一天晚上，导师突然让你改选题一样啊！ 要改也要等到这个周期结束才对。 而且两种起跑方式明显是从发力到节奏都完全不同的...  (展开)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第一季完结后，只想发疯，有段时间没看过这么让人上头的电视剧，后遗症甚至搅乱了我一夜的好梦，提前在梦里幻想老莱回归。 Anne Rice的原著和基于原著改编的由阿汤哥和皮特主演的94年电影《夜访吸血鬼》非常有知名度。虽然我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是遗憾还是幸运。当我完全以崭...  (展开)

又看了一遍《十月围城》，有些新的感想。这些新的感想，只是电影方面的技术讨论，不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价值观是没法和陌生人公开讨论的，这完全和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等等许多十分私人的因素有关。咱们还是就电影说电影吧。）



《十月围城》现在最容易受诟病的就是它的剧情，有许多完全无法忽视和回避的逻辑问题。但许多剧情上的逻辑问题，并不是出于编剧的技巧问题，而是“故事”本身所带来的先天缺陷。就“剧本”来说，编剧实际上作了许多努力来解决这个先天缺陷。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编剧也尽可能地将这些问题掩盖住了。所以我认为本片的编剧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我要先解释一下，我这里说的“故事”和“剧本”是略有不同的两个概念。“故事”是“一个重要人物要来香港，坏人要刺杀他，很多人要保护他，然后很紧张很刺激”，而“剧本”则是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东西，要有起承转合，要有人物和动机等等元素。

《十月围城》中大部分被某些观众质疑的逻辑缺陷，实际上完全是“胎里疾”，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预设所带来的。比如，孙中山为什么一定要来香港开这个会？他就不能把那些代表叫到船上去开吗？他非要这么大张旗鼓地上岸吗？就不能化妆潜行吗？

这些问题没法回答，否则就没这电影了。这些问题，不是编剧所能解决的，这得要陈可辛来判断。但既然他觉得没问题，那这就不是问题。对一个商业片来说，只要开场能解决掉“观众进入”和“建立视角”的问题，孙中山来香港的问题就能被掩盖住，起码在电影时间内不是一个致命问题。

等观众看完回家以后，他打开电冰箱找饮料，忽然琢磨过来这事儿了，但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了“电冰箱问题”了。绝大部分商业片都有此类问题，但就看掩盖的好不好。



本片的开场很快地就完成了“观众进入”，张学友的角色出场就死掉直接建立了杀机四伏的故事设定，然后马上就设定坏人要在香港干掉孙中山的前提，观众完全来不及考虑，或没意识或干脆就不在乎为什么要在香港杀他。只要观众过了这一关，后面观众就会以此为出发点来看这个故事，就是我说的“建立视角”的完成。

如果观众这时就开始质疑这个故事，那只能说明您要么太牛屄了，要么太较真了。



但这种故事设定，尤其是孙中山的设定，也给后面的故事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后面要牺牲的那些人，必须要为他们找到意义和价值所在，才能让观众在情感上接受整个故事。而孙中山以及他所代表的价值符号的出现，让这个故事的价值所在过于沉重，以至于故事本身反而已经无法承载，结果有些本末倒置。

（所以本片的许多影评到后来已经完全脱离本片而谈论别的主题去了，因为这个主题过于抢眼，已经掩盖住了影片本身。当然，本片的这一主题就价值观来说，一定是许多人认同的。我这里只是就技术问题做探讨。）

选择孙中山和这个背景，一定是因为导演或监制本人的情怀所在。因为从故事角度来看，它的重点在于好人来香港，坏人要杀他，政府束手旁观，民间义士主动来保护。从这一点来说，它也可以发生在1941年香港沦陷时期，或者1960年代冷战时期，也可以发生在当代，有许多选择。但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恐怕后两种方案都无法通过审查，而日据时期就得动用枪械，难度加大许多。

以上都是个人揣测，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主创的情怀所在。



许多人在谈到本片时，都会不自觉地将本片分为“前”“后”两部分。除了所谓的“文戏”“武戏”的区别外，其实在叙事上也很明显地人为割裂成了两部分。

说到这两部分的设置前，我先说一个问题：本片的主人公是谁？标准答案一般是“这是一部群戏电影”，但观众总得跟着一个明确的剧情往下看吧？我个人认为本片主人公其实是孙中山，因为一切故事线都在围绕着他，没他就没这故事。

但由于故事设置问题，孙中山只能在最后出场，结果导致了剧情不得不分两步走，靠接力赛把剧情张力维持到孙中山出场，最后达到高潮（而本片高潮戏份是我觉得全片最差的）。

作为第一棒，观众一开始先跟着王学圻扮演的李玉堂，而前半部分所有的剧情张力也都来自于李玉堂这个角色。我个人认为本片前半部分在剧作结构上是相对最出色的，因为出场人物众多，但杂而不乱，每个人都有清晰的人物线和伏笔，性格建立也有足够的空间。

最关键的是，所有的人物都被李玉堂串联了起来，并被他带向故事的终点。这个结构是非常自然地完成的，观众在李玉堂的冒险过程中，逐次地认识了所有后面要出场的人物，并伴随着李玉堂的视角而接受了他们。


而前半段和李玉堂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物，其实是甄子丹扮演的沈重阳。作为本片最大牌的演员，以及功能性最明显的演员（功夫明星），他虽然很抢戏，却没有和李玉堂发生直接关联，而是由范冰冰扮演的四太太完成了连接功能，虽然很煽情很感人，但人物的行事动机和保护孙中山实在是关联不上，而李玉堂后半段一直在打酱油，直接导致了沈重阳后半段也在打酱油的尴尬。

而且沈重阳的戏份，还直接挤压了黎明的那个乞丐角色。乞丐作为本片战斗力最牛屄人物，也负责最后最艰巨关卡，之前却无足够戏份交代这个人物，个人觉得有点可惜。（据说黎明扮演的乞丐原本是武状元，因为不伦之恋才败了家业，被李玉堂低价收购，李玉堂借此发家，并对乞丐有愧疚之情。但片中全无这些信息，估计是后期为了控制片长而剪掉了。）

那么这些省出来的时间花在哪里了呢？就是甄子丹的跑酷场面了。作为商业电影的考量，这种取舍是没什么可商榷的，反正我作为功夫片迷肯定愿意看甄子丹跑酷，不愿意看乞丐痛说家史。但从故事的完整性上来看，这是有伤害的。


之后，为了让李玉堂主动自愿地参与这事，陈少白就被抓走了。李玉堂在这个事件的刺激下（还有戏班的事件，不过相对来说陈少白是主要事件），完成了自己的态度转变，并让之前所有和他有交叉的人物线开始汇集，准备进入动作场面。然后，当一切都准备停当后，也许是为了最后的高潮煽情场面，让导演和编剧觉得搞死李玉堂的儿子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就让梁家辉扮演的陈少白又回来了，并开始接棒跑第二段。

因为导演和编剧要搞死李玉堂的儿子，所以他作为主谋就必须要从后面的故事中脱离出来，否则故事就讲不下去了。但是作为观众一直在跟随的主线人物，李玉堂忽然开始打酱油了，陈少白开始主导故事走向了，能及时跟上的观众没问题，跟不上的观众就有出戏的可能。

好在到了这里，随着孙中山的到来，剧情的紧张程度已经可以吸引住观众注意力，而且李玉堂儿子的悲情选择，也增加了不少煽情场面，观众很可能不会意识到这里会是个问题。（这就是编剧的功力了，解决不了就掩盖的范例）


作为主打动作场面的后半段，整体都非常精彩。甄子丹虽然没时间告诉观众他为什么要出生入死，但他出生入死的过程确实是本片最精彩的段落之一。虽然从剧情来说，沈重阳基本和主线是脱节的，偶尔参与一下主线还直接影响到观众对主线故事的理解──他不是来保护李玉堂的吗？怎么又开始参合这些事情了？

电影中对此没解释，而是直接用动作场面和紧张的剧情给盖住了，观众不细究也就过去了。我觉得有了甄子丹的动作场面，没多少观众会在意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靠动作场面来支撑的，如果是黎明这种演员来打，观众出戏的可能就会大了许多。）

但我还是觉得，甄子丹的整条故事线有些喧宾夺主了。早知道乞丐的线会剪掉那么多，不如把乞丐和坏警察的角色合并了──这对故事的整体性并无任何影响。

而且，黎明本人并没有真功夫，所以他的动作场面虽然从剧情上来说应该是最高潮动作场面，但最后实现的效果完全是靠剪辑弄出来的，实在是有点差强人意。如果这场动作戏交给甄子丹的话，估计最后效果会好许多。不过，甄子丹的打戏就肯定只有这一场了，从动作明星的角度来看，确实有点浪费了。

据说范冰冰的戏是后来因为调整了甄子丹的戏后才增加的，所以如果将甄子丹和黎明的戏份合并的话，范冰冰也就无必要了。虽然我个人觉得这样做从故事性来说是好事，但从商业性上考量的话，未必是最优选择。（而且这种调整又涉及到李玉堂的戏份，所以说说容易，真操作起来是很麻烦的。）



所有义士都一个个死去，观众开始产生一点焦虑──他们的死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为之赴死的理想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死去的价值是不是有点不值得呢？

因为观众都知道，车里不是孙中山，是李重光。而李重光最后也是要死的，当这孩子一开始做出选择后观众就知道这一点。他们是为什么死去呢？因为领导要开会。领导开会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人民谋福利。

于是这边死人，那边开会，反复进行，当观众的焦虑到了一定程度后，电影就及时出现了孙中山的旁白，安抚观众，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部分观众容易出戏的点，因为这里赌的是观众的价值观──观众相信，这里就是一个煽情点；观众要是不相信，从这里开始后面都变扯淡了。


最后的所谓“敖德萨台阶”高潮决战，是我觉得本片故事最差的地方。从整体剧情来说，这里是本片的最高潮，无论故事强度还是情感强度，都要超过之前的几段重头戏。但是，到了这里，孙中山走了（除非这里加一段“铁拳无敌孙中山”的戏码，不过真要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这电影了，审查通不过啊），李玉堂也一直在打酱油，两大高手（甄子丹和黎明）也都死了，导演和编剧剩下的最后办法，就是弄死一个人见人爱的无辜孩子了。

因为这是一个预设的结局，所以这场戏很多细节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手枪什么的就不说了，我听到的一个最强质疑是，为什么不找20个替身啊？又不是没人）。电影到了这里，就是在赌观众是不是信这部电影──信电影，就一切都好，该感动感动；不信电影，那就只剩扯淡了。



看电影，与其说是编剧和观众的角力，不如说是编剧和观众的一次恋爱。双方都在饶有兴致地猜测着对方的弦外之音，偶有感应则暗中欣喜。

上面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是想说，本片编剧是很厉害的，所有的环节都是丝丝相扣，动一发而牵全身。我在这里啪啦啪啦说这么多，其实只不过是因为电影已经拍完了，所以我才能说这里可惜那里遗憾。对于电影编剧来说，他们是在一片荒芜之地走出一条道路的人，而且稳重大气，破绽甚少，仅此就已让我起立致敬了。



（最后，抱怨一下国内的拷贝洗印，我这次看的是胶片版，画面上到处都是灰尘，而且换本的时候，前后本的画面色彩和亮度都不统一。某影院放映的时候继续虚焦。唉～）

杜琪峰真是个奇怪的人。

他能拍出来《枪火》，也能拍出来《大只佬》和《文雀》。

此人到底是个老老实实讲故事的人，还是一个吊诡爱好者？

依然念念不忘《枪火》里的干脆利落，爱恨情仇，还有叫绝的配乐。文雀做的也算努力，就是关键处差那么点意思。

杜琪峰真是团伙片爱好者，他拍团伙就是比别人高。但是团伙最高点在枪火，枪火是可以比肩七武士的，或者说，枪火是最七武士的。香港太小了，能出一个枪火，足矣。文雀在团伙上不如枪火，枪火每个人出场都有特点，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分别，江湖感油然而生。

中国人京戏画脸谱，有一个好处，就是人物分明，还没开唱，观众眼睛一扫，视觉上就可以判断出谁是干吗的。

文雀人物差，性格模糊，没有哪个是不能没有的，所以不如都没有了。

鸟笼子，矫情，文艺腔。这只哪里比得过梅尔维尔在阿兰德隆房间里放的那只？那只多么冰冷。所以鸟也不对头。

音乐也不对头，花哨，芜杂，单纯每一块不错，但是整体性不强，用传统戏曲的不错，可是整个放在一起，感觉就觉得东一头西一头。

还有什么？林家栋不如林雪，罗永昌不如在枪火里那个罗永昌，那屌屌的一句“我大佬”。

杜琪峰的戏不会难看，只要他坚持用郑兆强做摄影，用游乃海那帮银河编剧的本子，他的戏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他这些年需要开拓自己。像以和为贵那种，出发点本来是直追教父的，迈克尔式的为命运操弄感，但故意落入了狭隘的控诉不公的巢臼，这就是所谓看到了问题，却强加了角度。所以我还是觉得，香港太小了。成也香港的小，败也香港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