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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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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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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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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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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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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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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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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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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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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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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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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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

不知道该怎么说，作为一个零零后，竟然给这部剧打高分。可我是真的喜欢，我觉得叶子善良，但不是傻白甜，我竟然觉得她你现在的国产偶像剧女主好的多得多的多，多奇怪。叶子善良，但有底线，坚强，自立不靠男人。人设这方面可以了。再来说男主，顾汉梁，我超喜欢这样儒雅风度翩翩的人，我觉得许亚军演的不错，他看女主的眼神，庄姨发病时他把叶子护在身后，让我相信他是真的爱她，至于许亚军本人，我不太了解，我不做评价。看电视喜欢带入自己，如果顾大夫含情脉脉的看着你，这谁不沦陷啊！明人不说暗话，这部剧就是因为顾大夫我才二刷的，以后也有可能三刷。至于剧情，我觉得，虽然狗血，但也算是真实。不是很悬浮，毕竟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但是了，他绝对有不足，可目前我看不出来，因为我沉浸在顾大夫的后劲中，导致人民的名义祁同伟那么坏我也恨不起来他。这大概就是角色滤镜吧！

文/易中天以前，我从不怀旧，从不。在我看来，那是老年人的事，而我还很年轻，年轻得就像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的确，1980年代是春意盎然的。那时，国家、人民、执政党、军队和知识分子都刚从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中解脱出来，几乎无不有着只争朝夕和天天向上的少年壮志和情怀。在那百废待兴的时代，就连复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充满青春活力，更不用说像野夫和我那样考试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只不过，有的人有爱情，有的没有。我属于曾经有过的。198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读研时已为人父，但对野夫那一代人的爱情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个问题上，1980年代与1970年代没有太大区别，拥抱和接吻就已经算是胆大妄为。电话是公用的，约会是秘密的，没手机更没有短信和微信。如果写信，甚至还要称对方为同志，并在信中引用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想想真是好笑。见鬼，恋爱与革命何干！但，与时代有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爱情，不能说哪个时代的爱情是好的，哪个时代就是不好的。爱情本身一样美好，不同的只在方式，只在风格。1980年代的风格是克制。克制是必须的。因为在那之前的70年代，恋爱几乎等同于犯罪。结婚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不过那叫“解决个人问题”（入党则叫“解决组织问题”）。既然是“解决问题”，当然要“依靠组织”，你恋的什么爱，又写什么情书和情诗？没看见《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都被列入了扫黄的黑名单吗？还是收起小资产阶级那一套吧！我们真是无可奈何。那么请问，爱，是可以和能够被剿灭的么？希特勒来，恐怕都不行。然而作为个体，却无法拿鸡蛋去跟石头较劲。也只好暗度陈仓。电影《庐山恋》中那两个1970年代的年轻人相爱而不敢表白，便借口学英语，肩并肩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山呐喊Iloveyou，China（我爱你，中国）！没错，他们当然爱国，只不过也爱对方。了解这些时代背景，才看得懂《1980年代的爱情》，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很少能看到拍得如此克制的影片。以《那山，那人，那狗》而让人肃然起敬的霍建启导演宝刀不老，坚持着自己一贯的风格。没有喧嚣，没有张扬，没有煽情，更没有故弄玄虚。霍导决不讨好任何人，哪怕是市场。他依然故我地倾注着心血，在不起眼的地方表现出深厚的功力。即便是男女主角在河边点到为止的一场戏，也没忘记在远处安排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养蜂人。是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两位年轻的演员也朴实而自然。霍导用镜头说话，他们用眼神和没有表情的表情说话。我甚至惊异于他们居然能把父辈的爱情再现得如此真实。看来，不该忘记的就不会被忘记。刻骨铭心的记忆将按照生物界的自然规律以遗传的方式留存下来，任何自以为是的力量都无法将其泯灭，反倒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激活。如果这记忆还是集体的和时代的，就更是如此。这不是怀旧，是纪念，是土家族的跳丧。山花寂寞地开放着，叫春的猫儿依然恬不知耻。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两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表白。涌流的泪水只能各自悄悄地随着小河淌，从而各自完成各自的洗礼。在雨夜里，在火塘边。激情克制地燃烧着，温暖而绵长。时代总是要变的，把今天的恋爱方式变成1980年代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只有克制是成就艺术品位永恒不变的保证。因此，如果你是有品位的，或者希望有品位，那就去影院看看这部电影吧，只不过别带爆米花。不知道利川那古朴的小镇会不会因此而成为新的旅游景点，只希望去到那里的人多少能有一点敬畏之心。你可以去怀旧，也可以去猎奇，但贫穷和苦难不该成为消费品。山野中孤独的村寨当然承载不起记录历史的重任，却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些木楼老屋和袅袅炊烟心存一份谢意和谦恭。也许，我不该说得这么沉重和伤感。野夫说得对：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我们可以挽留的。既然如此，那就用书中的一句话向1980年代告别吧：挥手依依，满臂都流淌着凛冽的月光。本文原刊载在2015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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