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枯木逢春》到《中国医生》，首先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暂时用一下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如何在艺术呈现与文化追求上都变得落后且陈旧的。

正是因为《春》执行着展现新旧世界、阶级改造等等延安文艺传统，其人物设置不是单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善人复现，与时代背景的追求紧密结合才使其有着更多往角色之外阐释涵义的必要。在叙事上，疾病的隐喻与中医西医的争论自然体现国家道路的选择，而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也是使得这一隐喻政治道路的文本得以脱离寓言状态而存在重要背景，而对于以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为背景的《中》而言，国际环境描述的相对缺失，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除疾病隐喻的维度之外，两个文本关于中西医在医疗救治中作用的呈现也大相径庭，虽然《春》进行阶级改造的主线是把西医对待科学的态度安放在一个思想落伍的知识分子医生之上，用“相信群众”的理念来对其进行改造（同时也是对观众的教化），但实际上文本是建立在一个预设好了的“中药传统—人民智慧—群众力量”的态度作为其唯西方近代科学观的对抗力量与主体之上的（当然是事实也是这样），也就是在展现阶级改造的同时，对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在一些模式的发展下逐渐丧失的对人的关怀这一点进行了一次朴素地否定。

八十年代以来，主流话语体系里对各式“人文关怀”的追求看似是沿着一条发展进步，从宏大到细微的“文艺复兴”式的道路，而如果我们回看前三十年的文化追求（不都认为主旋律电影体现的是政府宣教吗？那么《春》在这一逻辑下自然可以被视作一种主流文化追求的集中表达吧），会发现这样一种人文关怀的表述实际上是兜了个大圈子，既抛弃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历史，又砍断了革命中国的建设努力。

幸好现实不是这样，历史的失语只会体现在有人希望它失语的地方，中国抗疫的现实依然还是“相信群众”的胜利，对当下表达这一主题的文艺作品而言，如果有断裂，原因不言而喻。

另外，关于苦妹子婚姻问题的表达，已经强于很多zzzq的女性主义作品，更别提男凝的那些糟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