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历程与技术问题:2012-2017年导演留驻家乡拍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这部),2016年完成拍摄,2017年送审,2018年上映。因此虽然先前积累了独立纪录片的制作经验,但这是首次拥有40-50人拍摄团队、资本与市场力量介入的经历,所以在剧本写作时需要参考、迎合各方意见和价值,在现场需要进行各部门(灯光、录音、镜头)协调、沟通,前期需要拉投资,后期也得跑宣发。但所幸是出镜的所有演员都是彼此熟悉、信赖的村人,习惯于大型机器与镜头生硬地插入日常生活。而且虽然剧情是虚构的,但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真实的(比如聪聪哥哥中途辍学、外出打工的意愿和真的就在拍摄一半的时候走了,虽然最后又叫回来了),唯一存在的技术问题是需要在拍摄前告知演员们镜头的位置、大致的剧情,剩下就是相信他们的能动性、尊重他们的生活经验,取消剧本的限制和复杂的要求,那么在前3、4条的状态和效果都是最自然的。拍摄完毕后,因为受到侯孝贤的影像风格和长镜头影响,所以请了两位台湾的后期,另外迫于之前选定的一首歌高达10万的版权费压力,林峰也负责了这首报恩民乐片尾曲的编曲。制作完毕后,送审环节的修改意见比较仁慈,除了要对上述片尾曲的歌词进行政治脱敏、加上歌词字母后,还要改动聪聪哥哥作为童工的打工镜头和广东求学的红包情节。导演持续专注、记录云洁和蒋恒蒋鑫之后的状况,已跟拍十多年,目前云洁在高三,也因为影片获得了不会过度的关注和刚及所需的资助。
拍摄独立纪录片与剧情长片的态度:纪录片的成本低(2-3人、10-20万)、技术性低、自由度高,表达上更为私人;剧情片完全相反(这部拍摄团队40-50人、总成本100多万)。两者的诉求完全不同,但需要平衡,以拍剧情片补贴纪录片,但相同的基础是技术要求,有了技术也可以接商业短片恰饭还债。但导演之后应该会专注于纪录片拍摄。
社会关怀与从影心路:作为乡村留守儿童,生于斯长于斯,因为身份原因天然地熟悉、关注家乡、乡人,喜欢和儿童接触,注重教育,尤其是通识、常识教育,但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这些关怀在他的儿童题材、乡村题材中得到了表达,近两年的也转向了退伍老兵、性少数群体的议题,正在筹备的是农民工题材(农民工、随迁儿童、留守儿童长大后)。导演的孩子也来了现场,他希望可以给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电影的方式给社会注入更多无论正负的能量与声音,也庆幸自己童年受到了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在大学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也因为这份热爱和心愿不会被既定安排所左右。虽然前几部的成长是艰难且缓慢的,但现在有可以立足之地,也在慢慢还清友人的钱(泪。在谈及这部分的时候,特别感受到了一份坦诚和真诚,感受到了与现场所有的联结。
出来后在楼下转了转,发现清仓区又补了很多书,而且质量比上次好了很多,激励了购书欲,重回十年前,上头买三本,顺带结交了一个新的法社会学研究计划,希望别烂尾了,也希望之后在闲来没事摸到这些书来调剂的时候,也能记得我今天对它们产生兴趣、希望得到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