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中，第三条规定：“男子年满十八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这条法令就是国民政府抓壮丁的主要法律依据。当时华北及华东已沦陷，抓壮丁的现象基本发生于西南地区，而其中又以人口最多的四川一省最为普遍。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介绍当时四川抽丁的情况说：“当时是家里面两丁，两个儿子去一个，三个儿子三丁抽二，去两个。五丁，五个儿子抽三，去三个，就是这样去的。”据蒋纬国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全国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其中，四川八年总计征得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为全国同期征募壮丁总数的1/5以上。除四川外，云南、广西、贵州等大后方省份均以超出征兵极限的负荷，为前线补充兵源。

强征过程中，官僚与百姓之间难免发生种种矛盾，部分地方官，尤其是保甲长利用这一名目为非作歹、买卖壮丁、鱼肉乡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就让本身对征兵制有抵触情绪的老百姓更为反感，“抓壮丁”很快就成了贬义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抓壮丁》中有那么多讽刺官僚与当局的情节，对抗战的大背景反而鲜有表现了。

“抓壮丁”是抗战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实施征兵制及强征手段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难以定论其是非。作为后人，我们固然不能去过度指责逃避兵役的壮丁们“贪生怕死”、“不爱国”，因为很多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认知本身就是模糊的。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而前线将士伤亡与日俱增，募兵制已无法满足兵员需求的情况下，征兵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呢？

（参考资料：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冯学荣《不忍面对的真相》、纪录片《大后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