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其实很早以前已经看过，今天，无意中刷到，便边签到打卡边看了。

其实我写的也不是影评，更多的或许是一些无厘头的感想罢了。

移民美国，是最让我有感慨的情节。千好万好，或许不如自己的狗窝好。人有时候可能同植物动物也差不多，有自己适合的土壤和气候。环境的改变都让你不再是原来那个你。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投资的那个，最后一句，所有的人都这样，为什么只抓我。有时候，这个世界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就是这个道理。

用手机打字很辛苦。

还是很喜欢不再犹豫这首歌。

Umma (B) 我比较喜欢这部电影关于母亲与女儿关系之间的探讨，以及韩国传统文化与美国西部文化在片中有机地结合并为影片增加了恐怖氛围。但是失望的地方是我觉得不如预期中吓人。大部分恐怖场景都是对精神上所遭遇折磨的暗示，但缺乏非常骇人或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基本上本片从主题上与《青春变形记》（Turning red）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两部电影都是出现了外祖母、母亲和女儿三个人，两代母女发生在不同时代但相似的关系。都是作妈妈的对女儿过度严厉、过度保护，在女儿长大后无法接受女儿的改变和对自由的渴望，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但之后经过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和沟通，逐渐打开了心结。而且Sandra Oh都有参与出演，角色都是既作为女儿经历过母亲带来的噩梦，但又不自觉地成为了那样的母亲。

只不过，两部电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一个是动画喜剧，一个是恐怖片，但其实都有加入了一些与祭拜祖先、亡灵相关的内容，为的是呈现东方传统文化，以及表达文化和基因的传承，还非常巧合地相继上映。

其实这两部电影的立意原本也都是为了呈现海外移民在西方长大的经历。两个电影的创作者一个是华裔二代移民，一个是韩裔二代移民，都是女性，从小家庭里的文化与她们长大后接触的美国主流文化很不同，会产生很多东西方文化理念上的冲突。同时，亚裔父母一般都对子女的要求更高，也更爱护孩子，这与西方父母很不同，就会让这些二代移民从小觉得自己与周围同学不一样，没有自由，被给予很大压力，进而产生排斥和恐惧心理。她们大部分在后来长大后才逐渐了解亚裔移民家庭本身的特性、父母的苦衷，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在她们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

针对《母亲》，采用恐怖片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展示出家庭内部与外界社会环境的反差，另一方面也有机会介绍很多韩国与葬礼、祭祀相关的习俗，带入韩国鬼片的特色。

同时，片中有提到外祖母曾随丈夫移民美国，来了以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理想，逐渐失去自我，失去了快乐，只能把自己的一切依赖于女儿身上。这的确实描述出了很多一代移民的真实情况，也是因为婚姻和生孩子而失去自我的母亲常见状态。她们每天除了在家做饭带孩子，缺乏其他娱乐方式和个人追求，慢慢会把这些怨恨施加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给予她们感激和回报，所以往往是恐怖片和惊悚片的好题材。

这也是第一次觉得Sandra Oh有一张扑克脸，如果不搞笑的时候，看起来可以很恐怖。只是除了几个影像外，吓人的内容缺乏新意。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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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烂在台词的设置、镜头、剧情的表达上，主线任务如果拍好了其实不难看。

明明这么多人物，但剧本完全没有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立住，台词零零散散，一人说一句，没有台词的地方就做背景板或者假high几下，主角团的互动生硬到无法理解，几乎没有任何细节来表达他们之间的感情，我甚至都能透过电影看到他们的剧本上是怎么写的。镜头也无比随意，一会意义不明的晃一下切几个特写镜头，然后该镜头的演员面无表情，我有些怀疑导演真的知道自己在拍什么、想表达什么吗？

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巨大的空架子，所有人在里面晃荡，能看出刘亚仁十分想在剧本的基础上把这个空架子填满，设计了好多小细节，但只有他一个人发力，就显得他有些用力过猛，因此让一些观众觉得他变油腻了。

在看《杰伊·比姆》之前，我把他当作是《厕所英雄》《护垫侠》《误杀瞒天记》《白虎》之类反映印度底层人种的电影。

看到一多半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种姓律师帮低种姓村妇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

但是，当看到故事最后钱德鲁律师一层层剥开案件的冰冷真相，犯案警察被绳之以法时，我的内心异常承重，这种沉重来自于我失去了看《厕所英雄》之类印度电影时的相对“优越感”：女人不能在家上厕所这类荒谬的现实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因为我知道，在电影男主拉贾坎努悲剧发生的1995年，我们的身边也同样发生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冤案：聂树斌案。

这个案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杰伊·比姆》（具体可自行百度、知乎），聂树斌虽然已经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无罪，但当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从找到真凶王书金的2005年到2016年，十几年间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里？聂树斌被枪毙的时间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还是那个谜一般的“冬季某日”？那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谣言”背后究竟真相如何？

依然有太多疑问。

然而相比之下，拉贾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她为丈夫赢回了清白，她得到了真相，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森加尼的律师钱德鲁也是幸运的，他赢得了案件，他把真凶送进了监狱，他在和整个黑暗警察机构系统性造假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

但聂树斌的父母没有这么幸运，诚然他们的孩子已经平反昭雪，但是他们依然没看到应有的追责。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一直未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有这部电影中钱德鲁律师的主角光环和开挂的庭审表现，他丢了官，被视为“异类”，身患重病无钱医治，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2016年11月30日，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上一部是中美合资，由前迪士尼导演：林恩·萨瑟兰执导（她的履历上也就只导过一部《花木兰2》），以及打着前迪士尼制作团队打造的《新灰姑娘1》。这次的《新灰姑娘2》则不再是中美合资，变成了中方独资，大部分创作均来自国内，只有导演一个老外：爱丽丝·布莱哈特，她是上一部的编剧。总体质量超出预期，非常适合小女孩看，孩子们都很入戏。他们不需要有多专业给你分析动画制作水平，所以看的开心就是王道。

7.8百万的拆迁款被抢的仇就当没事，大儿子的女儿被人这么嫌弃还争着当圣母。自己老公出轨了，和别的女人有孩子了，还已经离婚了，等别人生意受挫，家里发生事情就眼巴巴的赶过去帮忙，然后复合了，Excuse me.什么鬼??，老三和老太以前事情做得这么绝，一下子就合好，你妹啊，给人喂屎对吧。

电影前半部分节奏和台词都很舒服，特别是她们加了联系方式后，夜晚的第一次通话，聊些有的没的，淡淡的，没那么浓烈，却很想聊下去，这种状态大概只有年轻人才有吧，像两棵小树，成长过程中，偶然触碰，随风欢喜。

尽管电影有不少的暗示，但我对她们女同的走向，还是觉得不妥，在吐露心声后，一吻就够了。

电影中始终让人觉得舒服的画面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在此过程中影片堆积的大吊男，自杀男，自责男后，只能说勉强增加看点，对电影主题和情绪提升意义不大，女同的走向也就比这种堆砌稍微好点。

我有个疑问：猪乃木（女二）是否存在？唯一给出旁观者信息，是女主后辈酒醉后所见。虽然我对这种剧情花活并不青睐，但随着影片的推进，我一度认为是女主小时候的遭遇，导致了她说自己是“波将金”，因为自己是“波将金”，所以可以否认自己小时的遭遇，也正因此，她选择了做儿童福利师，也正因此，她一直对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的动机含糊不清，也正因此，她被迫有了女同倾向。最后与女二的两次通话，她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见面。

年少的伤害，需要温柔地包裹起来，等到长大后，有机会再面对，毕竟，坚强，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坏人受到惩治是必须的，但受过伤的自己变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是希望她们俩的戏份再多一点，也希望所有人遇到的温柔更多一点。

从法证1开始看挺喜欢这个系列，知道法证4要同步，还有些小兴奋，目前看了两集，真是有点看不下去了。1.那份接地气的港味和人情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人像出席宴会一样的西装革履还有白大褂围着一个好像高科技但感觉像是某个乡镇企业制造的巨型iPad，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所有人的专业。2.分析案情没有街边采集，走访怀疑对象的亲朋好友，突发情况，等情节铺垫，所有的角色都特能装，拿着个劲说话，（尸体会说话，尸体不会走还不如去看看活人，什么的）感觉每一位角色都飘在空中，落不下来。3.分析案情要不就是穿着白大褂围着那个大iPad玩小iPad，要不就是围着一桌开会，一说一个个准，实际情节铺垫，观众们老早就知道了，一抓一个准，那些获取案件细节多么辛苦的情节一概不需要。4.所有事情都那么巧，实际港剧爱用巧合的桥段一直挺突出，但这次也太巧合和，警察不来，雪姐也不来，每次来雪姐都在案发现场。5.除了办案观众还希望看看角色直接的互动和情感发展，但目前两集给人的感觉，就是所有演员都着急下班收工，情节推进就是上班，案发现场，玩iPad，开会，抓人，下班，吃饭，锻炼，墓碑前野餐，这样的死循环下推动剧情发展。观众需要了解每一个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感情发展从而产生共鸣去喜欢他所做的事，有的角色固执，有的聪慧，有的糊涂，有的幽默，塑造角色跟着角色感同身受，这是一部好剧的基础，目前2集一点没看出来，希望接下来的剧情，大家放下iPad，做一个人法证该做的事！

桃夭带着小和尚磨牙、第一季收服的小狐妖、桃都老邻居柳公子一起，为了寻找失踪的百妖谱而云游四方。在途中遇到应声、化蛇、媪姬、照海四个妖怪，为妖怪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讨巧式写作，跟快手那种恶婆婆折磨媳妇的烂段子一样，粗暴的按着你共情等于无情。单元剧情崩塌衬的女主性格问题更加明显，本想塑造一个有个性，嘴硬心软的角色，但有时候表现的过于盛气凌人，除了能力好性格傲慢和偶尔的沙雕

上班的前一分钟，马克还在车里埋头痛哭，那晶莹的泪光和疲倦的眼神像极了下班后躲在车里不肯回家的中年男人。但来到公司跨出电梯，马克就又成了精神抖擞的打工人。别误会，马克的振奋不是打鸡血的自我催眠，而是来自他供职的卢蒙公司的超级科技——人生切割术。先用手术把分离芯片植入大脑，再通过特定的开关来控制，人就被分割为了外部（outie）和内部（innie）两部分。卢蒙公司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来防止里面的我向外面的我传递信息，两个我除了共享知道彼此存在这个大前提之外，其余任何信息都不互通。由此，马克的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每天快乐打工八小时，从此不再惦记诗和远方。这就是美剧《人生切割术》（Severance）的故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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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今年初由Apple TV出品的美剧，美学风格也酷似苹果公司，不过比外在场景更相似的应该还是复古科幻风格之下内在的控制美学。控制，或许是这部剧的核心关键词。不仅剧中几位主角要受公司的控制，上班下班都处于被监控状态中，剧外的我们事实上也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中：整个一季结束了，我们仍然不知道卢蒙公司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更过分的是，最后一集竟然是悬念式结尾（Cliffhanger），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反复确认，这一季真的就只有九集，真的就刚好结束在内部自我觉醒的那个moment。

面对这个看完想打人的结尾，编剧表示这锅我不背，请大家去骂本·斯蒂勒吧。在他和伊费·麦卡德尔的联合执导中，本·斯蒂勒拍了其中六集，并且贡献了这个最重要的思路，把悬念留给观众。在原本的设想中，第一季的内容可以再少一集或再多一集，但本·斯蒂勒非常巧妙也非常大胆地选择了一个悬念与高潮叠加的结尾：原本一无所知的四个内部人，最终选择团结、求知和反抗。

但在享受这个刺激的结尾之前，观众还需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就是“熬”过前面几集的“缓慢”。也因此，尽管在烂番茄（Rotten Potato）网上，这部剧难得地获得了番茄指数和爆米花指数的双重爆表好评，还是有观众表示：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想快进看个结果。为了追求结尾高潮的冲击，这部剧没有采用传统美剧的节奏，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加速，高概念和慢节奏对观众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

话虽如此，这部剧还是大获成功，不仅跻身近几年来口碑最好的美剧行列，更获得了Apple TV的续订，2023年将推出第二季。虽然看了一季宛如看了个寂寞，但这个被称为“打工人暗黑寓言”的反乌托邦故事还是让人印象深刻，打工人一边看一边瑟瑟发抖，这可比上下班打卡狠多了。如果说打卡只是对肉身的规训，那么分割则是连同精神一起彻底工具化，在上班时间内，你的精神只有“此在”。当然，随之而来的好处也很明显，你将拥有无忧无虑的快乐八小时，真正做到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工作和生活之间如何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确是触动编剧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剧构思和创作是在疫情之前，上映却在疫情之后。也就是说，原本并不是为疫情而创作的，但疫情却赋予了这部剧新的内涵。正如编剧丹·埃里克森在采访中所提到的，这部剧写的是办公室生活，可当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让一部分工作彻底消失在办公室之后，它还会引发共鸣吗？我们是不是在办公室即将灭绝的时候做了一部办公室剧？居家办公时代的到来，使得工作-生活平衡问题本身发生了变化吗？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这部剧要解决的，自然也没法在剧里找到答案，但问题本身却提示了我们打开这部剧的正确方式：一方面，我们要享受悬疑科幻的类型故事，和主角团一起提心吊胆，一起破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科幻的外衣之下的寓言故事，故事越好容纳的疑虑和猜测就越多，而这些在剧情之外的反思，又往往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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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为何，是剧情发展至今的最大疑问。尽管切割塑造了完美打工人，但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大都会》（1927）和《摩登时代》（1936）中的效率流水线，也就是说，切割之后的打工人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工业时代，主角团所在的宏观精算部门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只知道每个人的工作就是在一台复古电脑上将不同情绪所对应的数字分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个传统的通过故事本身来传递寓言概念的寓言故事，而是一个由寓言组成的故事，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寓言式的。

这种星丛式的寓言集合组成了迷宫般的卢蒙宇宙，也激发了观众的解谜热情，观众的解读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了卢蒙宇宙的意义体系。这种解谜式的观看很像在玩游戏，主线之外还有很多支线细节等待被发现：数字4和9代表着卢蒙的重要理念，马克获得的优惠券上的PIP就是CEO团里的那个PIP，电脑界面上的坐标对应着不同的颜色，每幅画对应着不同的细节，等等。而建立卢蒙宇宙本来也是剧方的野心：在领英上（Linkedin）创建卢蒙公司的页面，发布衍生短篇小说《列克星敦来信》（The Lexington Letter），发布《宏观精算工作手册》。但真正的难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只把寓言当做谜题，或许反而会迷失在细节的迷宫里。

即使我们不知道切割何为，也并不妨碍理解“切割”的深刻意涵。“我”到底是谁，“我”的意识究竟由什么构成的？早在一百年前，弗洛伊德就提出了这个疑问。正是这个重要问题的提出和无意识的发现，完成了对人类自恋中心的三重打击：哥白尼的“日心说”证明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剥夺了人类宇宙中心的位置；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了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剥夺了人类的生物学骄傲；最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彻底动摇了“我”的自主性，我们的“自我”原来并不能真的主宰自我。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无意识其实是未被意识捕捉到的另一个我，也正因为如此，本我其实更应该被翻译为“本它”。如果我们把内部自我和外部自我的隔离看作是人类主动寻求的神经症——彻底切断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沟通，相信被隔离的我是快乐的，就像相信自己是一朵花或一棵树——那么卢蒙公司的分割术就是对弗洛伊德的技术回响。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内部自我和外部自我能不能被分开，我们当然知道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在于也许我们已经在被分开了。这或许也可以为理解分割术提供一种哲学路径，既然“自我”本来也不能主宰自我，那就索性让出这个自我吧。

让渡自我给现代控制技术以换取一种理想的社会系统，是科幻类反乌托邦题材的基本设定，在《人生切割术》中是“分割术”，在《心理测量者》中是心理测量系统（psycho-pass）——通过系统来判定人的精神状态健康与否并进行管理，放弃人的自主意识。并不意外的是，系统的理想状态总会遇到bug，在《人生切割术》中是拒绝接受内部自我的赫莉，在《心理测量者》中是无法被系统监测到的“免罪体质者”。但与其说是异类导致了系统的危机，不如说系统才是危机本身，这既是现代控制技术的一体两面，也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终极警告，如果想要连无意识一起控制，那么最终将什么也控制不了。

本文已发表于《北青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