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以不变应万变

轻扣开一扇垂花门，一进入四合院，便豁然开朗。虽是围合式建筑，但包裹在安全感之下的梧桐参天而发，带着阵阵雀鸣，也引来凤舞之思；柿子树开始挂上小灯笼，在院角墙头点燃金秋的喜悦；紫藤架下，就着路边排队买回的糖炒栗子，且将新火试新茶。这方天地，是人工创造的生活空间，有对自然的效仿，也承载着中国人对自然及自我的认知。这种从视觉看到的实体外在形式到内心对构建空间感知的双重认知，才是“建筑”的真正释义。 四合院式建筑最早可上溯至3000多年前，陕西歧山凤雏村的西周早期宗庙建筑四周已有房屋围合，分前后两进院落。陕西出土的东汉明器灰陶院落和四川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砖充分证明四合院式建筑至迟于东汉初期已作为民居建筑广泛存在于中华大地上。而这种围合式建筑可大可小，可官可民，当被不断扩大，就有了宫殿式、庙宇式建筑，乃至整个城市布局。 这个中轴线对称的方形棋盘式布局，以经纬道路为分割线，划分城市功能，明确了各主要建筑物的位置，体现出国家意志层面的秩序感与等级意识。这是中国建筑最早的建筑技术文献，一般也认为是周公旦主持营造的东都洛邑的标准。后世各朝代的都城和宫殿的建设与布局，皆遵循此制。2500年后，明成祖营造的北京紫禁城，亦未破此例。 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与生产资料的记录。筑墙这种可以带来安全感的行为是农耕民族最便利且行之有效的防御手段，从闭合的四合院墙到高耸的朱色宫墙，从巍峨的城墙到帝王用来“家天下”的长城，对这种通过围合形成封闭空间的安全感的追逐，便承载于建筑之中。 与西方因追求永恒的建筑观念而选择砖石结构不同，中国古代建筑自西周始便专情于木材的使用。究其原因，首先缘于中国“五行”文化中对“木”的理解。这种柔和、温暖、能屈能伸且具有生长性的元素，更契合中国人“构木为巢”的理想生活。而那些冰冷的砖石材料，除了用作防御功能的各种围墙外，主要被用于修建踩在脚下的台基和埋入地下的陵寝。 以木为构，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与制约。“毁旧国，建新朝”也是传统之一，毁掉代表社稷的宗庙与宫殿便是亡国的象征。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一座座无比瑰丽的帝王宫殿都在改朝换代的历史风云里终逢煨烬，无从凭吊。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与其将建筑看作永恒的纪念，不如专注于将其打造为当世的实用空间更好，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从皇宫到寺庙再到住宅，形式区别不大的原因之一。而新王朝如何在短时间内百废俱兴，充分运用好建筑这样一种礼仪形式来为帝王加持，则是当务之急。 无论朝代更迭，审美变迁，外来文化影响，中国传统建筑中这种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以榫卯相连结组成的木构架形式，基本统一了下来。就连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也在建筑领域里也选择了融入。当密檐式佛塔渐渐被楼阁式木塔取代，佛教僧侣选择了木构架围合式院落，也迎来了中国百姓的人间烟火；牛街礼拜寺以六角亭式的望月楼替代伊斯兰风格大拱门、以重檐歇山钟楼样式的邦克楼取代宣礼塔，青砖影壁与木制牌楼便不再隔开与牛街的市井气息。 建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建筑的物质外在体现正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折射。当西方砖石结构建筑体系分崩离析先后形成古希腊式、古罗马式、罗曼式、拜占庭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式建筑等诸多样式，中国木构架建筑却基本保持着三千年不变的建筑体系，卓然不群于世。中国传统建筑，以不变应万变，更行、更远、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