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实地考察敦煌壁画群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樊锦诗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 ，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 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解读敦煌》丛书

樊锦诗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2019年8月，获得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 。

2019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青年立德树人工作导师。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

2019年12月6日，获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2019年12月7日，受甘肃省委委托，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平看望“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宣读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通知，颁发《甘肃省干部医疗保健证》，并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省委的关心关爱。省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医疗照顾政策和就医看病流程。 。

2020年5月17日，樊锦诗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2020年11月3日，被授予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20年12月18日，位列《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第81位。 

2021年11月，被评为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23-24] 

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组委会评）

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 ，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她是樊锦诗，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执笔。2019年10月21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樊锦诗本人出席活动。面对大家的称赞与崇敬，樊锦诗是谦虚的，对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仍在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什么自传、回忆录。”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樊锦诗做了20分钟的发言，虽然几次推说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在发言中每位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干练的性格与深厚的学养，以及她对敦煌毫无保留的爱。

真正让她动念写自传的，除了这些年友人的建议之外，还有一种责任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证的历史写下来，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辈、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讲到在工作中看到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为敦煌所做的一切，讲到在政治不太平的年代坚守敦煌的研究者恪尽职守，讲到在条件依旧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无闻地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他们对敦煌的爱真的是发自内心。敦煌能从老照片的废墟里，走过70年，到如今建成敦煌研究院，真正是这些老先生们带头留下来的。他们为之奋斗，白手起家，无怨无悔。我们这些后生呢？好像也要做点事儿。”

于是这本自传就在她的讲述和执笔者顾春芳的记录中开始了。作为执笔者，顾春芳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是她研究写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经历。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花费了四年时间，“用四年的时间为这样一位令我发自内心尊敬的人写一本传记非常值得。我并不是研究敦煌学和考古学的学者，写作这样一本书要重新学习，要做许多的准备。敦煌学的相关文献，敦煌艺术的相关研究，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壁画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无论做多少准备都是不够的。”顾春芳说，写作樊锦诗的传记她必须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她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一生践行的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

首发式结束后，樊锦诗接受了媒体的访问。樊锦诗与记者谈到了文物、旅游与数字敦煌之间的关系。樊锦诗对敦煌的保护，不仅是考古文博专业方向内，更在于她对保护敦煌理性的态度，有时候这态度甚至是激烈的。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时期，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面对当时有人提议“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甚至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并交由企业管理，樊锦诗寝食难安。“毫不夸张地讲，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樊锦诗在书中讲到。

她提到当时外界嘈杂的声音，态度仍然是坚决的，“大景区当然不是大势所趋。”

对樊锦诗而言，她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有一种想法，觉得文博研究花了这么多钱修复文物，总是提保护，就会影响旅游行业的收入。好像文物的一切意义就是旅游——也不是不对，但是有一条，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要简单一点地说，保护和开发是有矛盾的，而我们的敦煌研究要做什么？就是完整、真实地保护她的历史信息，把她的价值传给子孙后代。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樊锦诗说。

而这样理智冷静的声音，在当时被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曲解了。“后来一些媒体总是说我反对旅游。我从来没反对过旅游，大家关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为了让游客游览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推进“数字敦煌”工程

在新世纪之初，她拒绝了大景区的企业化开发，而具有前瞻性地将敦煌的保护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上——这个工程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

“‘数字敦煌’包含两个方面的设想。第一，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建设，真实保存壁画本真信息，同时也可以真实反映壁画当前的状态，使数字化的敦煌壁画图像日后成为第一手的壁画信息资料，既可以为敦煌艺术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础性的信息,也可以为制定壁画保护的措施和研究壁画变化的原因提供最可靠的依据，作为壁画保护的重要档案资料，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第二，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利用敦煌数字档案开发数字电影，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游客可以‘窟外看窟’,减轻洞窟的开放压力,真正地实现一劳永逸。”在樊锦诗的自传中写道。如今游客再前去敦煌在数展中心看到的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就是数字敦煌面向公众的最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