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飞

吴晓飞（1949-1970）一位19岁的高中学生。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4月中旬，仅用半年时间，竟写就两部共计40余万字的政论文稿，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否定判断；对尚未折戟沉沙的林彪，对炙手可热的江青一伙，敢于无情揭露和辛辣鞭挞；对刘少奇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大鸣不平。文稿广泛地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容充实，行文流畅，尤其后写的一部，结构严谨，笔锋犀利，论证的逻辑思维更趋成熟，这是一般青年难于达到的。他就是“文革”中蒙难的中学生——吴晓飞!

不明白为什么围剿“三家村”

1949年春，吴晓飞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从小爱听父辈们讲革命先烈的故事，那一个个悲壮的故事无不激荡着他的心。耳濡目染下，他形成了爱憎分明的性格。

吴晓飞初中曾就读于福州市第五中学，教过他的老师都不约而同称赞他是刚直、勤于思考的学生，他的才华是公认的。

1965年底，全国报刊继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后，又发起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而在当时要对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吴晓飞却在心中亮起了红灯。他疑惑了，他找来《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对里面每篇文章，进行认真地阅读。专栏中的文章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为什么忽然被批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更有甚者，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这是怎么了？”吴晓飞的心中充满了疑问。

学生最信赖的莫过于老师，为了弄清为什么要围剿《燕山夜话》，他在一个晚上找到了班主任严老师，向严老师倾诉心中的疑惑：从自己如何喜欢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到报上为什么忽然冒出了那么多的批判文章，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在制造事端，借此而弄乱局面，整垮北京市委？吴晓飞一口气谈了整整三个小时。然而，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又能给他多少答案呢？

“造反有理”，“理”何在？

1966年8月，吴晓飞的父亲调任南昌铁路局局长，他随父母的工作调动，也转学到南昌市第一中学就读。就在此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在“革命就是造反”、“造反有理”的语调支持下，红卫兵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他们发起“更名运动”，禁止某些衣着、发式，破坏一些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抄“牛鬼蛇神”的家，私人财物被肆意损坏；更有甚者，发展到了随便打人、杀人的地步。一时间，打、砸、抢、抄这类现象愈演愈烈，破“四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大破坏活动。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

吴晓飞面对这种种怪现象却有着他自己的思考：为什么要焚烧书籍、砸毁古迹？这不是要毁掉历史吗？中国那么悠久的历史，创造了无数的财富，毁在我们手上，我们何以对得起祖先？随便抄家、打人，这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如今却如此轻而易举？打死人也不用负责，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林彪把毛泽东思想推到了宗教迷信的路上？敬奉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宣扬“万寿无疆”，这不是唯心主义吗？他这是真帮忙还是帮倒忙？吴晓飞头脑里顿时冒出了许多的“为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在他脑海里翻腾，逐渐升华到忧党忧国的高度。

他说道：“造反有理，究竟理何在？”就在吴晓飞苦苦思索着这些“为什么”的时候，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专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从9月5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他们要把“文化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同时也希望通过串联形式，相互之间能交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战斗经验，宣传战斗成果。

怀着弄清问题，解决疑难的愿望，吴晓飞也投身到大串连的漩涡中，足迹踏遍了全国27个大中城市和无数村镇。他不像其他的红卫兵那般狂热，而是在冷静地观测着政治风云。吴晓飞一路上收集了大量传单。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实，使吴晓飞敏锐地感觉到，红卫兵们的行为实际是林彪、江青一伙鼓动的，社会上的动乱局面也是他们挑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别有用心的。

挥笔斥“文革”

1967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后，吴晓飞回到南昌。他一口气写下了二十万字的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文稿，包括序言、总纲等四个章节。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众所周知，1966年6月以后，在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

吴晓飞在文中指出：“林彪为什么加劲地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我以为恐怕这是为他自己篡权做舆论的准备”，但是，“任何一种绝对的迷信，都不过是骗人的庸俗勾当”，“所有的绝对迷信论的假象都要被戳穿”。

吴晓飞在文中还写道：“江青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党中央的特使来干预文化大革命”，“恬不知耻地用毛泽东的身份，以党的化身，到处自吹自擂”，“开口就说她江青是毛主席派来的。利用毛泽东的威望，煽动‘左’派”，“江青实质就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

由于当时形势的发展，以及自身阅历的限制，吴晓飞写完第四章就再也写不下去了。重读这些文稿，他自己也感到不甚满意。他尤其感到，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重大事件之一，是“对刘少奇的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文稿中虽有触及，但不系统而失之肤浅。一股发自肺腑的内心冲动，驱使他进行新的写作构思。

从1966年8月开始，刘少奇渐渐被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第二号人物被当做“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和国最大冤案就这样发生了。

1968年初，吴晓飞构想写一部全面论述刘少奇一生的功过是非的著作，他拟就了目次，全书共分14章，50多个小节。为了早日写就这本书，使自己汹涌的思路不被打断，吴晓飞毅然把自己反锁在一间斗室之中，开始了艰难的写作过程。他常常不分昼夜，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累了，用冷水冲冲头，洗把脸，继续写。实在太累了，就休息几个小时，起来又写。

经过几个月的伏案工作，吴晓飞用20万字的篇幅写完了著作的第一章，写出15个专题，分别标以“刘少奇的民主革命工运思想”、“白区斗争”、“所谓白区派”、“土地革命”、“刘少奇对民主主义的态度”、“修养论”等小标题，有针对性地批驳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刘少奇的一系列诬蔑之词。吴晓飞用整整一节，约37000字，专门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度评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部绝妙的好作品”，是“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最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理论的出色著作”、“具有很大的声望”。吴晓飞坚持独立见解，对原著逐句逐段地加以推敲，指出哪些观点极为“精彩”，“深刻”、“叫人观之而叹”。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提出的“这样的‘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根毫毛”的话，吴晓飞用讽刺口吻反驳道：“本来这样的‘修养’是专门触动党员的灵魂的，不是触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毫毛’的，它们的‘毫毛’不是由‘修养’，而是由被‘修养’触动了灵魂的党员去触动的，简直连起码的逻辑性常识都不懂！”

吴晓飞面对一大叠手稿，环视满屋子雪片似的传单资料，豪情满怀。恰逢这时，学校组织下乡支农，吴晓飞做好了到农村接受锻炼的充分准备，也想顺便做短暂休整，以便继续按最初的构想写下去，直到写完其余的13章44个专题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