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

15年后，他成为主办河南大河报的四大元老之一，是这份中原地区第一都市报的灵魂人物，却在其鼎盛期无奈离开，在同仁看来，这“标志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他也像那些理想满怀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做新闻的地方，东奔西走，最极端的例子是居然在一年之内连跳3家媒体。

2004年8月，这位61岁的老先生，就任河南商报顾问。他当“顾问”，既顾且问，亲自采访、亲自写稿，然后亲自编版，依然是带着一帮年轻记者，继2004年10月捅出“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2006年3月又率先报道河北“聂树斌冤杀案”，以至于有人评论“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

老马，就是马云龙。这位以非党人士身份一直主管新闻的大河报原常务副总编，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向有“狂人”、“怪人”之称，但私下里，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却因其狂和怪，亲切地称之为“马老爷子”。

“学军”生活

军宣队控制下的毕业分配，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军代表手中名单一念，数千名学生踏上行程，分赴祖国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马云龙卷起铺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太康县解放军第一军的部队农场，打土坯，烧砖瓦，盖房子。然后，他被分配在炊事班，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杀猪。

两年之后，“学军”结束，按照全国统一政策，这批大学生理应分配工作，但患有“意识形态过敏症”的河南却执行了更左的政策：“学军”之后再“学农”。

“学农”生活

农场里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就像“老三届”中学生一样，进村入户，插队农村。马云龙这次被“分配”在长葛县南席公社古城村，开始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两年过去，1972年“学农”结束，这批早就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就地找工作。有门路的去了郑州和许昌，马云龙举目无亲，他的去处是长葛县教师进修学校。

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豫东平原农场，继而是不为人知的古城村；从红卫兵领袖到被改造的大学生，到农场炊事员，继而荷锄而作的青年农民，最后是县进修学校教员——虽然依旧关心时事，虽然坚持晴耕雨读，马云龙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政治风潮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拨弄。

“九·一三事件”的影响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于昔日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如今散落各地厂矿村寨的马云龙们，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当副统帅林彪命殒蒙古的消息传到河南，正在学农的大学生们惊诧莫名。马云龙说，“我们当时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和屈辱，是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和屈辱。”

同时，农场就业、农田耕作的最底层经历，则促使马云龙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甚至质疑的眼光打量他所厕身的这个世界。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姿态，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1974年底，马云龙在大小场合的言论被好事者收集起来，计85条，随即被上边定性为“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他旋即被隔离审查，然后确认为“现行反革命”，1975年1月10日，他被关进看守所。

先是在长葛县，后又转到许昌专区，一关将近两年，就是不判刑。看守所的“待遇”不如监狱，吃不饱饭，见不到家人，马云龙忍受着“火烧火燎一样”难以抑制的饥饿，忍受着独居囚室的煎熬。更糟的是，铁窗外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传来的全是坏消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他渐渐地绝望了，感觉自己出不去了。

“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4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4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重获自由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重新开始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敢于揭发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事业的初步成功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敢说敢做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类似的事情多了，“马云龙一见好新闻就兴奋”、“马云龙做新闻，六亲不认”之类的说法开始传开。甚至有部下在办公室当着马云龙的面，半是玩笑半是感慨地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堂吉诃德！”马云龙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张金柱”事件

回想起来，马云龙带领众弟兄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可能是张金柱，以至于直至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

1997年8月24日晚上，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醉酒驾车，将苏氏父子撞翻，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父亲苏东海卷入车底，被张金柱的座驾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

从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马云龙贴身指挥记者江华等人，对此案做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4个月下来，发行量一路飙升3倍。

事业中的挫折

但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就在马云龙心无旁骛、带领部下步步向前之时，他的路也越走越窄。

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商厦一场大火，305人亡于火海。马云龙坐镇指挥，以《悲惨圣诞夜横祸降洛阳》为题，当夜将这一重大新闻独家发出，受到有关方面批评；

2001年2月27日，刊发《靓女包围医改会》，捅出中国医药界痼疾，某部门大为光火；

2001年3月26日，转载新华社稿件《周口外商气得直哭》，被斥为“损害河南形象”；

之后，他再也没有迈进大河报办公室的那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