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

1920年，复员后继续在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他一面上学一面经营父亲的照相器材商店阿姆斯特丹分店；其间，他还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荷兰“学生联合会”主席。1922年，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夏绿丹大学攻读照相化学与照相技术，开始接触在德国出现的各种政治与文艺思潮 。

1924年，伊文思入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伊卡”和“欧纳曼”工厂实习与工人阶级接触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边”，不久转入“蔡斯”工厂实习。

1926年，回到荷兰，担任“卡比”公司技术部主任。由于经常同荷兰知识界接触，他开始对电影感兴趣，并看到了被荷兰当局禁映的苏联影片《母亲》 。不久，他在荷兰创立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并从此广泛接触电影技术。

1927年，在荷兰的一家小酒吧拍摄了短纪录片《齐迪奇纪事》 。1928年，第一次赴巴黎，试图探讨摄影机的表现可能性，并在那里拍摄了一部4分钟的短片《对运动的研究》 。不久，他又回到荷兰，在一位工程师的建议下，经过长期观察与周密准备后，用3个月时间完成长10分钟的纪录片《桥》 。

1929年，拍摄纪录片《礁石》，以纪录片形式表现了一个失业渔民的生活 ；同年，他用3个月在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短纪录片《雨》 。此后，应荷兰建筑总工会之请，摄制了纪录片《我们在建设》，并根据此片的素材编成了一批短纪录片。此外，还为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宣传片《毁与建》。1930年，执导纪录片《须德海》 。

1931年，拍摄了宣传片《工业交响曲》（又名《菲利浦收音机》） ；同年，应“国际化学处理木材协会”之请，在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拍成介绍用木馏油涂木材的加工处理工艺的纪录片《木馏油》。

1932年，再次应邀赴苏联，并应有关部门之请，在钢铁工业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拍摄纪录片《英雄之歌》（又名《共青团》、《青年人的话》） 。

1933年，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伊文思应比利时进步纪录电影工作者亨利·斯笃克之请，不顾当局迫害，利用布鲁塞尔的一个电影俱乐部——“银幕俱乐部”提供的资金秘密的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表现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境遇与互助团结精神 。

1934年，完成表现围海造田的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伊文思在编辑是将它做成了有声片，并在结尾出加进了表现经济危机的新闻片镜头，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内容。为了区别于1930年由范唐根编辑的《苏德海》，影片最后改名为《新的土地》。

1935年，与流亡苏联的德国进步戏剧家冯·范根海姆台作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的电影剧本《战士》，后因故停笔；同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为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摄制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伊文思明确表示支持共和派，并与海明威等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创立“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摄《西班牙的土地》，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纪录片。

1938年，拍摄记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1940年，应美国农业部之邀，赴美拍摄宣传农业电气化的影片《电力和土地》；同年，应“斯罗昂基金会”之请，在纽约大学资助下，筹备拍摄纪录片《新的疆界》，表现美国南部学校生活，后因资助人破产及美国准备参战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拍摄。

1941年，应美国南洛杉矶大学之请，在该校文艺科学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摄新闻纪录片《警报！》。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应美国纪录电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为美国国防部特种任务局摄制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第一集《认识你的敌人：日本》 ；同年，为美国拍摄的纪录片《一个美国大兵的故事》担任技术顾问。

1944年，与法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合作，着手摄制反法西斯纪录性故事片《海之女》，由于女主角嘉宝在政府压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摄工作半途而废。同期，荷属东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为即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电影专员。不久，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荷兰政府对年青的共和国实施封锁政策，不准伊文思等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伊文思指责政府的行动违背民主传统，与他本人信念不符，而辞去“电影专员”职务。

1946年，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在悉尼的码头工人协助下，秘密拍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呼唤》，该片记述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卸装运往印度尼西亚的武器等情况 。

1947年，应邀赴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拍摄表现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纪录片《最初的年代》。后因政治原因，南斯拉夫部分未编入影片。

1950年，伊文思应邀赴波兰，在罗兹电影学院讲学，拍摄反映华沙“世界和平会议”的纪录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同年，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

1952年，应东德和波兰当局之请，摄制表现业余自行车比赛的《华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赛车》。1953年，应苏联作为发起国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之请，在32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协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长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六条河流为线索，拍摄了记述沿河人民生活境况的《激流之歌》。

1955年，获得“世界和平奖”。1956年，应“世界民主妇联”之请，拍摄分别表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妇女生活的纪录片《五支歌》；同年，以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的身份，参加该厂纪录片《我的儿子》与故事片《传奇英雄》（与法国合拍）的拍摄工作。

1957年，被聘为“中央新闻电影照制片厂”的顾问，向中国电影工作者授课；同年，伊文思回法国巴黎，根据乔治·萨杜尔提供的创意，拍摄纪录片《塞纳河畔》，该片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金棕榈”奖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的“”金门奖。

1958年，他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访问，原拟以“电影通讯”形式，拍摄一系列短片，定名为《中国来信》，后将在内蒙、南京、无锡等地拍摄的表现中国北方、南方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昂扬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编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后根据夏衍的建议定名为《早春》 。

1959年，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电视纪录片《意大利不是穷国》。1960年，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陆，为独立不久的马里共和国政府拍摄表现非洲人民觉醒的纪录片《明天在南圭拉》。1961年，应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学院”之请，赴古巴讲学，与古巴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旅行日记》（又名《古巴纪行》）和《武装的人民》。

1962年，应智利的圣地亚哥大学实验电影研究所之请，拍摄抒情纪录片《在瓦尔帕莱索》，该片表现了智利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的风光和人民的生活 ；同年，应荷兰电影资料馆及荷兰电影科学院之请，回荷兰主持“伊文思回顾展”。1963年，执导纪录片《Lepetitchapiteau》。1964年，执导纪录片《Letraindelavictoire》。

1965年，在法国南部拍摄以风为主题的纪录片《西北风》，由于制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现出应有的气势 ，该片获得第31届威尼斯电影节圣马可狮奖-最佳纪录片；同年，赴越南拍摄纪录片《天空和土地》。

1966年，被迫侨居国外20余年的伊文思被准予回到祖国荷兰，他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欧洲之港》 ；同年，在祖国逗留期间荷兰文化大臣拟向伊文思颁发荣誉奖金，伊文思本人拒绝接受。

1967年，与法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远离越南的地方》 ；同年，与罗丽丹合作执导反映越南“非军事区”居民生活的纪录片《十七度纬线》 。1968年，拍摄纪录片《人民和枪》。

1969年，在越南拍摄纪录片《会见胡志明主席》；同年，其个人自传《摄影机和我》出版 。1970年，执导纪录片《Lepeupleetsesfusils》。

1972年，在中国拍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整部影片共放映12小时，其中最长的是《上海汽轮机厂》（131分钟），最短的是《球的故事》（11分钟）；同年，在访问新疆之际拍摄纪录短片《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此外，还执导了纪录短片《新疆和维吾尔族》。

1976年，执导纪录片《足球风波》，该片获得第2届法国凯撒奖-最佳短片-纪录片；同年，执导纪录片《药店》。1978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1980年，执导纪录片《上海第三医药商店》 ；同年，为表彰伊文思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他从事电影工作5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伊文思创作回顾展”。

1984年，拍摄纪录片《风的故事》，此片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他凭借该片获得第2届欧洲电影奖特别成就奖。1988年，威尼斯电影节向90岁的尤里斯·伊文思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

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国巴黎去世 。

尤里斯·伊文思热爱人民，他的纪录片主题总是人民，他始终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伊文思的作品中搬演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他强调主观真实的纪录；伊文思认为音乐恰当的使用更能表达影片的目的，但是一定要再现真实的声音。他的片子中人民的身影是普遍且始终存在的。他用自己伊文思式的审美体验，真实地纪录他所亲身观察到的每一处事件始末，但他的真实又是充满艺术的，正因为伊文思电影人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人们可以感受到在他影片画面与音乐中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艺海》评）。政治元素是伊文思电影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否认这一点等于否认了伊文思。对伊文思的生平和创作来说，越想试图排除政治元素或民族情感的文化分量就越会失去意义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