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杜甘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 

《致中国读者》

《军官病房》

《英国战役》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故事。法国青年加尔米埃不由自主地介入了这场战争，逐渐成为出色的情报员，使盟军得以击沉德国的潜水艇，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那些德国水兵和他一样，都有各自的家庭和爱情，他们其实也是法西斯统治的受害者。小说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冒险生涯和感情经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荒诞，体现了人类对和平、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法国反战文学中一部风格独特的杰作。 

杜甘先生所写的《致中国读者》里，说明这部作品是根据他的舅舅的事迹写成的。他认为是时势造英雄，勇气不是天生的，他的舅舅在二战期间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是当时最杰出也最隐秘的英雄，但并非生来就勇敢非凡，而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受锻炼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才写出了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主人公加尔米埃具有人性的弱点，并非完美的英雄人物，但他显示出一个普通人的善良和真诚，倒令人觉得更加真实可信。

杜甘先生坦言在二战期间，像他舅舅这样真正的抵抗分子只有百分之一，而投机分子却为数众多，他们起初向德国人妥协，与他们合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才见风使舵地转变态度。这些合作分子在战后以抵抗运动的英雄自居，其中有些人一直是头面人物。因此合作分子在法国一向是个不便触及的敏感问题，在法兰西学士院等名流荟萃的机构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争议，这也许是它无缘法国文学奖的原因。

与合作分子们相反，真正的抵抗分子在战争中浴血牺牲，在战后却甘于清贫，默默无闻。他的舅舅从未出示自己的勋章，在名利面前退避三舍，以至于被人们视为“一无所长的人”。杜甘先生是他抚养长大的，但是直到他需要住院而去查阅档案的时候，才知道他曾经立过赫赫战功。《致中国读者》写到舅舅最后因脑溢血倒在大街上，人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飞往中国的机票，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这个辽阔的国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未来。我作为小说的译者，曾以为这是杜甘先生在得知获奖之后才虚构的情节，但他庄重地回答说这是事实。在领奖后致的答词中，他动情地感谢中方授予他的这个奖项，使他能够在将近40年后实现他舅舅的遗愿，完成这次他们都极为向往的旅行。 

杜甘先生指出，在单调平庸的日常生活里，我们都会把真实的个性隐藏起来，只把自己想像的人格表现给别人看。一个民族只有在最苦难的时期，每个人才会在事件的旋涡中扔掉面具，显示出他的本性，像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那样暴露无遗。抵抗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它的真相在法国的社会环境里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小说描写法国解放后由合作分子掌权，加尔米埃这个真正的英雄，为了投身于抵抗运动曾假装死去，胜利后竟被认为已经死了，以至于连户口都报不上，这就是法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实际上是在为抵抗运动正名，力图分清大是大非，充分显示出杜甘先生的凛然正气和一个正义作家的良知，这也正是授予他最佳小说奖的重要原因。 

杜甘先生认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坛上充满生气，作家们之间经常在艺术方面进行争论和探讨，所以能创作出风格独特的作品。自从新小说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衰落之后，老一辈的优秀作家先后去世，法国文坛上不再有任何文学思潮和流派，代之而起的只是派别之争。在创作方面，许多作家喜欢猎奇，编造一些女郎变母猪之类的故事，或者用写性和暴露隐私等来迎合读者的趣味。有些作家只喜欢描写自己，或者写自己小圈子里几个人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没有任何抱负或理想，只是为了功利而创作，写出来的东西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毫无创造性和意义可言，所谓的畅销书平庸之极。杜甘先生在旅行时经常要随身带上几本书，但是不带法国当代的小说，因为它们不值一读。 

法国当代文学处于没落的状态，前景十分暗淡，出版社和作者的共同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包括杜拉斯这样的老作家也是如此。杜甘先生认为包括龚古尔奖在内的许多重要的文学奖，其实大多是出版社之间的交易，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幕后活动，出版者、作者和评委往往沆瀣一气，或者干脆就是同一个人。他觉得只有置身于局外的法国文学专家们的评奖才是最公正的，所以他特别珍视在中国荣获的最佳小说奖，认为这是他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奖项之一。

杜甘先生最欣赏的作家是纪德、塞利纳和加缪，他们都是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有个性、风格最为独特的作家。和他们一样，他的创作是面向大众的，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能够打动人，作品首先要让人看懂，看不懂的东西是不可能感动人的。因此他运用的语言大多是口语，非常简洁，虽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并不容易，但是法国的老百姓一看就懂，而且幽默风趣。其次是作家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不能只写自己的私事，所以他的小说虽然形式通俗，却包含着对历史负责的深刻内容。至于风靡一时的文艺理论，他表示并不了解，那是大学里上课用的东西。 

杜甘先生对国际大事也非常关注，他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认为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俄罗斯的变化太急剧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崛起和繁荣特别令人感到欣慰，因为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空喊自由和民主，而是首先要保证大家都有饭吃，中国在稳定的基础上改革发展，走的道路比较稳妥。他的见解不仅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而且表明他对世界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的创作是面向大众的，他运用的语言大多是口语，非常简洁，幽默风趣。作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他的小说虽然形式通俗，却包含着对历史负责的深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