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留校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

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

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

1993年，晋升教授。

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

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2008年，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

2014年10月24日，不再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 

现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杨玉良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从事高分子凝聚态物理研究，包括将分子轨道图形理论中的唐-江定理推广到研究具有复杂拓扑链结构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与粘弹性问题；建立了研究高分子固体结构、取向和分子间运动相关性的三项新的实验研究方法，迄今，该方法仍是获得高分子固体材料内部的链结构、凝聚态结构和动力学信息及其相关性的唯一磁共振实验方法；运用自洽场理论及时间分辨的Ginzberg-Landau方程研究了高分子共混体系、复杂链拓扑结构的嵌段高分子、液晶及囊泡等软物质的斑图生成、选择及其临界动力学领域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发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动的稳定性理论，并籍此指导和解决了双轴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生产中长期困扰产量和质量的破膜问题，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立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及其动力学的MonteCarlo方法。

复旦大学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源于17世纪中叶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也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也常常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反观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使得“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的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

主持第五届复旦校董事会典礼

在不良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共同体内部不良现象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也会被世风流俗异化，他表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院士也会为一种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所谓药物做广告，“当学者被异化，危害的不仅仅是学术和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而且会毒害整个社会。

大学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服务站，不是社会需要什么，你就在低水平上提供什么，甚至连政府官员都感觉到不解渴，尤其不是市场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大学应该在坚守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服务，为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提供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