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

奥托·弗兰克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拘留期间幸存下来，战后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得到梅普·吉斯及丈夫扬·吉斯的庇护，并试图寻回他的家人。虽然他知道他的妻子艾迪特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死去，但他仍希望两个女儿仍然活着。几个星期后，他得知玛戈与安妮也死了，他尝试去确定跟安妮有关朋友的命运，并得知当中很多人都被杀。在荷兰制片人威利·连和于1988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七个月》中，他访问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还者有关弗兰克家中女性的回忆。

《安妮·弗兰克日记》

奥图在看过日记后，也表示从来也没有想到安妮在日记中，对往日的生活状况竟有着如此准确和良好的记载。基于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愿是成为作家，奥图开始考虑把日记公开出版。在若干年后，当奥图再次被问起对此事的感受时，他表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发现，.我从不知道她有这么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她从没有表露过这些”。

开始时，安妮的日记都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里头强调了很多次她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聪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与同伴，他们的情况，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写小说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听到一个GerritBolkestein做的电台广播——他是一个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他说当战事结束后，他会筹组关于战事荷兰人民受压迫的公共纪录。他也提起过出版信件和日记，所以安妮决定在那时交出她的日记。她开始修正她的作品，删减某些部分，又重写某些部分，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笔记本子已经用完了，开始写另一本活页簿。她为屋子里的所有人起了假名，云佩斯一家成为了贺文，比曹妮娜和彼得·云丹，费兹飞化成为了艾拔·德素。奥图·法兰克用了称为“A版本”的原日记，和称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记一起，出版了日记的初版。他拿走了几篇文章，大多数是用不奉承的词语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安妮对性的兴趣的篇章。他恢复了他们一家的真实身分，但其它人依然沿用假名。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发表了所谓的“评论性版”日记。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较，已修订和未经修订的都包含在内。它也包括了对日记真实性的讨论，和附加的，有关这个家庭和日记的历史资料。

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积（CornelisSuijk），宣布他拥有被奥图·弗兰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页日记；瑞积说奥图·弗兰克在1980年临终前把这几页都给了他。那几页，记下了安妮对父母关系紧张的婚姻的批评，和她母亲对她的漠不关心。当瑞积打算卖出那五页日记以替他的美国基金筹钱的时候，惹起过一番不小的争议。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积交出手稿。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给瑞积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们的手上。自此之后，五页手稿都被收入日记的新版本中。

早年经历

幼年安妮

其父亲奥托开设了一家名为“OpektaWorks”的公司，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炼出来的果胶。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尔韦德广场（Merwedeplein）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斯带着安妮与玛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为两姊妹安排学校。姐妹同就读于蒙特梭利学校,.两姊妹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格特比较精于算术及数学，而安妮在读写上比较优异。其中一个当时安妮的朋友哈娜·哥斯拉（HannahGoslar）忆述，安妮在作业时经常会用手盖着答案，以不被其它同侪借故抄袭，而且也不会跟其它同学一起讨论。但是这些作业后来却没有保留下来。同时，安妮和玛格特在个性上也有着明显差别。玛格特在举止上较文静，保守和勤奋，而安妮则较健谈，外向和充满活力。

1933年3月13日，在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胜出。反犹太主义在此时便迅速扩张起来，使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继续留在德国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危险。在接近年尾时，艾迪斯便带着安妮与玛格特到亚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奥图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便决定搬到那边去打理生意和为家人安排新住所。弗兰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离开德国的300，000犹太人之一。

1938年，奥托与一个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与名叫赫尔曼·云佩斯（HermannvanPels）的肉贩合伙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来居住，她之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透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强制登记及隔离，所以即使玛格特与安妮在学校表现优异，但新制度却规定她们只可在指定的犹太学校读书，她们只好离开原校。之后，她们被编入犹太学园继续学习,此时安妮12岁。

躲藏在隐密之家后

1942年7月，玛戈特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fürjüdischeAuswanderung）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的父亲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由于纳粹当局捕捉犹太人的行为日益严重，而且玛戈特也收到纳粹当局的劳动通知，于是安妮一家决定移居到更为隐密且安全的居所。然后安妮便得知其父奥图在与自己公司的雇员"沟通"后，决定把她们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与其姊亦早得知此事。于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河畔的公司内一间隐蔽的房间。

"库格勒"、"克雷曼"、"米普"、"爱丽(真名贝普)"是唯一几个知道这里有人隐藏的雇员，"米普"的丈夫、爱丽的父亲都是帮助他们藏身的人。他们是屋内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也会告知他们战争的情况和政局发展。他们保证屋内人的安全，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一个随时间而变得艰难的任务。安妮写下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对提升屋内士气的贡献。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帮助犹太人都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

在七月尾，凡佩尔斯一家加入了弗兰克一家，他们包括：和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共事的凡佩尔斯（日记中称为凡·达恩先生）,其妻子奥古斯特·凡佩尔斯（日记中称为“凡·达恩夫人”）、和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彼得，十一月时斯佩普·普佩弗（日记中称为“杜塞尔先生”），一位牙医和凡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写下了跟新朋友说话的兴奋，但很快，狭小的居住环境引起了冲突。安妮跟普佩弗同住一间房，她很快就觉得他很难以忍受；她又跟奥古斯特凡佩尔斯冲突，她认为她愚蠢。她跟她母亲的关系亦日渐紧张，安妮说她与她母亲没有什么共同点。她有时也跟玛格特吵架，她最亲的还是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以后，成长之后的渴望聊天的安妮和密室唯一的男孩“彼得”，萌生了感情。

安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学习上，闲时也写日记。除了记下生活上经历的事情外，她也写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觉得她不能再谈的东西。后来她对写作的信心增强了，人又成熟了，她开始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对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么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1944年8月4日大约上午10点，有人打电话举报王子运河263号藏有犹太人，随后纳粹警察带人突袭了密室。

被捕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在西尔弗鲍尔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帮助他们的克雷曼和库格勒也被带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两日后八个犹太囚犯又被转送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一个临时营地。随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米普和爱丽（贝普）没有被带走。他们后来回到隐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纸张；把它们连同家庭相簿收起，打算战后把它们还给安妮。

被送入集中营与逝世

9月3日，他们被移转，由火车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他们在三日后到达，以性别分开，再也无法会面。到达集中营时，火车上的男人和妇孺被强行分开，奥托就此与家人分开。弗兰克姊妹被迫拖运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们都塞进十分寒冷的营房中。后来有人作证说安妮每当看见有小孩被送到毒气室，都会变得僻静和流泪。

“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

1944年10月28日，军方开始选移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多于8000个女人，包括安妮、玛戈特和爱吉斯·凡佩尓斯，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因为大量囚犯被送进来，要开始用营帐收留，安妮和玛戈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时使死亡率不断上升。安妮跟朋友短暂地重遇——汉妮和兰特，她们在战争中活下来了。兰特形容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妮说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却更担心玛戈特，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躲着。佩尔斯太太跟安妮与玛戈特在一起，并照顾玛戈特，因为她当时病得很严重，虚弱得不能下床。

安妮与玛戈位于集中营旧址的纪念碑

其他隐居的成员，除了安妮的爸爸奥托外，全都死于集中营。于安妮的日记经常提及的桑妮·雷德曼，已跟她的父母弟弟送到毒气室，而她的姐姐，芭芭拉，跟玛戈特很要好的朋友，则生还了。而安妮俩姊妹在学校认识的朋友，有几个生还了。至于奥托与艾迪特的延伸家庭，他们在1930年已逃离德国，分别定居在瑞士、英国及美国。

解放后，营地被全力烧毁，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玛戈特和安妮被埋葬于万人冢，尸体下落不明。

安妮与玛戈特位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旧址的纪念碑，伴随着的是人们悼念的鲜花和相片。

正面评价

这本日记的高度文学价值一直受世人重视。美国知名剧作家梅耶·莱文（MeyerLevin）曾以“有着嫓美长篇小说的张力”来形容安妮的写作风格，并受到她的日记启发和感动，在日记出版后不久，便与奥图·法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另外，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Berryman）也曾表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以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安妮小时候与母亲、姐姐的合影

安妮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主义的一个象征。希拉里·克林顿（即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民主党提名人），在她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视行为”（指当时于萨拉热窝，索马利兰和卢旺达的种族战争和屠杀）。

意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着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要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而奥地利作家玛莉萨·穆勒（MelissaMüller）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难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的广，如此的深远。”

安妮与好友的合影（3人死在集中营）

于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册题为《TIME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ME100：Heroes&Iconsofthe20thcentury）的特别期刊，安妮·弗兰克获选为其中之一。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Rosenblatt）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事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平。不论甚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负面评价和诉讼

日记自20世纪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开始出现不断的批评与质疑，也有著作申述这些批评，最早期的著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曾经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安妮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图·法兰克亦被指为骗子。于1959年，奥图·法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拉青年团成员的教师LotharStielau兴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Buddeg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了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本来的言论，而奥图·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图·法兰克控告法兰克福的Heinz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HeinzRoth被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Roth其后提出了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同年，奥图·法兰克也对ErnstR?mer提出了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TheDiaryofAnneFrank,Bestseller,A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为Edgar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R?mer被罚款1,500马克，而Geiss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图·法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条例范围而结束。

在奥图·弗兰克于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后来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记的笔迹并与过往案例作对比，证实笔迹脗合，而日记上的纸张，浆糊与墨迹亦被确认为与日记撰写年代脗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荷兰司法部确认为真迹。后来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综合研究结果与原稿及其它资料，出版了所谓的“评论性版”。于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庭对此版的日记进行了确认。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与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法兰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动用民事法，禁止该书在荷兰的进一步印发。于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性的印刷品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

在写日记的安妮

1963年，奥图·弗兰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基金会筹募捐助经费使博物馆“看来好一点”。直至奥图·法兰克逝世，他在遗愿中表示把日记的版权留给基金会，但附带条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权所得收入中拨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继承人，其余收入则由基金管理员决定如何使用。1963年基金会使用这笔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给一个名为“国际义人（RighteousAmongtheNations）”的计划中以作医疗用途。基金会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岐视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在同年的年度报告中，基金会也指出它们于德国、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国及美国亦开展着同样的计划。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间曾经居住于荷兰Merwedeplein区的一所房屋，于本世纪初仍为私人所有，直至一部电视纪录片公开才开始受到公众关注。虽然长期没有保护及维修，但这所房屋被一家荷兰房屋公司收购后，房屋公司根据以往法兰克一家的照片，与安妮在信件中对家具环境等的描述数据帮助下，成功回复到1930年代的旧貌。在过程中，安妮之家博物馆的TeresiendaSilva与安妮的表弟Bernhard"Buddy"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见。该所房屋已于2005年重开，提供予部分因不同原因，而不能于原居地写作的被选作家以作栖身之所。每名被选的作家都有一年期限于屋内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选的作家是阿尔及利亚籍的小说作家El-MahdiAcherchour。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uddy"Elias捐赠了约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馆。这些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弗兰克一家在德国与荷兰拍下的照片，以及奥图·弗兰克于1945年把前妻与女儿于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亲的信件。

以安妮·弗兰克的生命、日记、作品为灵感，后世也创作了大量以她为参考，或以她为主题的文学、音乐、电视及其它媒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