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

1931年考入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学生组织的学生军，被选为学生军的队长。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六一三”学生运动时，任总指挥。

1936年毕业于北平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

1937年参与组织成立“东北救亡会”，

1937年9月在北平西郊参与组织国民抗日军，担任政治部部长兼副司令员。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国民抗日军编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任支队司令员。后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4年10月，到晋察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调回东北，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参谋处处长、辽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辽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9年12月自杀。

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细数抗战时期晋察冀一分区的领导，杨成武司令之下，最高首长名义上就是副司令高鹏了。但这位高副司令只是一分区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在一分区不管作战，分管的是供给部和卫生部的工作。可高副司令分管的这两个部距一分区司令部很远，在易县西边靠近涞源县境的的干河净、七峪一带。那里属一分区的后方，前面是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再前面是一分区所属的各主力团部队。高副司令并不跟自己分管的这两个部门住在一起，而是跟杨司令在一起。可想而知，高副司令其真正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这也怪不得高副司令。高副司令的资历很浅，这指的是参加革命、入党和参加八路军的时间都很短。他是收服原赵侗部队的同时，被晋察冀军区领导明令树立的几个知识分子样板之一。其余如王远音、汪之力、王建中、史进前等人，都是原赵侗部队中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是主动靠拢八路军共产党的。树立了这几个知识分子代表，重点提拔重用他们，就会在其他平津等大中城市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中起到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倒不在乎这些人有多大的实际作用，会不会指挥打仗，能不能带头冲锋陷阵。抗战年间的知识分子，其实主要是一些大中青年学生，当时由于人数稀少，真的是很“金贵”的。共产党也很在乎他们的到来。

军队的规矩，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讲究个“资历”。按资排辈是少不得的。高鹏名义上是副司令，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但那些老资格的红军干部是“不尿他的”。起码有三个红军干部就十分明显。这三个人，一个是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另一个是一分区供给部部长董永清，这最后一个也做的最明显，就是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

黄寿发不用说了，一分区参谋长，杨成武司令的第一助手，这一分区司令部最要害的三大科：包括电台在内的机要科、作战科、侦察情报科，都是杨司令亲自来抓，只有黄参谋长可以过问，其余领导干部，当然高副司令也在内，都不得伸手过去。一分区的供给部部长董永清，是杨成武红军独立团时的老供给主任，他怎么会让一个有“大少爷”外号的高副司令插手管他呢。这董永清凡有事，无论大小，必找杨司令亲自汇报解决，从未把这个高副司令放在眼里。抵制高副司令的领导最明显的，还数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张杰是老红军干部，在115师就是卫生队长，以后到一分区成为新组建的卫生部部长。别人只是不大看重这位高副司令，他张杰却是不停的给这位高副司令挑毛病。1942年中期，这场挑毛病的活动终于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一分区司令部领导召开的整风会上，张杰公开向高副司令开炮，一一历数高副司令的种种不足，最后的结论是：高鹏当不得这一分区副司令的重任，应该让贤。

这可将了杨司令一军。当一分区提拔王远音、高鹏这些人走上分区一级的领导岗位，杨司令在下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耐心说服这些红军资历的干部，要尊重服从这些知识分子干部的领导。绝不能在他们面前摆自己的老革命资格。这种面对面公开冲突的局面，是杨司令最不愿看到的。幸好众人对他的话还是听的，他出面反复向这些老红军干部说明，为什么要保留这个知识分子的副司令，还不是为了影响和动员更多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吗。

其实高鹏在一分区司令部的时间长了，连他也看得出来，在一分区机关，不要说那些上层中层的干部们，就是在那些战士们中间，其中老资历的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就不在少数。分区警卫连、机关管理排，还有杨成武身边的那个司令部专职警卫班，大部分都是改编为115师以前的红军战士，有的经历过长征，有的是陕北红军，还有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征山西时期扩招的红军。在这些老资格的红军战士中，哪一个他高鹏支使得动。根本就不听他的。这从高鹏到干河净、七峪的供给部、卫生部检查工作时就可以看得出。

抗战初期晋察冀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规定，凡八路军营以上干部，除了可以享受中灶待遇，每年发服装时可发马裤，另发装行李的马袋一个，有条件的配一匹马。此外，按规定均配备勤务员一名、马夫一名。按环境需要的警卫员另定。

一分区是敌后根据地，尽管是“我们的地盘”，但环境复杂的局面不可小视。敌人的暗探、武装便衣队，从孩子到化妆成的老农，经常摸进我抗日根据地打探情报，搞暗杀破坏活动。我八路军用游击队对付敌人的那一套，敌人也会原样搬过来对付我们。我根据地的单身部队干部、地方干部、通讯员，搞得不好就会失踪，被敌特暗杀。所以李青川、杨浩每逢下部队，检查工作，尽管平时自诩为“艺高人胆大”，不把几个狗特务放在眼里。可话是这样说，只要是下部队出远门，他们不是与部队结伴而行，就是自带几名战士一起出发。

像高鹏这样级别的一分区领导干部就更不用说了。他不能一天到晚总是窝在司令部里吃闲饭，在其他干部的眼里也不好看。每逢他到干河净、七峪去检查工作，视察一下，警卫连起码要配备一个班的战士与他一起同行。可问题不在于同行的战士，而在于他很难支使动司令部的干部。只带战士而没有干部陪伴的副司令，那不是光杆司令吗。所以再困难，他也要带上个干部一起同行。

一分区两个司令分工，他分管供给部和卫生部。可供给部和卫生部的干部，他一个也调动不了。司令部几个职能科室，机要科、作战科、侦察情报科他想都别想。根本插不进手去，按纪律规定也不允许他插手。除此之外，只剩下一个1940年底刚成立的作战训练科了。当然，科长李青川他支使不了，剩下的，只有一个杨浩可以支使。于是，每逢出门必带杨浩一起同行成为高副司令的例行功课。明白高副司令这个尴尬地位的人，不会再说些什么闲话，到时候，吩咐杨浩跟随高副司令出门就是了。杨浩身大力不亏，腿脚快，枪法好，也有文化，又有抗战初期在北平居住的那段经历，所以跟高副司令很合得来。高副司令一路上也会跟杨浩讲许多过去在北平、在东北的趣事。

李青川身为杨浩的直接上司，有时抓不到人，有时也会向杨司令告状，还经常会刺杨浩几句：“看你，干脆改行当高副司令的警卫参谋得了……”但杨司令深谋远虑，制止了李青川：“高副司令也不容易，让大杨浩陪着他吧。”

好在高副司令也不是经常出门视察，还是在家里的时间多些。因为到了供给部、卫生部，去太勤了不行，他帮不上任何忙，只能添乱，人家还要派几个干部陪着他。否则就是不尊重上级派来的领导干部。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尽管是副司令，分管这两摊。但两位部长有事，还是习惯于直接向杨司令请示汇报。都知道向高副司令请示汇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把事情给耽误了。明白了这个道理，高鹏对下供给部、卫生部检查工作的事情也不那么积极了。

十来年后的1955年，解放军评授军衔，高副司令的许多下级团长都被授予中将、少将，当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的高鹏和李青川一样，被授予大校军衔，才算是名副其实。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高副司令在沈阳，仍是过去在一分区时的“大少爷”那一套，凡事习惯了甩手不管。每逢开会，坐在会场上就可以睡着，成为一景。不做实事，人们就会提意见，万炮齐轰。

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事发，殃及到沈阳军区司令邓华。邓华也被撤职查办，贬到四川。邓华又是高鹏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上司，接受调查是不可免的。没有了后台的交底和庇护，高鹏一脑袋糨糊，不知如何是好，结果选择了自杀。当年晋察冀一分区的高副司令，最终走到了这个下场，这是他昔日的那些老战友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