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荣格是西方心理学家之一，他是最早认识并欣赏东方佛教的心理学本质及其价值的人。经过半世纪的发展，荣格对西方学术思想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并逐渐演变成两种趋势：一是荣格学派佛教分析师的出现，二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与佛教的交叉学科的发展。①

如果认为佛教是近来才被引进西方的宗教那就大错特错了。Fields认为，西方与佛教关系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我们的想象。②由亚历山大所领导的希腊人在公元前323年来到印度，在经历威胁和死亡后剩余的人留在那里并成为了西方的第一批佛教徒。公元前3世纪印度国王Ashoka派传教士前往西方传道佛法。荣格同时也提到公元前2世纪在波斯有一些佛教徒，他认为正是通过波斯人才使得佛教的思想慢慢渗透到基督教的基础之中。③

荣格是作为新教牧师的儿子出生的，因此他同时经历着基督教群体的疏远和隔离，他的一切被父亲和母亲斯维克家庭所代表。在《记忆、梦和反思》这本书中，荣格写到，作为一个小孩，他是如何在惊人的梦境中被带进一个阳具一样的神的神秘之中，接下来他悄悄的发展了自己的仪式和神学。

荣格接触到东方精神世界的第一个记忆是在母亲大声对着他读一本书，这本书很旧并带有印度教诸神插画，这激起他后来的兴趣。④因为父亲没有教他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他对父亲很失望。然而这种失望并未驱使他放弃基督教，而是期望有一个替代者，或者一个看起来能带给他更好解释的基督教的观点。荣格不能也不会完全的从他的宗教中脱离出来。

青春期的荣格深感精神受挫、知识获取不足，母亲建议他看歌德的《浮士德》，这大大减轻了他的这种感受。虽然这本书和佛教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却为他提供了另一种精神性。后来在给铃木大拙的书《佛教禅宗的介绍》写序言时，荣格提到《浮士德》是极少数和西方禅宗相对应的著作之一，并且正是这本著作荣格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曾多次引述。

“浮士德和佛教”这个题目太大，我们在这儿不做讨论。仅简单的指出二者之间同时也是和荣格学派心理学之间的某些相似点：首先，二者都关心人类自我欲望的无限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其次，二者都承认人类不要相信神对人的干预，相反，要尽可能的信任人类的行为;最后，都认为尘世所有的东西是短暂的，是表象的。

青少年时期，荣格被阅读所吸引，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而存在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他遭受折磨的心灵，时至今天，我们仍然会为叔本华和荣格对于无意识、原型以及梦的观点的相似性所触动。叔本华是第一位集中研究佛教的西方哲学家，并把它融合进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荣格通过叔本华获得一些佛教的相关知识，尤其是大乘佛教方面。

荣格尤其赞同叔本华的悲观言论即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对他而言，叔本华是第一位开诚布公的说人在这个世界上遭受苦难，困惑，有欲望和邪恶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佛教的苦圣谛。

叔本华认为思维给盲目的意志提供了一面镜子，是为了引起它的自我否认，但是荣格并不认同这种思想，他想知道这种意志如何能看到自身的状态，即使能看到，又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后来，荣格吸取了康德的哲学，这使他意识到叔本华没能把握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概念。然而，对叔本华的这种失望在荣格的思想中保留着张力，并给他后期发展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和积极想象技术带来动力。叔本华在了解荣格和佛教的关系中是个关键人物。

叔本华的镜子理论并不是现代西方知识形式的一个标志，为了解释镜子的意义，叔本华引用奥义书中的话“这就是你”，因此镜子所显示的只是意志的反思：镜子指的是意志的自我知觉。

荣格对叔本华的失望说明他陷入西方思维和意志二分法的困境中，相反的，在佛教中来说他们是相同的东西。荣格对叔本华的思维概念和大乘佛教的般若经的理解有所不同。Epstein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他曾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描述一个佛教徒的观点：地狱道是佛教六道轮回中最痛苦的一关，在此关，菩萨出现时手中拿着一面镜子，说只有通过感情的自我知觉才会治愈。⑤这和叔本华镜子的概念非常一致，即意志反省自己以达到它的自我否认，从而才能到达天堂 。

叔本华并不认为意志的自我否认等同于自杀，相反的，他觉得自杀就是意志的自我确认。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意志应被理解为把我们引向个性化原则的一些东西，意志的自我否认只是出自于个性化原则作为自我主义而存在的自由。另一方面，荣格为了表达他的治疗的目标，他借用叔本华的术语“个性化”，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叔本华和荣格的个性化的意思却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叔本华的理论，意志的自我否认只是对另一种磨难的领悟而已，他说：“纯粹的爱只存在于同情之中”。⑥同情是从大乘佛教的梵文“karuna”翻译成德语而来的，类似的，通过同情所显示出的erkenntnis也是般若经的德语翻译。在大乘佛教中，karuna和般若经二者彼此不可分割 。

在学生时代，荣格因神秘学的博士论文而曾向康德和叔本华求助，他想从心理学视角来处理包括唯灵论在内的宗教现象，他把宗教视为心理学的内容。心理学似乎让他跨越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以及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界线，但是1910年2月11日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他的话又说的很清楚：“宗教一定只能被宗教所取代”。荣格期望心理分析能变成基督教的替代物，这让弗洛依德感到很难堪。换句话说，他想寻找一个兼具宗教和心理学的东西，并且正是这个原因，更加明确了他之后对佛教的欣赏。对他而言，佛教就是“纯粹合理的宗教”和“去往极限意识的最系统的教育 ”。

荣格的著作《性欲的转化和表象》使得他和弗洛伊德彻底决裂，这本书变成荣格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揭示他的进步和对叔本华思想步步深入的理解。他指出性欲并不只局限于性，而是通过很多方式展现，就像叔本华的意志。在牺牲性欲这种思想中，盲目的意志是如何被转换成自我否认的。性欲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被表象化，而是通过自身的自我牺牲积极主动的变成表象。性欲的转换难道不就是叔本华的意志自我否认的重复吗？《向死者七次布道》使我们怀疑荣格对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到底是否熟悉。就巴西里德而言，他一般是这样开始他的布道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世界是虚无的，虚无就是充满，在无穷的宇宙内，充满并不一定好过虚无，虚无就是空虚和充满，你可以就虚无再说些别的什么。比如，说它是白色的或者是黑色的，你也可再说一句，说它是或者不是，无穷和永恒的事物是没有质料的，因为它本身已包含了所有质料，我们就把这种虚无性和充满性称之为普累若麻 。”⑦

实际上，Moacanin已指出《向死者七次布道》模仿《心经》的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还有《楞伽经》中“空即为形，随着空融入形，形即为空”。这样看来，荣格的普累若麻似乎和佛教的空性很相近。Moacanin强调说，对立及其综合把藏传佛教的密宗和荣格的超越功能概念连在一起。然而，即使普累若麻看起来与空性类似，荣格并不认为普累若麻就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⑧

荣格把创造之物的自然趋势命名为个性化原则，这在后来作为荣格学派心理分析的目标作了详细阐述。该术语起初是一个哲学学术概念，它指物质原则，荣格是通过叔本华的主要工作得知它的。但是，与荣格不一样，叔本华使用它用来指一些需要被克服和解决的事。个性化就是盲目意志的一种自我确认，依赖于必须通过意志的自我否认而被放弃的自我 。

对荣格而言，创造之物的个性化不应该被归为普累若麻，相反，它是人类发展的非常合适的原则。对比来说，叔本华是从个性化原则来看自我主义的哲学功能的，因此荣格必须说明在个性化原则这个问题上他与叔本华的区别，这就是荣格在后期发展形成不同与自我的“自身概念”的原因 。

荣格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955年）

心理学史家舒尔兹说：“荣格的观念能激发人们的思想，而且新颖，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乐观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许多人认为是由于背离了弗洛伊德而有的、值得欢迎的变化。” 

就荣格与弗洛伊德二人的比较而言，另一位心理学史家墨菲认为弗洛伊德与荣格都是负有非常不同使命的先知，弗洛伊德看到的是浩瀚的力量横扫一切，人世也不免罹难，只能略做些敷衍塞责的抗议，然而在荣格看来，“有不断扩大的领域容许同那庄严和那神圣的东西进行直接的接触，有一种患者和医生都甘愿接受的鼓励，自由无阻地朝着神秘追求的方向运动。”人们或许会这样设想，前者是一位坚定的人物，“勇敢地对抗着一个异于宇宙的虽然宏大却凄凉萧瑟的力量”，对于这个宇宙，人类只可能提出局部而有限度的防御；而后者却是一位通往极富挑战性的世界的向导，在他看来，对于这个世界，人类是真正与之协调一致的。 

在心理学家斯托尔看来，人们大大低估了荣格理论的价值，究其原委，又主要是由于荣格不能用更简明易懂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写作方面，弗洛伊德有着巨大的优势，他的文章确实写得非常透彻而有说服力，因而他容易止息批评，令读者折服。荣格强调人性中与生理相对立的精神诸方面，这就与弗洛伊德对躯体的过分迷恋形成了一种重要而且必要的比照。人们很容易对荣格失去耐心，感到他那些神秘的偏见，他那种共时性的观点，还有充斥于他自传中的那些鬼神都让人特别难以接受。但是，他关于内倾与外倾人格的思想、关于心理有自我调节机制的设想、对个性化过程的描述、以及他对于精神分裂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方式治愈的信念，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