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林黎胜
在海光寺熊阔海与“告密者”裴艳玲以及女儿嫣嫣告别，耳语通知她们从后门撤。
《借枪》如此收尾，观众的反应两极分化，有的大呼“泄气给力”，有的痛斥“胡编乱造”。面对质疑甚至谩骂，编剧林黎胜直言“没野心俘虏所有观众”。他指责部分观众被虚荣的民族精神冲昏了头脑，并强调《借枪》是一部纯粹的、有点反类型的谍战剧。
质疑一：公开明杀，胡编乱造
看到如此“疯狂”的结局，部分观众直接指责该剧胡编乱造，完全脱离史实：“如果随便一个小人物就可以找日本军官单挑的话，中国人这么多，一对一找东条英机和日本首相单挑的话，那抗日战争就好打得多了。历史中如果真有此事，日军早就屠城了！此外，武士道精神不等于愚蠢，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送个人让他打死？”
大胆假设中寻求真实
■ 林黎胜回应
我觉得一部分观众要纠正自己的历史观，不是忠实于自己对历史的认知，而是要进入剧中的历史环境和语境里，这样才会理解它。如果用《潜伏》的观点来看《借枪》，这是非常荒谬的。在改编前，我查了许多资料，包括当时天津的情况、还有抗日锄奸团、京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国民党方面的民先组织等等，慢慢建构起1939年天津法租界的世界，确立我要讲的故事，来说明历史曾经是、也有可能是如此荒诞的。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英、法租界形成了一个孤岛。在英法面前，日本还是个小弟弟，所以在英法租界里日军的势力也没有那么强大，他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抓人的。天津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活动，就是在孤岛里与日伪统治者周旋时间很长的一场斗争。电话三、四局坐落在英、意租界，日军不能武力接管，裴艳玲窃听电话也是完全成立的。龙一说过，《借枪》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个大的假定性中，我们追求细节的真，来降低这种假定性。
质疑二：巧合太多
也有观众质疑、巧合太多，编剧“解套”解得并不精彩。当熊阔海接到加藤电话得知妻女在加藤手中时，为什么不利用媒体将此消息公之于众？
我们尽力了
■ 林黎胜回应
这个我没法辩解，结尾需要做到一个高点，主创被逼得要用“无巧不成书”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破绽，但我们尽力了。至于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杨小菊妻女的下落，我认为打过去是没有用的，加藤可以不承认；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熊阔海示弱了，不能无能到乞求敌人开恩吧！他们（日本人）没有任何怜悯心的，这已经不是逻辑问题，而是人物性格决定的。
质疑三：悲壮消解，荒诞加重
暗杀演变成了一场公开挑战行为，电台对狙击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巴尔扎克公寓外人山人海，场面如电视真人秀一般。熊阔海的粉丝甚至将电话打进公寓大胆表白，双方粉丝都围着各自的“偶像”尖叫。最后连赌场也加入到了这场较量中来，并通过广播下注开赔率。有网友直言：“这些情节减损了该剧的民族主义的悲壮和肃穆色彩，加重了该剧荒诞性。”“从《借枪》身上看到了《武林外传》（电视剧版 电影版）的影子。”
历史本身就是这么荒诞
■ 林黎胜回应
小说里写得更大胆，还有观众买票入场、买座席位来观看这场暗杀的情节，但在做剧本时都拿掉了。最早就敲定了小说中明杀的高潮部分不能超过五集，否则观众会看烦了。对于一个作品的结尾来说，如果导演设计得很平，那就太没劲了！最后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被逼上梁山，包括看家！倘若重新来做结尾，我仍认为我们的创作思路是对的。你说加藤能不知道杨小菊的存在吗？但加藤允许他存在，就是为了利用他，双方互知底细还能并存，就是为了彼此利用。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很多的。历史本身就是这么荒诞，我们不是搞无厘头荒诞，而是从骨子里荒诞。在前面，我们把这种荒诞遮了起来，埋得很深，但到后面就都砸开了。
还有一些观众不能接受一个地下党四处借钱买情报，我认为这些观众被虚荣的民族精神冲昏了头脑，偏真实一些就受不了，有点突破就不愿意。我们通过把“钱”放大的方式，从另一个层面表达对烈士的一种态度。传统的谍战迷质疑，“《借枪》怎么能这样？”我要反问下，“怎么就不能这样？”放宽心什么都可以。抗日英雄，有的是严肃正经老谋深算的，有的也是油腔滑调深藏不露的，我在创作时还在想，如果冯巩、葛优抗日会怎样？就像杨小菊所说，“最不像间谍的才是间谍，这才是最高明的潜伏。”我不敢说《借枪》更真实，但它反映了另一种真实。它不是生活剧，也不是荒诞剧，从头到尾，它都是一部纯粹的谍战剧，是有点反类型的类型剧。以自己的个性与同类题材区分开来，这一点《借枪》做到了。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