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一名领袖，斯大林是一个具有多张面孔的人。他嗜杀成性，与俄国历史上诸多残暴的统治者相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个党魁、行政首长、编辑和联络员。
《斯大林转》封面
罗伯特·谢伟思让读者无限接近斯大林。作者通过莫斯科尚未公开的档案、当事人的亲历证词以及私人收藏等，使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在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等不同时期的形象逐渐清晰。谢伟思分析了酗酒的父亲和虔诚的母亲，格鲁吉亚血统，宗教教育，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热情对斯大林造成的潜在影响，以此来阐释斯大林日后成为布尔什维主义激进分子、苏共领袖以及统治“暴君”的深刻内因，并进一步从斯大林的政治天赋、诗人气质中找到他崇尚权力、热衷报复、冷酷残忍的根源。
斯大林被神话了，也被歪曲了——这是罗伯特·谢伟思经过几十年研究得出的权威且引人深思的结论。
本文摘自：《斯大林传》 作者：(英)罗伯特·谢伟思 译者：李秀芳 李秉中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斯大林眼中的世界
作为一名领袖，斯大林是一个具有多张面孔的人。他嗜杀成性，与俄国历史上诸多残暴的统治者相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个党魁、行政首长、编辑和联络员。他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思考和写作。在他的乡间别墅里，斯大林是一位家长和友好的主人，也是一名博览群书的贪婪读者和聪明的自学者。他可以将自己的形象划分为多张面孔，并可以再进一步细化。基于各种环境需求，斯大林会展现出他个性的方面。斯大林这种多样性的面孔使他的同伴既对他印象深刻，又对他感到困惑和恐惧——事实上，这正是他凌驾于同事之上，成功地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秘诀之一。
关于斯大林是否能称得上一名国际政治家，素来争议颇多。历史的审判提供的大多数证据表明，斯大林过于专注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巩固，这使他无暇关注国外事务。许多人就此指责斯大林不了解也不关注国外事务。斯大林一直标榜“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位总书记过度地赋予这一口号以优先地位，无形中强化了斯大林不关心世界事务的错误观念：人们普遍认同斯大林并不关注世界事务。对此，人们普遍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抛弃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理想。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众多评论家都持此种观点。毫无疑问，斯大林关注苏联内部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对外政策，事实上苏联外交政策如果没有他的积极介入就很难出台。像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斯大林继续高度关注对外事务。
斯大林一直认真思索国际关系和苏联的外部安全。在内战时期，他负责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制定。1920年，他与列宁讨论在欧洲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前景，并对红军在波兰的战役提出了军事和政治的思考；他特别建议沿着边界，主要是从土耳其到阿富汗这一线扩大苏维埃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不是专注于派系斗争和官僚问题，而是积极参与并领导政治局制定有关对英国、德国和中国的政策。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等机构，则负责相关政策的详细阐释。1930年，格奥尔基·契切林因健康原因辞职，与斯大林并没有密切交往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接替了他他们在“一战”前有过短暂的合作。。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产生了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担任这一职位，而没有任用诸如莫洛托夫或者卡冈诺维奇这些亲信。季米特洛夫原本鲜为人知，但自从他在德国接受纳粹审讯之后便名声大噪。斯大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多次公开提及对外政策，只是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如果突然面临重要的任务，政治局内部会临时设立一个专供咨询的小组。斯大林关注这一小组的工作，并适时进行指导和必要的调整，不断发出指示。除非斯大林点头同意，否则任何重要的决议都断难通过。只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斯大林一反国内事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并不直接介入具体或琐碎的事务。
外交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的分离运作以及苏联最高层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会议（这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数十年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外交档案开始对外公布，研究者方可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为政治局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对此，国外流传着各种猜测。苏联军力正在稳步提高，每年的“五一”游行标志着苏联正在恢复其欧亚大国的地位。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世界事务呢？如果单单以他自己的言论和文章作判断，我们会发现斯大林习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全球政治，任何只考虑苏联利益的现实主义的苏联外交政策，都会遭到他的拒绝。斯大林反复宣称他受惠于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观点。在历届党代会上，他都将列宁思想作为苏联共产党继承的主要遗产而加以引用。列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存在，那么就会发生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先进的工业强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外交冲突，最终必然会导致战争。那些缺少海外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强国，一定会寻求更有利于它们竞争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这可能是更具全球规模的战争。在十八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重拾列宁的这一话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列宁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分析，资本主义本身没有能力维持世界和平。
从这一观点出发，“一战”结束后签署的和平条约反倒成了未来军事冲突的诱因。1919年德国在凡尔赛受辱，决心通过实力重振雄风，而这必然会引发永无休止的冲突。美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专注于肢解大英帝国和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关系犹如一块化脓的溃疡，必将导致战争。问题的解决可能有赖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坚挺。在此期间，苏联依然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国际联盟在1920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拒绝给予苏联政府席位。而且战后条约产生的东欧新国家敌视十月革命。苏联政治局深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威胁：某种程度上，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也许会导致一场针对苏联的“十字军东侵”。
对于斯大林来说，列宁先前的观点是正确的，苏联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便是避免介入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之中。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斯大林便强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和平主义或者想永远放弃军事活动。事实上，斯大林期待着红军能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战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他一直坚信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即：苏维埃国家需要更多的革命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对抗外国军队的干涉和颠覆。他用更多的精力来阐述列宁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即：苏联应该力求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斯大林将这一观点概括为，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会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利益“火中取栗”。
上述对外交政策的考虑实际上是以战争为前提的。但是这些考虑仅仅具有一般性，许多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却被其误导，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已经将意识形态抛在身后的实用主义者。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苏联的外交活动的确出现了急转弯，列宁与斯大林的外交活动很少有一致性。在列宁时代，1918年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令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共产主义者认为苏联抛弃了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目标，然而红军1920年入侵波兰，并致力于“革命战争”。同样的不一致性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明显地显现出来。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来指导欧洲共产党的初期活动，将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视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但很快他转而坚持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工党”一起加入“人民阵线”。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调苏维埃外交政策灵活的重要性几乎不是什么特色，因为这是外交的普遍法则，与时间、地点或政治取向没有关系。1917年之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古老的国际关系运作方式。
斯大林甚至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时期，也从没有忽视对实际利益的考虑。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给资本主义强国带来了挑战。因为苏联受到敌视，并导致了内战期间遭到外国的军事干涉，政治局经常警惕这种状况再度出现的可能。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切切实实需要结束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但他们又继续寻找各种机会鼓吹革命。如果不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就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苏联的这种孤立境况。最起码，苏联需要重新引进市场经济，并承认1917年之前俄国政府所欠债务。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斯大林打算走这一步。托洛茨基指控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斯大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和抹掉了列宁的遗产。斯大林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只是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加入了个人色彩。他的行为似乎证明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揭露以及消除来自国内外的阴谋活动。列宁向来怀疑外国的动机。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时，列宁认为他们里通外国。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很少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区分，他不加区分地对待国外政府中的法西斯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人民阵线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的判断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为前提的。然而这与列宁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列宁曾经在1920年就迫使德国共产党与德国极右势力联盟从而颠覆魏玛共和国，并撕毁《凡尔赛和约》。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夸大了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观点的差异。
但是，斯大林是如何把这些原则转化成具体行动的呢？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并没有外交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只想维护苏联的生存。他并没有主动塑造外交事务，而只是对它们做出被动反应。对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视为是对世界上其他强国的挑战，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联盟国家，因而这种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针对苏联的“十字军”威胁。他为边界上的扩张主义迹象感到不安，在北部和南部边界地区很少有威胁，而东部边界地区情况却糟透了。在1931年12月，日本入侵满洲，并建立了关东军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着东京。克里姆林宫对此极为关注，以防这成为日军穿过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前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对西部的发展充满希望。实际上，国内外政策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个方面均发生了极端事件。斯大林鼓励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继续与它们的政府进行政治对抗，极左分子的活动得到赞许，共产国际开始对那些受其指控的“右派思潮”进行对抗，而它曾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对德国的事务持谨慎态度，并清除了同情托洛茨基的左派领导人。斯大林乐观的基础便是世界经济中的严重困难。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给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当政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并实现了苏联工业产出大规模增长时，北美和欧洲的市场陷入混乱——德国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德国主要城市中的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治优势，宣称大萧条是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斯大林同意这种解释，这恰恰验证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长期坚持的预言和分析。
因此在1932年7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命令德国共产党将社会民主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而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将取得对政治左派的领导权优先于与纳粹主义斗争。这一异乎寻常的错误证明了斯大林从没有认真观察欧洲的普遍状况，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到了他的指示和他派出的代表团的警告。当他们提出最迫切的威胁其实源于纳粹党时，斯大林反驳说他已经考虑过了，斯大林也深知希特勒长于竞选。他在回答包括弗朗茨·诺依曼（Fianz Neumann）在内的拜访者时，答案非常简洁，显得极为坦诚。他争论道：“诺依曼，你难道没有想到如果民族主义者取得德国的政权，他们将完全专注于西方，我们则可以利用此段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吗？”由此，他似乎意指纳粹作为凡尔赛和约最根本的敌人，将摧毁整个欧洲。他似乎认为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共产国际由俄国向西推广革命。
实际上，被击败的右倾领袖布哈林曾预料希特勒比斯大林想象得更具进攻性和更强大有力。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并于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证实了这一预言。他公然撕毁了《拉帕洛条约》，取消了德国国防军与红军的合作，肆意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是欧洲的威胁。《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言行并无二致，除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外，其内容没有显示出针对欧洲的任何不轨之图。斯大林对于德国政治倾向的断言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呓语。西部的威胁变得与东部同样尖锐，并且德国和日本成了苏联此后10年中对外政策关注的两个焦点。除了鼓励与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贸易关系之外，斯大林几乎不关注北美。关于南美、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他很少提及。政治局继续避免任何冒险性的革命行动，军备生产被赋予最优先的地位。莫斯科进行了漫长的讨论，以期制定对外政策充分应对德国的扩张。
政治局为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所震惊，从而采取步骤来提高苏联的安全。美国宣称在外交上承认苏联，这是当时苏联最大的外交成就，也符合美国海外的商业利益。经过几年提升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努力后，斯大林获得了通向新世界的一个窗口。我特别感谢卡迪亚·安德烈耶夫对两战期间苏联外交政策的评论。同时，远东的红军军力得到了加强，以防东京利用满洲半殖民地为跳板入侵苏联。斯大林没有忘记日本人在布尔什维克赢得苏联国内战争之前对东西伯利亚的入侵。与日本相比，德国有着更为开阔的战略空间来进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与欧洲所有的反法西斯政党合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符合苏联的根本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他于1934年2月在德国的一座监狱中获释，并在苏联寻求政治避难。季米特洛夫反对官方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和成员界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虽然这些观点首创权属于李维诺夫和季米特洛夫，但必须得到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很多人认为苏联需要在欧洲拉拢法国。因为与苏联一样，法国也感受到了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威胁；斯大林理所当然地认为苏联和法国的和解符合双方的共同的利益。
斯大林也接受了李维诺夫的建议，采取了“集体安全”政策。在1934年1月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斯大林表达了希望改善和提升与法国、波兰的外交关系的意愿，虽然他不承认这意味着苏联对凡尔赛和约抵制态度的转变。斯大林反对纳粹领导人明确的反苏声明，因而没有向德国伸出橄榄枝。当时，他寄希望于美国（甚至是日本，他认为可以引导其与苏联合作）。
斯大林说道：我们拥护和平与和平事业。但是我们不惧怕威胁，对于战争狂人，我们做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准备。任何希望和平的人以及寻求与我们的事业合作的人都将受到我们的支持。但是那些试图攻击我们国家的人，将遭到毁灭性的报复，从而教会他们在将来不会把他们的魔爪伸向苏维埃。这就是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但是斯大林没有提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苏联领导人正力图摆脱孤立的状态。
建立人民阵线是一个新的提法，但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曾试用过。然而由于受到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季米特洛夫认为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部署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这一局势。在10月份，他声称目前的共产国际过于集权。他对斯大林写道：应该赋予海外共产主义政党更多的自主权来灵活应对各国具体形势。这并不意味着国外的共产主义政党可以选择是否组建人民阵线，他们被强制要求建立人民阵线。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只是次一级的问题。他希望各国政党能正常地处理日常事务，而不是事事都请示。季米特洛夫要求赋予这些政党以一定的独立性，但并不是要打破上下之间的链条关系，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这种要求颇类似于期盼天上掉馅饼。
斯大林几乎完全同意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观点。季米特洛夫是使苏联和欧洲的共产党得以合作来适应快速变化的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智力源泉。斯大林自己的创新乏善可陈，然而这些变化与对外政策的变化一样，都必须经过斯大林本人的同意。事实上，给予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首脑的地位时，斯大林与李维诺夫另有打算，即斯大林并不限制苏联与中-左派政党建立积极的国际联系，他也想与法国加斯东·杜梅格（Caston Doumergue）政府和解。苏联领导层正在稳步推进建立“集体安全”政策。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允许他的外交官提出申请并最终使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联。不仅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也是苏联示好的目标。那些普遍害怕德国再度崛起的国家给予了斯大林所需的援助，这些国家对第三帝国的存在感到恐慌，并且所有这些国家都考虑克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厌恶心理。红军是东欧和中欧潜在的一支反纳粹力量，此时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比十月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具吸引力。
观察家们对斯大林意图的判断有很大的分歧。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向着更加传统的俄罗斯式的议程稳步地推进。特殊的条约和联盟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问题：这样的事在每一代人中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流行着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斯大林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中的国际主义的目标，并希望苏联被世人看作是一支对于颠覆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感兴趣的大国。另一些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判断需要修饰。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斯大林的个人偏好导致了一种倾向：以牺牲与英国和法国的友好关系为代价，恢复与德国的友好关系。然而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家除了对情势做出被动反应外，并无其他过人的才智。
他们低估了斯大林丰富思想的适应能力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破程度。同样明显的是斯大林极力避免列宁领导时期所犯下的错误。他在一次季米特洛夫参加的晚宴上对客人说，列宁曾在“一战”期间错误地号召一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但他也推动了国际关系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的发动下，莫斯科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成果。当这些信息猛然进入列宁的世界观框架内时，他仍然准备保持苏联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列宁曾凭借这种态度获得了权力，斯大林对此印象深刻并希望超越他。正如列宁曾在1917—1918年面临德国压力的严峻考验时得以维持苏俄的存在一样，斯大林决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勇气。当欧洲与亚洲的威胁同时增长时，斯大林希望做好至少是知识上的准备。他深知，如果没有这些理念，看问题就缺乏应有的深度。斯大林最厌恶和竭力避免的就是自己被看作是这些问题的门外汉，只是听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摆布。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将领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叛了迭戈·巴里奥（Diego Ballio）（他的权威来自人民阵线）的共和国联合政府。弗朗哥向德国和意大利寻求援助，两国都同意了。当时的法国和英国虽然同情民选的政府，但依旧维持中立立场。西班牙政府联合了所有能联合的左翼政治力量，共产党是联合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
莫斯科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苏联是否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决定的时候。虽然很难向如此遥远的地区派遣红军，但是革命的传统使斯大林不得不认真关注来自马德里的请求。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不表现出抵抗德国的魄力来，欧洲将整个暴露给第三帝国，成为其扩张的对象。行动的失败也将标志着人民阵线政策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资金和军需品运输船由列宁格勒驶向西班牙，同时，共产国际派出化名为埃尔科利（Ercoli）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去指导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陶里亚蒂与作为政治和军事使者的其他同志所面对的是一幅混乱场景。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西班牙共产党虽然没有加入联合政府，然而却成为左派实际的领导力量。人民阵线政策得以保持，同时莫斯科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夺取政权。季米特洛夫建立了由他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经过克里姆林宫同意的。季米特洛夫明白，忽视斯大林的意见极其危险。
当弗朗哥迫使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撤退时，西班牙政府催促共产党人加入联合政府，斯大林打电话表示同意，并且由季米特洛夫给共产党领袖乔塞·迪亚斯（Jose Diaz）发去了一些策略性指导。最终，社会党党魁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出任政府首脑。在1937年3月之前，卷入一场结局无法控制的国际冲突，联合政府的有效性问题，以及来自军队的令人沮丧的消息都令斯大林焦虑不安。他本能地认为德国和意大利从西班牙撤军时，苏联也应撤出西班牙，并解散国际纵队。但在当时，斯大林坚持西班牙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这立刻成了共产国际的政策。然而，西班牙国内党际间的谈判几乎没有进展，多年来的相互对抗很难在一夜间消除。斯大林派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去搜寻并清除托洛茨基分子，也依然无济于事。对左派政治力量的不信任随着忠于托洛茨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的聚集而迅速加剧。西班牙共产党冷酷地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在政府中的影响。
情况每个月都在变化，社会党人拒绝服从西班牙共产党。到1938年2月，斯大林决定共产党员应从政府辞职。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及在西班牙的陶里亚蒂都服从了这一决定，尽管这引起了反弗朗哥联盟中的混乱。斯大林并没有制造任何使左派出现政治紧张形势的事件，但他使他们陷入了比以前更加致命的混乱局势。如果有人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对受害者所犯的罪行还只是为了巩固专制独裁的话，那么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就使他们迷惑不解了。因为一系列同样的政治迫害在西班牙上演。斯大林决定在共和派中的极左立场影响到西班牙共产党之前将其清除。的确，西班牙有大量的左派分子，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独立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不需要仔细考虑怎样选择，他知道不得不烧灼极左多元主义的伤口。西班牙将在斯大林的政治杀戮状态下获得援助。
那时，内战的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地偏向了弗朗哥。自1939年3月起，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支持的弗朗哥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共和国政府失败了。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政策过分谨慎，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向苏联以西扩展革命，并摧毁整个欧洲极右势力的政治基础。然而斯大林深切关注由他实行任何强有力的干预所带来的风险，他总是害怕将法国和英国推向弗朗哥的怀抱。很明显，一个由共产党人掌握领导权的西班牙联合政府也许很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和共产国际至少做了许多事，如果没有他批准西班牙共产党、共和政府几乎不可能坚持这么久。托派的批评者指责在斯大林管理下的苏联对外政策过分倾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忽视了苏联所能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的、军事的，尤其是地理上的这些掣肘因素阻碍了斯大林在当时取得更多成果。
如果说斯大林当时没有办法做更多有助于共和事业的事，但是他至少可以少做妨碍其发展之事。他对西班牙左派的态度，特别是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所作所为，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他的羞辱。由于他在自己假想的牢笼中实践，所以他无法想象如果不清洗掉其中一些不可靠元素，革命运动怎能适时动员起来。斯大林在苏联国内清除这些人的同时也在共产国际展开了类似行动。革命事业建立在左派政治内部健康的基质上，托洛茨基分子则是具有传染性的病虫。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理人在遥远的西班牙的高山和平原上捍卫着苏维埃自身的政治理想。
后斯大林时代
1953年3月初，改革浪潮吹遍整个苏联。经受了长期的压制后，斯大林的继任者终于可以在他死后变革其政策。苏共中央主席团没有一个人赞同他总体上保守的政策，甚至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这样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也赞同实施一定程度的改革。斯大林长期以来打击的改革终于有了实施的可能性。然而社会上并未出现关于改革的讨论。苏联当时是不允许民众讨论这些问题的。苏共党内斯大林的接班人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要让苏联的普通公民，或者政府的基层官员能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产生影响。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无法阻止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马林科夫想增加集体农庄的拨款以推动苏联的农业生产，他还赞同增加轻工业的投资。赫鲁晓夫想在苏联开荒，以结束几十年以来苏联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决心推动苏美的和平共处：他们担心冷战将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贝利亚希望同南斯拉夫建立友好关系，他也想废除俄罗斯在苏联境内的特权，并减少对各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的限制。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认为，公众的生活不应该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充满暴力和专断。他们主张释放劳动营里的政治犯封锁官方媒体，避免宣传老一套的做法。如果苏联改变了斯大林的政策，那么就没必要把斯大林当神一样去崇拜了。
苏共主席团非常谨慎地处理斯大林的物质遗产。1924年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成了列宁著作的管理者，他决定应该出版列宁的哪些著作，哪些不应该出版。他自己出版了《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参考列宁的著作，从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求合法性。斯大林的接班人都熟悉这些。1953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委员会授权，他们将《斯大林文集》没收，并匿名送给了各公共图书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只留了几百本书。斯大林的许多信件和电报都被烧掉了，他的大部分文章和著作的草稿也不见了。“斯大林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完整。
斯大林孔策沃别墅的桌子上还有秘密。在一个抽屉的报纸下面夹着三页纸。其中一份是铁托写的：不要派人来杀我了。我们已经抓了500个人了，有些人带着炸弹，有些人拿着枪……如果你还是派人来杀我，那我也派个人去莫斯科，我肯定不会送第二个。这是铁托写给斯大林的。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说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留着这个纸条的原因。他还保留着布哈林写给他的最后信件：“柯巴，为什么你一定要我死呢？”难道斯大林每次重读这封信时很兴奋？（据说他一直对布哈林有看法。）第三份是列宁1922年3月5日写的一封信，内容是要斯大林为自己的粗鲁言行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这是他收到的列宁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容很伤自尊。如果不是他心里放不下这几件事情，他是不会保留这些信件的。
苏共领导人把这三封信当成机密。但斯大林死后他们改变了苏联的公共话语，《真理报》赞扬斯大林的内容少了。一些发表的文章开始批评“个人崇拜”。虽然这些文章大篇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话，但并不是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历史上最冠冕堂皇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新政策时，由于贝利亚搜集到了斯大林与警察部门谈话的录音，所以贝利亚重新担任内务部部长。录音显示，斯大林打算将恐怖进行到底。贝利亚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读读录音记录
改革者面临一种困境：如果他们宣布放弃斯大林的遗产，那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他们不马上实施改革，社会的不满会积聚，他们也会有麻烦。还有更大的困难。有些人崇拜斯大林，但也有几百万人痛恨斯大林的镇压。斯大林死后还阴魂不散。改革者必须意志坚定，措施得力。慌乱必定会扰乱整个苏联的秩序。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在不特意批评斯大林的条件下实施改革。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只是提到晚年斯大林的反复无常。贝利亚因捏造英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的罪名而被逮捕，贝利亚被逮捕后，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7月召开了会议。实际上领导层担心贝利亚会掌握最高领导权，也担心他会实施看起来相当激进的改革。他们认为，应该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和权力滥用负责的是贝利亚，而不是斯大林，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了。
斯大林的家庭也遭受了重大的变故。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很快就改了自己的姓。学生时代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字叫斯维特兰娜·斯大琳娜（Svetlana Stalina），斯大林死后，她自己改名叫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由于已经向她父亲的继任者低头，所以她最终幸免于难。瓦西里·斯大林并未做相应的改变，经常沉湎酒色，臭名远扬。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他父亲死后，他被调查，并因爱胡闹和滥用公共资金而被捕。他的特权年月结束了。
贝利亚倒台后，苏共掌控了内务部。对于各民族有文化自觉权的限制仍然比较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继续推动改革，也都在为掌握最高权力而斗争。集体农庄的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了。为提高粮食产量，哈萨克斯坦的荒地得到了开发。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也有所松动，朝鲜战争也结束了。由于要明确支持苏共主席团的每一项活动，所以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发言管理就不那么严格了。虽说苏联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总体上说，恐怖气氛淡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贝利亚过去一直担心他激进的改革思想和他个人的鲁莽。马林科夫缺乏自信，赫鲁晓夫因镇压贝利亚而名声大振，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成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一个委员会开始调查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数据。赫鲁晓夫虽然在寻找对马林科夫不利的材料，但这尚需时日。苏共主席团的几位成员反对实施进一步的改革。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接班，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斯大林的问题。有人说破坏苏联秩序是危险的，他反驳说：“如果我们不在中央全会上说真话，我们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不得不说出真话。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发表演讲，而是在接受人民的调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怪人，他整死了几千人，在政治领导和具体政策上破坏了列宁主义的传统。指控书并没有全面综合地评价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集中在从1934年基诺夫遇害以来斯大林的活动上。他并不直接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建立起来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他也没提及斯大林在内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实施的恐怖。为了赢得当时党政官员的支持，他必须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你们这些人的前任都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受害者。
整个会场都没人提反对意见。赫鲁晓夫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于他国内的竞争对手来说，很难指责他领导权的合法性，除非这个人想回到斯大林的大恐怖年代。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正是斯大林在东欧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政权。通过指责斯大林，赫鲁晓夫重新确立了一条沿着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线前进的道路。这在东欧国家行不通，因为这些国家是斯大林帮助他们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东欧来说就是一颗政治炸弹。波兰发生了有组织的罢工抗议活动。1956年10月，匈牙利也发生了动乱。
1957年6月，反对改革的人开始发起攻击，他们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第一书记职务。但苏共中央委员会支持他，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后，他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老布尔什维克朵拉·拉祖继娜（Dora Lazurkina）走上讲台发言。由于她自己忍受了多年的压制，她说列宁托梦给她说红场的陵墓里只能有他一个。全场掌声雷动。一个寂静的夜晚，这件事情开始实施，经过防腐液处理的斯大林的尸体被抬出了陵墓，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底下。在他的墓地上只有一根柱子和一座半身像。历史学家开始查找斯大林与列宁经常争吵、举止粗鲁的材料。斯大林格勒重新命名为伏尔加格勒。对列宁的崇拜，也在不断提升着对赫鲁晓夫的崇拜。1959年出版了新的党史教程。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党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被开除党职。只有一小撮在国外的共产党员对此持有异议。他们当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生活上对斯大林不满，但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决裂。这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裂痕，最后中苏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苏共政治局（主席团重新变成了政治局）推翻了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实施的诸多政策，政治局也掩盖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这是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修正，不是要回到真正的斯大林主义。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从没考虑过实施恐怖统治或个人专制。“稳定干部”成了一句口号。但实际上苏共政治局在1969年斯大林生日这一天打算重新评估斯大林的遗产。《真理报》的社论准备了一份赞美词，只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干预才没能公开发表。（但这也迟了，蒙古共产党已经印发出去了，因为乌兰巴托的时区要早一些。）
但重评斯大林的动机还在。1984年7月，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前，政治局考虑过这个问题。年长的政治局成员对斯大林还是有感情的，对赫鲁晓夫很不满：尤斯蒂诺夫（Ustinov）：在评价赫鲁晓夫行为的问题上，我想谈谈我的观点。他带给我们太多的伤害。想想他对我们的历史，对斯大林都做了些什么。
葛罗米柯（Gromyko）：他击垮了苏联在世界其他国家眼里的良好形象。
吉洪诺夫（Tikhonov）：那赫鲁晓夫为我们的经济做了什么呢？我自己不得不在一个全国经济地区委员会那里工作！
戈尔巴乔夫：他对我们党所做的就是把党分成了工业党和农业党！
尤斯蒂诺夫：我们一直反对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如你们所回忆的，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局的多数成员都反对过赫鲁晓夫。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四周年时，我就提出要讨论一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把伏尔加格勒重新改为斯大林格勒吗？数百万人将会接受改名的。.斯大林死时，尤斯蒂诺夫是国防部长，葛罗米柯一直是驻联合国大使，吉洪诺夫是冶金部长。
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想法不了了之，因为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他在政治局不再提这件事了。很快斯大林又成为批判的对象。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原则下，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许多材料被揭发出来了。斯大林建立的行政命令制备受指责。电影、小说、诗歌以及历史著作都在指责斯大林。戈尔巴乔夫通过知识分子的著书立说让公众明白，全面评估斯大林的遗产对苏联社会的新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过程有点失控，因为有些批评斯大林的人认为列宁对权力滥用也负有责任。他们将行政命令制的起源追溯到苏联成立的时候。但在公开讨论中，也有人赞扬斯大林，有人还是肯定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以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做出的贡献。
但事情还没结束。戈尔巴乔夫指责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还在批判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既批判斯大林，也批判列宁。批判一直持续到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祖父曾做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厨师。普京总统不想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权力滥用的故事，相反他希望能够宣扬那些年代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普京不赞同诋毁历史，他象征性地恢复了苏联的国歌，当然是换了歌词了。他经常提及他在克格勃（KGB）工作的经历，克格勃的前身就是斯大林时期的安全保卫部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显然不是普京的目的，他是要说明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是一脉相承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第一次不再成为批判的对象。普京认为斯大林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是非功过让学者们去评说就可以了。这对于长眠于地下的斯大林来说是一种侮辱。只要他死后还被人们批判，他在莫斯科的政治中就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普京上台后，斯大林成了被官方忽视的人物。
但社会没有忘记他。尽管人们揭露他的独裁，但还是怀念斯大林和他统治的那个时代。2000年的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当被问及20世纪哪个时期最让他们难忘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30%的人认为是赫鲁晓夫时期，28%的人认为是革命时期，18%的人认为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而有26%的人认为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一数字不算是最低的。不赞成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人则高达48%，但事实上，有1/4的人并不反对斯大林的统治，这令那些主张变革社会观念的人很失望。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有美好的回忆。每到斯大林逝世纪念日时，有的家庭会为“美国医生”薛尼-斯托克司的健康庆贺。他们想起了1953年3月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得了要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事实上确实有两位医生，薛尼和斯托克司，但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爱尔兰人。）实际上，成百万的苏联公民经常会想起那些毁誉参半的政治家。
在国外，斯大林名声扫地是很正常的。1989年东欧剧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在西方，大多数共产党早已抛弃了斯大林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欧洲共产主义”一直在批评列宁和斯大林。西方的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也瓦解了，没有人再有兴趣去探讨斯大林的统治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还在大力赞扬斯大林，那就是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格鲁吉亚1992年新年赢得了独立。格鲁吉亚人总是忘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的祖先受到的伤害。斯大林被他们看成是有着世界影响力的格鲁吉亚人，他驯服了俄罗斯人，而且在国家建设上给俄罗斯人提供了经验，他有这么大的功绩，人们不该指责他。在哥里，他的雕像和他儿时居住过的房子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且被顶礼膜拜。他的那些亲戚，特别是那些孙子辈的人，都不怎么了解他，但都很崇拜他。格鲁吉亚的老共产党员也赞扬他的功绩。
俄罗斯当局可能认为，老一代人去世后，对斯大林的崇拜会大大减少。但大众认为，这取决于俄罗斯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似乎还很遥远。俄罗斯人的工资依然很低，阴谋夺取国有资产的少数人，也就是人们所称的“新俄罗斯人”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莫斯科繁荣了，但大多数城市，所有的农村仍然破败不堪。社会中有1/3左右的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以下。政治和经济精英缺乏推动社会迅速转型的有效办法，而极右翼和极左翼都认为，实际上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日里诺夫斯基（Vadimier Zhirinovski）的自由民主党和久加诺夫（Gennadi Zyuganov）领导下的俄罗斯共产党都谈到了斯大林给俄国带来的荣耀。他们都反驳说，要不是斯大林，苏联不可能有击败希特勒德国所需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但两个党在总统和杜马选举中都没能赢得多数。虽然有人在怀念斯大林，但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讨厌回到那种暴力政治中去。但在俄国社会物质真正繁荣前，那些极左或极右的政治家所提出的斯大林的模式还不可能消失。
斯大林在俄国还在不断引发争论。斯大林给他的接班人留下了一个稳固的统治体系。从个人角度来说，斯大林还是忠于列宁的，他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列宁主义的治理模式。十月革命后数月内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模式仍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他的意识形态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集权、恐怖和警察干预的司法有了基础并在不断得到加强，克里姆林宫完全掌握着经济和社会动员。内战以来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经济控制大大强化了。苏共了解过去，熟悉现状，对未来把握十足。历史似乎在沿着列宁和斯大林设定的道路上前行。
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延续了苏联早期历史的发展，这是苏联历史的基本特征——有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探讨人道的理想主义者——列宁同斯大林之间有何差别，他们不只关注历史的记载。斯大林在积极地学习列宁。但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点。斯大林从列宁那里挑选了对自己有用的政策，他的有些政策与列宁所支持的政策截然不同。有一份带有警告性语言的便笺能够说明这一点。列宁虽然有一些基本的假定没有发生变化，但他并未预见他未来的政策。列宁甚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中也不可能主张使用暴力。这并不是说列宁对农民、教士、耐普曼和民族主义者一直会很耐心：他也有心理波动的时候，但他一直在约束自我，而斯大林则不同。列宁不会过分整党内的异己分子。由于列宁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他也没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清除出去。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说简直极度过分，列宁如果活着的话，他绝对不会鼓励，也不会同意斯大林这样做的。
斯大林和列宁都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都受他们所创建的政权本身的制约，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斯大林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源于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不赞同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化以及文化、宗教和社会宽容。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中建立了一党专政、一种意识形态，这大大缩小了他们执行政策的选择余地。如果没有集权，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也会解体。如果有了言论自由，或者有了私人企业，那苏联会受到对手的猛烈攻击；如果不建立工业和军事强国，苏联也会被西方吞噬掉。可以用来应对这些困难的制度发展空间并不大。领导人主导下的国家计划将是指导性原则。要下级服从上级，采取行政监督和惩罚都是必要的，也会不可避免地实施动员，道德教育，以及清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
斯大林也不是一个人在采取这样的行动。在纠正新经济政策时，他就在苏共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中赢得了广泛支持。20世纪20年代后期党内部分成员、政治警察、军队及共青团都赞同实行国家控制。但这一套目标并不等于是计划。斯大林没有宏大的计划，他的支持者也没有。但斯大林认为，他们和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他不只是关注他的时代，他还在紧跟时代的步伐。斯大林不只是一个官僚，他是一个有雄心、有思想的人。他通常的想法由他落实成为各项政策，这些政策要符合不受制约和专制的倾向。
随着权力的扩大，斯大林已不再需要自己原来那些亲密战友的支持。如果他的老战友惹怒了他，他随时都会撤他们的职。他在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时也越来越冷静，“大清洗”就是他发动并监督实施的，同纳粹德国签订协议的决定也是他做出的。斯大林的决策也主导着苏联的战争机器。“二战”结束后，苏联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都是他选择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得到巩固的苏联政权的建设都是斯大林以列宁的设计为基础而最终完成的。斯大林也需要约束自己。他也不得不在共产主义秩序的框架内行动。他反对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出现保护伞。他明白，他不能完全信任从基层送上来的材料。他批评工人和农民没良心。他对苏联政府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影响力不足很不满。但斯大林还得依靠他可以依赖的人力资源和制度基础去行事。“大清洗”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专制统治，但也让他明白实行个人绝对控制的危险。虽然他的方法仍然是富有攻击性的、充满暴力的、无情的，但他的目标在1938年后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功地建立了一支既服从他又害怕他的组织队伍。他也想方设法将几百万个年轻男女提拔到各种岗位上，他们支持斯大林，当然斯大林也给了他们权力和舒适的生活。进一步讲，斯大林统治的这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里面受到了政府宣传的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可能有一少部分人很崇拜他。不管怎样，许多批评他的人还是尊重他的福利政策和爱国主义：斯大林确实做了许多很奇怪的事情，大众对他的态度也并不都是批判的。
如何看待斯大林在俄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呢？没有斯大林和他的统治，苏联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斯大林修正了列宁主义，和列宁一样，斯大林的实践和态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的实际中。这整个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然后到斯大林——都是在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吸收理论精华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无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干预。共产主义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追求全面的现代化目标，像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斯大林声称，苏联共产党对现代性的表述远远超出了其他人。他认为自己的成绩很突出：城市化，强大的军事力量，教育的发展以及为苏联带来的荣耀。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可以说有着骄人的成绩。苏联成了激进政治运动的典范，对共产主义国家是如此，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二战”前，自由民主党政府未能有效地抵御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建立的政府看来是可行的选择（至少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是这样的）。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他也不可能延续苏联的这种繁荣。
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很难说得清。许多人发现他确实完成了他所宣称的许多目标，而他的有些做法就不敢苟同了。战争的胜利，进一步使斯大林成了爱国主义的化身，他领导着苏联走向世界大国，领导着苏联走向光辉的未来。正是因为他的专制统治，无数人在生活中才不得不接受这种政治结构和官方的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人恨他，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仇恨也没消除。但在苏联人民中，支持斯大林的大有人在。
不管怎样，斯大林的计划体制是在缺乏广泛社会认同的条件下强制实行的结果。“大清洗”令几代人受尽磨难。大多数人忽视了官方的政策，而集中探讨政治庇护主义、地方主义、欺骗、政策执行不到位等的具体体现。正如斯大林自己所承认的，他的权力受到了诸多限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的统治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斯大林把下面的讨论看成是对和谐统一的威胁，他抓人、杀人都是为了保证绝对控制。可能的和公开的敌人都被他消灭了。结果是一连串的谋杀，留下的是恐惧、不信任和明哲保身。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导致政治体制僵化，而斯大林的工业和文化变革也走入了死胡同。在他的统治下，苏联政府的思想和行动模式最终会阻碍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的、开放式的发展。他在延续并巩固苏联模式，这令苏联在竞争中缺乏活力。
苏联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但这不是说中央实现了绝对控制。其实苏联的中央集权并不牢固。在具体的政治领域，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那他在其他领域的控制就越不牢靠。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特别有秩序和特别无秩序的结合体。只要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建立军事和重工业强国，那他的支持者，甚至他的敌人就越难以摸清事实真相。斯大林只是对他所建立的体制存在的问题认识严重不足。
斯大林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知道如何取悦不同的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他将苏联急行军式地拖进了军事和工业大国的行列。他有阴谋家的谋略，也有官僚所具备的手腕。但矛盾的是，他的阴谋诡计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苏联的宣传机器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么批评者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的行动往往出自对权力的追求和信念。他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的文学修养和编辑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心理特点有许多争论。他的政策中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要素，他对个人、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他是一个偏执狂。但大多数时候，他并不对接近他的人发狂。他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实践经验和制度使他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自由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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