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阵》注重复杂历史背景的交代、宏大战争场面的描写，也用相当的笔墨铺陈故事情节，而对于人物的塑造，作者更是深耕细作、求变出新，以纵深之笔开掘人物的灵魂、思想和情感。
作品不仅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部队这一无法旁绕的命题凸显出来、放大开去，也希望通过故事的展开和人物命运的起伏为这一命题添加一个个可能的注脚，甚至从这一命题中升腾出高昂的气节和尊严——“有一个家叫国家，有一扇门叫国门，有一个神叫精神”。
作为上过战场又非常熟悉中国革命史的军旅作家，徐贵祥以擅写革命战争而著称，《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四面八方》《马上天下》等一系列作品构建了他独特的文学谱系。沉淀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对阵》，在这一谱系中又堪称立异标新。该作从战争故事、历史细节到人物性格都更加内在，更加“走心”。作者藉由错综复杂的战争背景、扑朔迷离的矛盾冲突，对主人公幽微的内心探赜索隐，对军心民意发出了深刻的诘问。
抗战期间，为御外辱，渤海湾由以郑亦雄为首的国民党“琅琊独立旅”和以杨蓼夫为首的八路军“清河支队”共同驻守。期间，两支部队由于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军事目的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发生了种种冲突。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对阵”的首先是两支部队、将领之间微妙的内心。作品从一场即将到来的战斗入手，把两支部队的胜败权衡、得失考量，各种人物的思虑隐忧，老百姓对两支部队的看法，以及两支部队血浓于水的情感和在长期对垒、征战中的涤荡融合，写得入骨三分、魂魄淋漓。
作品写抗日进程的艰苦卓绝，写战役战斗的残酷凄绝，也更多地关注战争中人物的性格、命运和情感走向。从渤海湾到东北战场，两支部队从真真假假的“友军”变成货真价实的“敌我”，矛盾更加显现，冲突更加直接，斗争更加惨烈。同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两支部队彼此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和了解。
徐贵祥认为，一个敬业的作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建构能力，将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原材料精心筛选出来，严密组织起来，巧妙建造起来，把一切复杂的劳动留给自己，把简洁通晓的作品献给读者。凭着扎实的党史知识、军事素养和驾轻就熟的故事编织能力，作者在《对阵》中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军人从浴血抗战到民族解放的历史活剧。作品气质超然磅礴，故事简洁晓畅，而其内核又丰富驳杂。它不仅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一批富于个性和生命气息的中国军人形象，展示了朴素而深邃的兵法智慧，刻录了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存照，更为重要的是它触及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柔软的隐痛。
《对阵》不仅写了中国军人与日军的对阵，也不仅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对阵，还有抗日军民与“皇协军”、“汉奸”的对阵，与抗日阵营中那些意志不坚的摇摆者的对阵，甚至还有与某些乌合之众之间的对阵。如此种种，使得“抗日救国”这个本应清晰嘹亮的时代主题变得面目模糊，甚至模棱两可。何以至此？这里有信仰的缺位，有思想认识的误区，有地盘和利益的纷争，有基于武器装备等现实的考量，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作品中，当郑亦雄与企图投奔日军的营长王可范谈话时，王可范这个有着曲折经历的国民党下级军官非常坦诚地说：“我们出生草莽，我们贫贱得像一棵小草，我们虽然穿上了国军军装，可是在你的眼里，我们仍然是流寇，仍然是土匪，平心而论，你相信过我们这些人吗？”由此，作品不仅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部队这一无法旁绕的命题凸显出来、放大开去，也希望通过故事的展开和人物命运的起伏为这一命题添加一个个可能的注脚，甚至从这一命题中升腾出高昂的气节和尊严——“有一个家叫国家，有一扇门叫国门，有一个神叫精神”。
《对阵》注重复杂历史背景的交代、宏大战争场面的描写，也用相当的笔墨铺陈故事情节，而对于人物的塑造，作者更是深耕细作、求变出新，以纵深之笔开掘人物的灵魂、思想和情感。在整部作品中，杨蓼夫、龙捷三、孙大竹等八路军将士当然是作者浓墨重彩抒写的对象。除此而外，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人物，作者在刻画时笔法强劲，力道非凡。一是塑造了不少“优秀”的敌人。作品中，既有外部敌人——日本侵略者，也有友军变成的内部敌人——国民党部队。作品写敌人，特别是写日本侵略者的血性英勇、战术智慧、个体素质、良好养成，甚至闲来一笔写“鬼子在撤退之前，把武器装备收拾得干干净净”等等，都侧面表现出敌人的强大。饶是如此，更映照出八路军部队面临的局势和斗争的艰巨卓绝，反衬出一个个有血肉有温度的中国军人形象。二是写活了一批奇伟的女人。《对阵》中女性虽然不多，但个个生动鲜活，一言一行一笑一语都挥之不去。无论是身在行伍的任冰雪、章慧，还是“识字班”的家属们，都不仅仅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参与者支持者，还是启迪革命、推动胜利的一股特殊重要力量。女儿身，男儿志，英雄情，胜利梦，作品中的女人可谓个个不俗。三是写透了一些有用的闲人。所谓“闲人”，这里指那些看似与战争无关的人物。《对阵》中，令人印象最深的“闲人”就是朱茂煊。这是个了然大局、粗通易经却又贫病交加的老人，却是杨蓼夫的心头肉、座上宾，有时登门看望，有时请他卜卦，更为奇特的是有时还将他请到作战室。在一些战略问题上，杨蓼夫不仅倾听这个闲人的看法，有时还让他参与决策。如琅琊独立旅突遇部下“反水”，八路军要不要出面给郑亦雄解围、是打还是帮，领导层面临重大分岐。而杨蓼夫却以民主之名，将包括朱茂煊在内的众位乡亲请到作战室共商共议。在杨蓼夫恳切的话语中，老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帮帮他们吧，好歹，好歹，他们也是俺们中国人啊！”旋即，一个僵持不下的决策有了方向感。作者为何要把这么一个闲人写得如此出神入画？其实，作者设置朱茂煊这么个看似不痛不痒的人物，是为了赋予杨蓼夫这个主要人物以极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因为朱茂煊通易经会卜卦，在那个民智混沌的年代仿若神明；因为他既贫且病又无所事事，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因为他是最苦的群众，又能更好地代表人民。朱茂煊这个形象所以给人深刻印象，也是因为“闲人”往往是帮了其人无法帮到的“大忙”。
正是由于写好了敌人、写活了女人、写透了“闲人”，《对阵》才更彰显其丰富性、柔韧性和诡异性。训练有素、英武顽强的敌人，砥砺了更加强大的八路军；亦刚亦柔、敢恨敢爱的女人，赋予八路军的男人世界以欲望和动力；朱茂煊等小人物，看似闲来之笔，却使作品有了张弛有致的节奏感。作者对八路军将士深入刻写的得意之笔，体现在夹杂于革命理想和草莽精神之间的勇猛，体现在夹杂于兵学智慧与世俗哲学之间的思辨，也体现在夹杂于爱国立场与物伤其类之间的人道情怀。作品中有一个情节令人震撼：元宵战役后，杨蓼夫在查看牺牲的烈士遗体时看到了曾给自己当过伙夫的马百郎的名字，因为没找到遗体，只好用一具无名牺牲者的遗体代替。后来，有人辨别出这是日军的遗体，就抛之雪地。杨蓼夫发现后，力主妥善安葬，他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一个死人，既没有阶段立场，也没有民族矛盾。”战场上的杀敌之勇，使一支军队赢得了胜利；而这种弥足珍贵的超越精神又瞬间将这支军队的形象、气质和胸怀成功“置顶”。
“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阅读《对阵》，很容易让人想起徐贵祥另一部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扉页的这句话。走过遍地桂花，我们在世相时局和军心民意中发现一个更加庞然更加雄健的“自己”。（文/雷从俊）
